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的潇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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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啊!當時的中國文人,就隻好一分為三:第一種人,磕頭的順服者;第二種人,不磕頭的抵抗者;第三種人,讓他磕,不得不磕,能不磕,絕對不磕的既不順服,也不抵抗者。
我們知道,大明王朝第一個剃發磕頭的武人,為吳三桂,準确日期為這年的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時分,準确的地點為山海關老龍頭軍前。
而大明王朝第一個剃發磕頭的文人是誰呢?好像應該是錢謙益,然而不是。
這位領袖文壇的扛鼎人物,這位有頭有臉的大明官員,是在吳三桂剃頭後一年,順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清軍過江,進入南京城時,将自己頭上的白發剪掉,以示順服。
這位前朝的東林黨人,首輔候選,晚明第一号種子作家,其實是一個不大耐得住寂寞的文人。
不過話說回來,又有幾多文人能耐得住寂寞呢?牧齋先生認為自己,既然胡服左衽地降清了,還不如索性豁出去為新朝大幹一場,也算有失有得吧!随後,順治三年,來到北京,給福臨磕頭來了。
立授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明史館副總裁,着實的滋潤。
他這一帶頭,一示範,不打緊,如吳梅村,如龔鼎孳,前有車,後有轍,也一一剃了發,排在後面向新朝磕頭。
這樣,凡有奶便是娘的中國文人,凡光棍不吃眼前虧的中國文人,凡在前朝不得煙兒抽的中國文人,都走錢謙益這條路。
這第一種人,大約占了文人的大多數。
中國文人在非要你買賬,不買賬就要你好看的老闆手下,通常都将磕頭,列為首選的生存方式,這絕對是中國文人的聰明了。
這聰明來得不易,是以千百年來紛紛落地的人頭為代價而得來的。
盡管這是一份苟且的聰明,難堪的聰明,你可以鄙視,你可以看不起,但大多數文人站在老闆面前,這其中包括你、我,想到腦袋沒了,其他一切也跟着完蛋時,會選擇這一份聰明的。
不過,大多數文人聰明了,不等于所有中國文人都采取這種聰明的活法;還是有不聰明的文人,偏要做不買賬的第二種人。
一般情況下,不買賬,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卻難。
因為,得罪老闆,至多将你開革,得罪皇帝,那是要砍你腦袋的。
但即便如此,如張煌言,如陳子龍,如夏完淳……這班不怕死的硬骨頭,刀橫在脖子上,也絕不下跪;膝蓋不彎,當然也就磕不了頭。
他們不但不剃發留辮,不但不磕頭效忠,還要糾集人馬,舉刀執矛,進行反清複明的抵抗運動,堅決抗争,決不投降。
這第二種人,在中國文人總數中,隻占極小比例,但卻是應該得到格外的敬重,要沒有這些脊梁骨支撐着,中國文人豈不全是軟殼雞蛋了嗎? 接下來,就是介乎磕和不磕之間的第三種人了,如黃宗羲,如顧炎武,如王夫之……索性隐姓埋名,匿迹消聲,幹脆遠起他鄉,遁逃山林。
在那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一方面,自食其力,種田糊口;一方面,苦心研讀,潛心著述。
統治者的網羅再密,也有鞭長莫及的死角,于是,也就不用朝誰磕頭。
在這個隊列中間,排在第一名者,非張岱莫屬。
首先,他年事高于黃、顧、王等人;其次,他文名不亞于錢、吳、龔等人;第三,也是最重的,他的風流倜傥,他的奇情壯采,确是大江南北無人不知的大名士。
在《陶庵夢憶》一書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 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
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老人辄自喜。
由此可知張岱盛時,不但山陰裝不下這位名士,甚至杭城,甚至江南,也都仰其聲名,羨其華腴,慕其文采,效其潇灑而從者如雲的。
那時,資訊極不發達,消息相當閉塞,這位大名士卻有如此衆多粉絲捧場,可見其聞名遐迩。
他在《閏中秋》一文中說到他的一次聚會: 崇祯七年閏中秋,仿虎丘故事,會各友于蕺山亭。
每友攜鬥酒、五簋、十蔬果、紅氈一床,席地鱗次坐。
緣山七十餘床,衰童塌妓,無席無之。
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為雷動。
從他舉辦的這次嘉年華會看,這位大名士之大手筆,之号召力,之能折騰,之出風頭,可想而知。
做名士,是風光的,可到了老闆更疊,皇帝輪換之際,名士腦袋大,更是明顯的目标。
黃宗羲屢戰屢敗,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去了;顧炎武舉事不成,到鄉野間覓室苦讀去了;王夫之知事不可為,隐遁湘西潛心著述去了。
而這位江左名士,走又走不了,躲又躲不成,他隻有采取這種與新朝既不合作,也不反抗,與當局既不妥協,也不頂牛的龜縮政策。
實在無法背過臉去,必須面對這個絕不心悅誠服的皇帝,怎麼辦?或假作磕狀,盡量敷衍;或磕下頭去,卻不認賬。
這樣,第一種人覺得他不省時務,不知大勢所趨;第二種人覺得他同流合污,缺乏革命氣節,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他比第一種人,要活得艱難,因為不能不顧及自己的臉面,不能太無恥;他比第二種人,要活得艱險,因為不能不顧及自己的頭顱,别撞到槍口上。
于是,閃躲、避讓,免遭沒頂之災,遊離、回旋,終成
我們知道,大明王朝第一個剃發磕頭的武人,為吳三桂,準确日期為這年的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時分,準确的地點為山海關老龍頭軍前。
而大明王朝第一個剃發磕頭的文人是誰呢?好像應該是錢謙益,然而不是。
這位領袖文壇的扛鼎人物,這位有頭有臉的大明官員,是在吳三桂剃頭後一年,順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清軍過江,進入南京城時,将自己頭上的白發剪掉,以示順服。
這位前朝的東林黨人,首輔候選,晚明第一号種子作家,其實是一個不大耐得住寂寞的文人。
不過話說回來,又有幾多文人能耐得住寂寞呢?牧齋先生認為自己,既然胡服左衽地降清了,還不如索性豁出去為新朝大幹一場,也算有失有得吧!随後,順治三年,來到北京,給福臨磕頭來了。
立授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明史館副總裁,着實的滋潤。
他這一帶頭,一示範,不打緊,如吳梅村,如龔鼎孳,前有車,後有轍,也一一剃了發,排在後面向新朝磕頭。
這樣,凡有奶便是娘的中國文人,凡光棍不吃眼前虧的中國文人,凡在前朝不得煙兒抽的中國文人,都走錢謙益這條路。
這第一種人,大約占了文人的大多數。
中國文人在非要你買賬,不買賬就要你好看的老闆手下,通常都将磕頭,列為首選的生存方式,這絕對是中國文人的聰明了。
這聰明來得不易,是以千百年來紛紛落地的人頭為代價而得來的。
盡管這是一份苟且的聰明,難堪的聰明,你可以鄙視,你可以看不起,但大多數文人站在老闆面前,這其中包括你、我,想到腦袋沒了,其他一切也跟着完蛋時,會選擇這一份聰明的。
不過,大多數文人聰明了,不等于所有中國文人都采取這種聰明的活法;還是有不聰明的文人,偏要做不買賬的第二種人。
一般情況下,不買賬,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卻難。
因為,得罪老闆,至多将你開革,得罪皇帝,那是要砍你腦袋的。
但即便如此,如張煌言,如陳子龍,如夏完淳……這班不怕死的硬骨頭,刀橫在脖子上,也絕不下跪;膝蓋不彎,當然也就磕不了頭。
他們不但不剃發留辮,不但不磕頭效忠,還要糾集人馬,舉刀執矛,進行反清複明的抵抗運動,堅決抗争,決不投降。
這第二種人,在中國文人總數中,隻占極小比例,但卻是應該得到格外的敬重,要沒有這些脊梁骨支撐着,中國文人豈不全是軟殼雞蛋了嗎? 接下來,就是介乎磕和不磕之間的第三種人了,如黃宗羲,如顧炎武,如王夫之……索性隐姓埋名,匿迹消聲,幹脆遠起他鄉,遁逃山林。
在那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一方面,自食其力,種田糊口;一方面,苦心研讀,潛心著述。
統治者的網羅再密,也有鞭長莫及的死角,于是,也就不用朝誰磕頭。
在這個隊列中間,排在第一名者,非張岱莫屬。
首先,他年事高于黃、顧、王等人;其次,他文名不亞于錢、吳、龔等人;第三,也是最重的,他的風流倜傥,他的奇情壯采,确是大江南北無人不知的大名士。
在《陶庵夢憶》一書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 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
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老人辄自喜。
由此可知張岱盛時,不但山陰裝不下這位名士,甚至杭城,甚至江南,也都仰其聲名,羨其華腴,慕其文采,效其潇灑而從者如雲的。
那時,資訊極不發達,消息相當閉塞,這位大名士卻有如此衆多粉絲捧場,可見其聞名遐迩。
他在《閏中秋》一文中說到他的一次聚會: 崇祯七年閏中秋,仿虎丘故事,會各友于蕺山亭。
每友攜鬥酒、五簋、十蔬果、紅氈一床,席地鱗次坐。
緣山七十餘床,衰童塌妓,無席無之。
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為雷動。
從他舉辦的這次嘉年華會看,這位大名士之大手筆,之号召力,之能折騰,之出風頭,可想而知。
做名士,是風光的,可到了老闆更疊,皇帝輪換之際,名士腦袋大,更是明顯的目标。
黃宗羲屢戰屢敗,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去了;顧炎武舉事不成,到鄉野間覓室苦讀去了;王夫之知事不可為,隐遁湘西潛心著述去了。
而這位江左名士,走又走不了,躲又躲不成,他隻有采取這種與新朝既不合作,也不反抗,與當局既不妥協,也不頂牛的龜縮政策。
實在無法背過臉去,必須面對這個絕不心悅誠服的皇帝,怎麼辦?或假作磕狀,盡量敷衍;或磕下頭去,卻不認賬。
這樣,第一種人覺得他不省時務,不知大勢所趨;第二種人覺得他同流合污,缺乏革命氣節,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他比第一種人,要活得艱難,因為不能不顧及自己的臉面,不能太無恥;他比第二種人,要活得艱險,因為不能不顧及自己的頭顱,别撞到槍口上。
于是,閃躲、避讓,免遭沒頂之災,遊離、回旋,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