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的潇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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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強弱，以宋為分界線，趙宋王朝的理學禁锢、禮教桎梏、人性壓抑、思想束縛和種種意識形态的整肅，将中國人的生氣、活力、創造性、想象力、開放心态、寬容胸懷，統統鉗制得往木乃伊的方向發展；将漢、唐以來那種“萬物皆備于我”的主人公姿态，敢于擁抱整個世界的大志氣、大雄心，敢于追求精神和物質上的大豐富、大滿足，敢于昂首于天下，嚣張于宇内的大氣魄、大手筆，統統壓榨進死氣沉沉的棺材闆中。
木乃伊與潇灑是不共戴天的死敵，而無論什麼人，在棺材闆中也絕對潇灑不起來。
所以，宋以後，中國文人真正稱得上潇灑者，便很稀見了。
因此，詞典解釋“潇灑”一詞，通常舉唐·李白《王右軍》詩“右軍本清真，潇灑在風塵”為例，這一個唐人，一個晉人，才是令人向往的潇灑風範。
而随後經曆了宋之閹割，元之去勢，明之幽辟，清之自宮，中國文人連“雄起”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還有什麼潇灑可言？ 于是乎，像張岱這樣一位名士，文學史上最後一位真正的潇灑人物，便值得刮目相看了。
1644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不知該朝誰磕頭才好，而惶惶不安的動亂年月。
在北京城，首善之區，這一年，三月十九日，天下着小雪，朱由檢吊死景山；四月三十日，玉蘭花開得正歡，李自成撤出北京；十月初一，初冬陰霾的天氣裡，福臨登基。
大約在半年多的時間内，死了一個皇帝，跑了一個皇帝，來了一個皇帝。
生活在胡同裡的老百姓，對這走馬燈似的政局，眼睛都嫌不夠用了。
磕頭，并非中國人的嗜好，而是數千年封建統治的結果。
國人這種必須要用磕頭的方式，向登上龍床的陛下，表示子民的效忠，才感到活得踏實的毛病，也是多少年無數經驗總結出來的結晶。
因為，老百姓有他的算盤，國不可一日無主，如果無主，勢必人人皆主，而人人皆主，對老百姓所帶來的災難，要比沒有主更禍害、更痛苦。
因此，有一個哪怕不是東西的主，戳在紫禁城，也比人人皆主強。
所以，京城百姓，在這半年多時間裡，不管三位皇帝，誰先來，誰後到，誰是東西，誰不是東西，都乖乖地山呼萬歲，磕頭連連。
文人，有點麻煩，麻煩在于他們是這個社會裡有文化的一群。
因為有文化，就有思想，因為有思想，就有看法，因為有看法，就有選擇。
那麼，他必然自問：第一，磕不磕？第二，向誰磕？所以，在這改朝換代的日子裡，文人們比無知百姓多了一層煩惱，頭是要磕的，可怎麼磕，成了問題。
即使一家雜貨鋪，半年之中，接連換了三位東家，店裡的夥計能無動于衷嗎？雖然說，誰來都是老闆；雖然說，不管誰來你也是夥計。
但是，老東家朱由檢，新東家福臨，半路上插一腿的過渡東家李自成，對當夥計的來說，就産生了疑難。
一是感情上的取舍，一是認知上的異同。
可想而知，匆匆而去、匆匆而來的三位皇帝，胡同裡的老百姓，隻消磕頭就行了。
而文人，有的磕得下這個頭，有的磕不下這個頭，還有的，也不說磕，也不說不磕，給你一個背脊，介乎磕和不磕之間。
所以說，這一年的北京，做老闆難，做夥計又何嘗不難呢？到了該籠火生爐子的季節，中國文人面對着磕不磕頭的這張試卷，再不做出答案，恐怕日子就不好過了。
政權就是老闆，文人就是夥計，任何社會都是這樣的一種契約關系。
雖然，大家羞于承認這一點，但大家也不否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這個道理。
事實就是如此，說白了，中國文人，不過是各人用各人的方法和手段，直接或間接地從統治階級那裡讨生活罷了。
包括那些口頭革命派，包括那些清流名士派，也包括那些不拿人民币而拿美元和歐元的西化鼓吹派，說到底，都是給人打工的夥計。
老闆開腔了，現在我是掌櫃的，你要服我的管，聽我的話，如此，你就可以留下來；否則，對不起，我就炒你的鱿魚，卷鋪蓋走人。
如果真是一家雜貨鋪的老闆，這樣的狠話，也許不必放在心上，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可大清江山，獨此一家，别無分号，你到哪裡去？明末清初，有多少中國文人，想徹底逃脫必須交卷的命運，也就僅有一個朱舜水，浮海去了日本，免除磕頭的煩惱。
絕大多數文人無一例外地皆要面對這道難題。
俗語“學成文武藝，貨于帝王家”，不知典出何處？但卻是中國舊時知識分子奉為圭臬的箴言。
加上北宋時期的《神童詩》“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再加上宋真宗的《勸學詩》，這就孫悟空腦袋上的緊箍咒一樣，使得封建社會裡的中國人，從啟蒙識字那天開始，就将自己将來給誰打工，為誰效力，看誰臉色，朝誰磕頭，都基本定向。
而且，也像“俺老孫”一樣，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輩子在怪圈中打轉。
中國文人，在宋以前，還能保持一點自己，在宋以後，基本上就沒有了自己。
當然，也有的人不那麼甘心，想有一點自己，那麼被戴帽子、被打屁股、被砍腦袋，便是注定的命運了。
木乃伊與潇灑是不共戴天的死敵，而無論什麼人，在棺材闆中也絕對潇灑不起來。
所以，宋以後，中國文人真正稱得上潇灑者，便很稀見了。
因此，詞典解釋“潇灑”一詞，通常舉唐·李白《王右軍》詩“右軍本清真，潇灑在風塵”為例，這一個唐人，一個晉人，才是令人向往的潇灑風範。
而随後經曆了宋之閹割，元之去勢，明之幽辟，清之自宮，中國文人連“雄起”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還有什麼潇灑可言？ 于是乎，像張岱這樣一位名士，文學史上最後一位真正的潇灑人物，便值得刮目相看了。
1644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不知該朝誰磕頭才好，而惶惶不安的動亂年月。
在北京城，首善之區，這一年，三月十九日，天下着小雪，朱由檢吊死景山；四月三十日，玉蘭花開得正歡，李自成撤出北京；十月初一，初冬陰霾的天氣裡，福臨登基。
大約在半年多的時間内，死了一個皇帝，跑了一個皇帝，來了一個皇帝。
生活在胡同裡的老百姓，對這走馬燈似的政局，眼睛都嫌不夠用了。
磕頭，并非中國人的嗜好，而是數千年封建統治的結果。
國人這種必須要用磕頭的方式，向登上龍床的陛下，表示子民的效忠，才感到活得踏實的毛病，也是多少年無數經驗總結出來的結晶。
因為，老百姓有他的算盤，國不可一日無主，如果無主，勢必人人皆主，而人人皆主，對老百姓所帶來的災難，要比沒有主更禍害、更痛苦。
因此，有一個哪怕不是東西的主，戳在紫禁城，也比人人皆主強。
所以，京城百姓，在這半年多時間裡，不管三位皇帝，誰先來，誰後到，誰是東西，誰不是東西，都乖乖地山呼萬歲，磕頭連連。
文人，有點麻煩，麻煩在于他們是這個社會裡有文化的一群。
因為有文化，就有思想，因為有思想，就有看法，因為有看法，就有選擇。
那麼，他必然自問：第一，磕不磕？第二，向誰磕？所以，在這改朝換代的日子裡，文人們比無知百姓多了一層煩惱，頭是要磕的，可怎麼磕，成了問題。
即使一家雜貨鋪，半年之中，接連換了三位東家，店裡的夥計能無動于衷嗎？雖然說，誰來都是老闆；雖然說，不管誰來你也是夥計。
但是，老東家朱由檢，新東家福臨，半路上插一腿的過渡東家李自成，對當夥計的來說，就産生了疑難。
一是感情上的取舍，一是認知上的異同。
可想而知，匆匆而去、匆匆而來的三位皇帝，胡同裡的老百姓，隻消磕頭就行了。
而文人，有的磕得下這個頭，有的磕不下這個頭，還有的，也不說磕，也不說不磕，給你一個背脊，介乎磕和不磕之間。
所以說，這一年的北京，做老闆難，做夥計又何嘗不難呢？到了該籠火生爐子的季節，中國文人面對着磕不磕頭的這張試卷，再不做出答案，恐怕日子就不好過了。
政權就是老闆，文人就是夥計，任何社會都是這樣的一種契約關系。
雖然，大家羞于承認這一點，但大家也不否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這個道理。
事實就是如此，說白了，中國文人，不過是各人用各人的方法和手段，直接或間接地從統治階級那裡讨生活罷了。
包括那些口頭革命派，包括那些清流名士派，也包括那些不拿人民币而拿美元和歐元的西化鼓吹派，說到底，都是給人打工的夥計。
老闆開腔了，現在我是掌櫃的，你要服我的管，聽我的話，如此，你就可以留下來；否則，對不起，我就炒你的鱿魚，卷鋪蓋走人。
如果真是一家雜貨鋪的老闆，這樣的狠話，也許不必放在心上，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可大清江山，獨此一家，别無分号，你到哪裡去？明末清初，有多少中國文人，想徹底逃脫必須交卷的命運，也就僅有一個朱舜水，浮海去了日本，免除磕頭的煩惱。
絕大多數文人無一例外地皆要面對這道難題。
俗語“學成文武藝，貨于帝王家”，不知典出何處？但卻是中國舊時知識分子奉為圭臬的箴言。
加上北宋時期的《神童詩》“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再加上宋真宗的《勸學詩》，這就孫悟空腦袋上的緊箍咒一樣，使得封建社會裡的中國人，從啟蒙識字那天開始，就将自己将來給誰打工，為誰效力，看誰臉色，朝誰磕頭，都基本定向。
而且，也像“俺老孫”一樣，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輩子在怪圈中打轉。
中國文人，在宋以前，還能保持一點自己，在宋以後，基本上就沒有了自己。
當然，也有的人不那麼甘心，想有一點自己，那麼被戴帽子、被打屁股、被砍腦袋，便是注定的命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