錢謙益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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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門春仲送李生還長幹》
闌風伏雨暗江城，扶病将愁起送行。
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
夜烏啼斷門前柳，春鳥銜殘花外莺。
尊酒前期君莫忘，藥囊吾欲傍餘生。
細雨、冷風、垂柳、骊亭，對晚境孤凄，扶病送行的老人而言，忘年之交的這一别，更不知何日得見？所以，幾天來，對特地從南京來看望他的年輕朋友，重叙契闊，不分宵旰，有多少的話要說，有多少的事要辦啊！燈火如豆，縱論傾情，不覺天之破曉；爐中炭燼，茶涼茗淡，依然談興不減。
昔時的宦海沉浮，諸多的罣誤失落，曾經的錦繡年華，難堪的卑瑣回憶。
隻剩下往事如煙的感觸不已，浮生若夢的無限惆怅。
此時此刻，陽關三疊的詩人，已無當年強求發達的政治抱負，更無馳騁官場的雄心壯志，所剩下的一點點精氣神，也就隻有賦幾首閑詩了。
這首情深意切的七律，真是心緒闌珊，感慨萬千，欲言又止，欲罷不能啊！“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那命運跌宕，家國破碎的無望前程，那歲月如磐，滄桑黍離的不堪命運，将詩人一生的颠撲悲喜，跌宕熬煎，全部凝縮其中。
這首詩寫得精工緻密，含蓄深沉，其陰霾氣氛，其惜别場景，令人仿佛置身其中，不由得也随之怦然心動。
這首詩的作者，為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在那改朝換代的歲月裡，是時人公認的文壇巨擘。
你也許并不贊成他這個負面大于正面的詩人，然而你卻不能不欽服他的才氣、他的文采、他的學問，以及他在清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無論是當時的人，還是後來的人，論清詩，或論明清之際的文學，首先必然要談到他。
所謂衆望所歸，所謂有口皆碑，錢謙益是當之無愧的。
四百多年過去，讀其詩作，那些感人肺腑的傷逝名篇，那些動人情愫的思念佳什，仍令人難以釋懷。
詩之好，在于動情，在于共鳴，但錢詩之好，更在于引導詩歌潮流，左右詩歌動向，具有楷模、榜樣作用。
中國詩人很多，多若過江之鲫，但能啟一代先聲的詩人，也隻屈原、謝靈運、李白、蘇轼等有限數人而已。
錢謙益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所發轫的嶄新詩路，主宰着大清王朝的詩歌格局。
《明史》認為他的詩歌革新，非同小可，評價為“至啟、祯時，準北宋之矩矱”，不可謂不高。
這就是說，明詩到了天啟、崇祯年間，已經奄奄一息，是他重新連接起上至北宋的詩歌命脈。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長命百歲的文學，文學屬于時代，時代完蛋，文學也會跟着完蛋。
明代詩歌的前七子、後七子，以及随後的“複古派”“竟陵派”“公安派”，已經是每況愈下的式微局面。
文學這東西，說來也怪，老是循着一條路走下去，不求新，不圖變，必然會走到不可延續，也無法延續的死胡同裡。
尤其詩歌，最能呼應其所處時代，而發出回聲反響的文體，不論詩人如何潔淨、高雅、脫俗，如何不食人間煙火，如何躲進象牙之塔，詩運與國運，文運與世運，有着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内在聯系。
說得直白一點，國強詩盛，時衰文弊，這是誰也無法違背的客觀規律。
當朱由檢被李自成團團圍住，坐困愁城時，沒出路的明代詩歌，要比最後上吊的這位皇帝，死得更早。
這也是錢謙益從唐宋詩歌的規章法度（即《明史》所說的“矩矱”一詞）中，開拓出一條新路的原因。
作為明末遺民，他從心底裡不會認同這個既野蠻又落後的王朝，然而它生氣勃勃、方興未艾地橫亘在他面前，躲不開也避不掉。
如同20世紀30年代文學悄然退場時，明末清初的錢謙益，既不能如沈從文那樣放下筆杆兒，改行轉業；也不能如萬家寶那樣悔其初作，回爐重作；更不能如舒舍予那樣蔚然改觀，面目一新；尤其不能如郭沫若那樣昨非今是，脫胎換骨。
因此他所開辟出來這個新時尚、新風格、新氣勢、新思路的詩歌體系，既沒有努爾哈赤的蠻夷色彩，也沒有明末詩壇的僵屍氣味，于是，一人倡之，萬人随之，詩人追從，詩壇認可，竟然形成大清王朝的一代風流。
領風氣之先，就了不起，創時代潮流，那就更了不起。
沒有大才華、大器度、大眼界、大成就，在文學界、詩歌界要想開天辟地，隻是癡人說夢而已。
這些年來，我就見識過許多已經上文學史，或即将上文學史的名人，都覺得自己已經，或即将創造出一個文學世界。
其實，曆史之無情，他們的話還沒有落音，他們都一個個跌進曆史的垃圾
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
夜烏啼斷門前柳，春鳥銜殘花外莺。
尊酒前期君莫忘，藥囊吾欲傍餘生。
細雨、冷風、垂柳、骊亭，對晚境孤凄，扶病送行的老人而言，忘年之交的這一别，更不知何日得見？所以，幾天來，對特地從南京來看望他的年輕朋友，重叙契闊，不分宵旰，有多少的話要說，有多少的事要辦啊！燈火如豆，縱論傾情，不覺天之破曉；爐中炭燼，茶涼茗淡，依然談興不減。
昔時的宦海沉浮，諸多的罣誤失落，曾經的錦繡年華，難堪的卑瑣回憶。
隻剩下往事如煙的感觸不已，浮生若夢的無限惆怅。
此時此刻，陽關三疊的詩人，已無當年強求發達的政治抱負，更無馳騁官場的雄心壯志，所剩下的一點點精氣神，也就隻有賦幾首閑詩了。
這首情深意切的七律，真是心緒闌珊，感慨萬千，欲言又止，欲罷不能啊！“煙月揚州如夢寐，江山建業又清明”，那命運跌宕，家國破碎的無望前程，那歲月如磐，滄桑黍離的不堪命運，将詩人一生的颠撲悲喜，跌宕熬煎，全部凝縮其中。
這首詩寫得精工緻密，含蓄深沉，其陰霾氣氛，其惜别場景，令人仿佛置身其中，不由得也随之怦然心動。
這首詩的作者，為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在那改朝換代的歲月裡，是時人公認的文壇巨擘。
你也許并不贊成他這個負面大于正面的詩人，然而你卻不能不欽服他的才氣、他的文采、他的學問，以及他在清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無論是當時的人，還是後來的人，論清詩，或論明清之際的文學，首先必然要談到他。
所謂衆望所歸，所謂有口皆碑，錢謙益是當之無愧的。
四百多年過去，讀其詩作，那些感人肺腑的傷逝名篇，那些動人情愫的思念佳什，仍令人難以釋懷。
詩之好，在于動情，在于共鳴，但錢詩之好，更在于引導詩歌潮流，左右詩歌動向，具有楷模、榜樣作用。
中國詩人很多，多若過江之鲫，但能啟一代先聲的詩人，也隻屈原、謝靈運、李白、蘇轼等有限數人而已。
錢謙益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所發轫的嶄新詩路，主宰着大清王朝的詩歌格局。
《明史》認為他的詩歌革新，非同小可，評價為“至啟、祯時，準北宋之矩矱”，不可謂不高。
這就是說，明詩到了天啟、崇祯年間，已經奄奄一息，是他重新連接起上至北宋的詩歌命脈。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長命百歲的文學，文學屬于時代，時代完蛋，文學也會跟着完蛋。
明代詩歌的前七子、後七子，以及随後的“複古派”“竟陵派”“公安派”，已經是每況愈下的式微局面。
文學這東西，說來也怪，老是循着一條路走下去，不求新，不圖變，必然會走到不可延續，也無法延續的死胡同裡。
尤其詩歌，最能呼應其所處時代，而發出回聲反響的文體，不論詩人如何潔淨、高雅、脫俗，如何不食人間煙火，如何躲進象牙之塔，詩運與國運，文運與世運，有着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内在聯系。
說得直白一點，國強詩盛，時衰文弊，這是誰也無法違背的客觀規律。
當朱由檢被李自成團團圍住，坐困愁城時，沒出路的明代詩歌，要比最後上吊的這位皇帝，死得更早。
這也是錢謙益從唐宋詩歌的規章法度（即《明史》所說的“矩矱”一詞）中，開拓出一條新路的原因。
作為明末遺民，他從心底裡不會認同這個既野蠻又落後的王朝，然而它生氣勃勃、方興未艾地橫亘在他面前，躲不開也避不掉。
如同20世紀30年代文學悄然退場時，明末清初的錢謙益，既不能如沈從文那樣放下筆杆兒，改行轉業；也不能如萬家寶那樣悔其初作，回爐重作；更不能如舒舍予那樣蔚然改觀，面目一新；尤其不能如郭沫若那樣昨非今是，脫胎換骨。
因此他所開辟出來這個新時尚、新風格、新氣勢、新思路的詩歌體系，既沒有努爾哈赤的蠻夷色彩，也沒有明末詩壇的僵屍氣味，于是，一人倡之，萬人随之，詩人追從，詩壇認可，竟然形成大清王朝的一代風流。
領風氣之先，就了不起，創時代潮流，那就更了不起。
沒有大才華、大器度、大眼界、大成就，在文學界、詩歌界要想開天辟地，隻是癡人說夢而已。
這些年來，我就見識過許多已經上文學史，或即将上文學史的名人，都覺得自己已經，或即将創造出一個文學世界。
其實，曆史之無情，他們的話還沒有落音，他們都一個個跌進曆史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