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的潇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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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網之魚。
三十多年下來，活得是多麼不易。
然而，他居然活下來了，那就更不易；而他是一位衆所周知的名士，則是尤其的不易。
話說回來，也不是随便一個阿貓、阿狗，張龍、趙虎之流，就可以稱得起名士的。
《世說新語·任誕》載王恭的一句名言： 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看來，名士在中國，有着長遠的曆史。
也許魏晉時的名士，隻需有點酒量，背得出幾句《離騷》即可。
經過南北朝，經過唐宋元明，名士，就不是随便拎一個腦袋，可以充數的了。
真正的潇灑，是文化、精神、學問、道德之長期積累的結果，是智慧、意趣、品位、見識之諸多素質的綜合，是學養、教養、素養、修養之潛移默化的積澱。
所以，你有錢也好，你有權也好，可以附庸風雅，無妨逢場作戲，但一定要善于藏拙，勿露馬腳。
即使你的吹鼓手，你的啦啦隊，哄然叫絕，說你酷斃了，秀透了，您也千萬别當真。
以為自己就是真潇灑，大潇灑，而忘乎所以，那可要讓人笑掉大牙的。
第一，你得有真學問；第二，你得有真才情；第三，你得有真名望。
有真學問，世人打心眼兒裡佩服；有真才情，同行不得不心服；有真名望，官府輕易不願拿你是問。
你隻是寫過幾篇罵人文章，你隻是出過幾本過眼即忘的爛污小說，你隻是喝過洋墨水能講幾句鳥語，你隻是在巴掌大的地方上自我封王，對不起，這幫文壇暴發戶，暴走族，想給張岱拾鞋，也是不夠格的。
張岱《又與毅儒八弟》信中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鐘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鐘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鐘譚者必棄置不取。
鐘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鐘譚時，有鐘譚之好處，盡有鐘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鐘譚時，有鐘譚之不好處，仍有鐘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
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心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封信說明一個道理，一個活在他人影子下面，一個失去自我的文人，也是無從潇灑得起來的。
這就是在精神上不羁于凡俗的名士風度，這就是在文學上不追随風氣的獨立人格，這就是“胸中自有百萬兵”的笃定和自信，這就是在烏天黑地、伸手不見五指的混沌蒙昧中，不至于找不着北的清醒和鎮定。
隻是可惜，時不我予，具有如此大家風範的張岱，也唯有于淹蹇中埋沒終身。
1644年，按天幹地支排，為甲申年，中華大地慘遭一劫，先是李闖王進城稱帝，後是順治帝正式登基，遂徹底改變了社會秩序，打亂了生活節奏。
這年，張岱47歲，行将半百，是他一生的轉折點。
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發婆娑，猶視息人世。
張岱《自為墓志銘》 一個從鮮花着錦、烈火烹油的鼎盛巅峰，跌入冰天雪地、四視皆空的萬丈深坑，居然沒自殺、沒上吊，憑一絲弱息而能堅持過來，生存下去，不能不為這位從未吃過苦頭，卻吃了大苦頭的張岱慶幸。
知識分子最怕的，也是最難規避的事情，莫過于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睜眼一看，時間不對，空間也不對，再退回娘胎也不可能，隻有淹蹇一生的命運等待着他，那才是既恨又憾的悲哀啊！而他在三十至四十歲的最佳年齡段，受到過明中葉以後反理學、叛禮教的運動洗禮，正是在思想上有所升華，在文學上大有作為的年紀。
而城頭頻換大王旗，三個皇帝走馬燈式的轉場，讓這位算得上明末清初最有才智的文人，掉進兵荒馬亂的動蕩之中，顧命都來不及，焉談文章？老天爺不開眼，你又徒可奈何？ 本來，晚明的這次“思想解放”，是一次連啟蒙都說不上的“運動”，它與差不多同時的歐洲文藝複興，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這種意識形态，恰恰是在明代嘉、隆、萬朝，經濟漸次發達、商業日益繁榮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曾煞有生氣過的。
《金瓶梅》的問世，市井文學的興起，商品消費的繁榮，市場經濟的擴大，絕非偶然事件，而是時代在進步之中的必然。
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失敗，但他的政策措施，确實使王朝增加了積累。
這正是一次應該推進處于萌芽狀态下的資本主義，走向發展的難得機遇。
可是，第一，王朝太過腐敗，什麼事情也做不了；第二，文人太過堕落，隻想到自己怎麼快活，而坐失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良機。
随後，更為不幸的是，一個來自關外的，在文化上更加落後的民族，實行了完全倒退的野蠻統治，中國也就隻有沉淪一途了。
不過，我們還是看到，即使這樣一個早産而且夭折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反對傳統的禮教束縛上；在反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桎梏
三十多年下來，活得是多麼不易。
然而，他居然活下來了，那就更不易；而他是一位衆所周知的名士，則是尤其的不易。
話說回來，也不是随便一個阿貓、阿狗，張龍、趙虎之流，就可以稱得起名士的。
《世說新語·任誕》載王恭的一句名言： 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看來，名士在中國，有着長遠的曆史。
也許魏晉時的名士，隻需有點酒量，背得出幾句《離騷》即可。
經過南北朝，經過唐宋元明，名士，就不是随便拎一個腦袋，可以充數的了。
真正的潇灑，是文化、精神、學問、道德之長期積累的結果，是智慧、意趣、品位、見識之諸多素質的綜合，是學養、教養、素養、修養之潛移默化的積澱。
所以，你有錢也好，你有權也好，可以附庸風雅，無妨逢場作戲，但一定要善于藏拙，勿露馬腳。
即使你的吹鼓手，你的啦啦隊，哄然叫絕，說你酷斃了，秀透了，您也千萬别當真。
以為自己就是真潇灑，大潇灑，而忘乎所以，那可要讓人笑掉大牙的。
第一，你得有真學問；第二，你得有真才情；第三，你得有真名望。
有真學問，世人打心眼兒裡佩服；有真才情，同行不得不心服；有真名望，官府輕易不願拿你是問。
你隻是寫過幾篇罵人文章，你隻是出過幾本過眼即忘的爛污小說，你隻是喝過洋墨水能講幾句鳥語，你隻是在巴掌大的地方上自我封王，對不起，這幫文壇暴發戶，暴走族，想給張岱拾鞋，也是不夠格的。
張岱《又與毅儒八弟》信中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鐘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鐘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鐘譚者必棄置不取。
鐘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鐘譚時，有鐘譚之好處，盡有鐘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鐘譚時，有鐘譚之不好處，仍有鐘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
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心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封信說明一個道理，一個活在他人影子下面，一個失去自我的文人，也是無從潇灑得起來的。
這就是在精神上不羁于凡俗的名士風度，這就是在文學上不追随風氣的獨立人格，這就是“胸中自有百萬兵”的笃定和自信，這就是在烏天黑地、伸手不見五指的混沌蒙昧中，不至于找不着北的清醒和鎮定。
隻是可惜，時不我予，具有如此大家風範的張岱，也唯有于淹蹇中埋沒終身。
1644年，按天幹地支排，為甲申年，中華大地慘遭一劫，先是李闖王進城稱帝，後是順治帝正式登基，遂徹底改變了社會秩序，打亂了生活節奏。
這年，張岱47歲，行将半百，是他一生的轉折點。
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發婆娑，猶視息人世。
張岱《自為墓志銘》 一個從鮮花着錦、烈火烹油的鼎盛巅峰，跌入冰天雪地、四視皆空的萬丈深坑，居然沒自殺、沒上吊，憑一絲弱息而能堅持過來，生存下去，不能不為這位從未吃過苦頭，卻吃了大苦頭的張岱慶幸。
知識分子最怕的，也是最難規避的事情，莫過于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睜眼一看，時間不對，空間也不對，再退回娘胎也不可能，隻有淹蹇一生的命運等待着他，那才是既恨又憾的悲哀啊！而他在三十至四十歲的最佳年齡段，受到過明中葉以後反理學、叛禮教的運動洗禮，正是在思想上有所升華，在文學上大有作為的年紀。
而城頭頻換大王旗，三個皇帝走馬燈式的轉場，讓這位算得上明末清初最有才智的文人，掉進兵荒馬亂的動蕩之中，顧命都來不及，焉談文章？老天爺不開眼，你又徒可奈何？ 本來，晚明的這次“思想解放”，是一次連啟蒙都說不上的“運動”，它與差不多同時的歐洲文藝複興，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這種意識形态，恰恰是在明代嘉、隆、萬朝，經濟漸次發達、商業日益繁榮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曾煞有生氣過的。
《金瓶梅》的問世，市井文學的興起，商品消費的繁榮，市場經濟的擴大，絕非偶然事件，而是時代在進步之中的必然。
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失敗，但他的政策措施，确實使王朝增加了積累。
這正是一次應該推進處于萌芽狀态下的資本主義，走向發展的難得機遇。
可是，第一，王朝太過腐敗，什麼事情也做不了；第二，文人太過堕落，隻想到自己怎麼快活，而坐失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良機。
随後，更為不幸的是，一個來自關外的，在文化上更加落後的民族，實行了完全倒退的野蠻統治，中國也就隻有沉淪一途了。
不過，我們還是看到，即使這樣一個早産而且夭折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反對傳統的禮教束縛上；在反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