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的潇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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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被稱為“無恥之尤”的李贽所嘲“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非孔反儒上；在标榜欲望，提倡人性，主張本真，反對矯情，追求個性上，一系列文化批判，思想裂變，對當時文人而言，震動還是很大的。
積極的一面，莫過于在張岱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離經叛道的革命精神，不随俯仰的獨立人格，拒絕臣服的自我主義，和傲世嫉俗的内心世界。
而消極的一面，也就是放浪形骸，縱情于感官之快，淫靡放蕩，沉湎于聲色之好。
這也是張岱在新的老闆當政之後，不得不手忙腳亂，不得不狼狽應對的緣故。
于是，性格決定命運，由于精神上的清高，做不了第一種人，由于物質上的誘惑，也做不成第二種人，遂隻有成為第三種人，衆人眼中的另類。
張岱，生于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逝于清康熙十八年（1689年），字宗子，号陶庵，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在明末清初的文壇上，他不但是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擅的文人，而且還是一個身體力行，将明中葉那種“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尚”（張瀚《松窗夢語》語）的風氣，推向極緻的人物。
名士之名，一是能作，一是能鬧，不作不鬧，如何能名？張岱就是這樣一位敢大浮華，敢大快活，敢大撒把，敢大癫狂的“敗家子”。
他的《自為墓志銘》寫： 少為纨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鮮衣，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
他的《陶庵夢憶》序文寫： 大江南北，凡黃冠、劍客、缁衣、伶工，畢聚其廬。
且遭時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粳，歲入缗以千計，以故鬥雞、臂鷹、六博、蹴鞠、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
其實，張岱還忘記自己一大好，好美食。
第一，他出身于美食世家。
“餘大父與武林涵所包先生，貞父黃先生為飲食社，講求正味。
”第二，他認為，食物的本味才是感官享受的最高境界。
第三，“割歸于正，味取其鮮，一切矯揉泡炙之制不存焉。
”（張岱《老饕集序》） 每個人都長一張嘴，但并非每個人都懂得吃。
填飽肚子，叫吃本能，品出美味，叫吃文化。
這就是張岱與進得北京天天下餃子吃，便過年一般的大順軍農民兄弟的本質上的差異所在。
這位大名士，放浪至此，也許隻能用“不可救藥”一詞可以恭維他了。
他應該永遠生活在明朝，那裡才是他精神家園。
然而，他又不能死殉，因為他說他怕殺頭時疼，隻好活下來做清朝的人。
可想而知，為什麼他始終留戀昨日的浪漫，始終懷念舊朝的風流，始終不肯臣服，始終不向新朝磕頭的原因。
張岱之不磕頭，固然是他的反潮流精神，但也是他自由的天性，使之然耳。
一個人精神世界的種種一切，是由這個人上溯三代的“DNA”所決定的，不會因時、因事、因人、因意識而改變，這也真是沒有辦法的宿命論。
那個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劉宗敏，大順軍的第二把手，也是甲申年進的北京。
來自草根階層的他，進了德勝門後，第一件事，滿北京城找了個遍，要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第二件事，将搜刮來的黃金，鑄成大餅子用騾馬運回家。
因為對劉宗敏而言，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最高境界。
而他祖先的祖先，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也許盡一生之力都奮鬥不到這個目标。
現在，這位出息了的後代，跟着李自成鬧革命，居然左手摟着名妓，右手抱着金磚，那可真是光宗耀祖了。
一般來說，家庭，決定教養，出身，體現素質，這是鐵的法則。
同樣，從世代簪纓的豪門望族中走出來的張岱，就未必像這位農家子弟那樣下作了。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燕子飛來，不等于尋常百姓，就成為王謝人家。
劉宗敏企羨的那些，張岱半拉眼睛都瞧不上。
而張岱在意的一切，那位起義農民也根本無法理解。
因此，像張岱這樣的名士，空前未必，絕後是可以肯定的了。
在當今物質世界裡，一擲千金的豪富，比比皆是，可他們的精神世界，絕對是一個個小癟三。
更何況，從張岱更早的先輩開始，無不為通儒飽學，著作等身，家學之淵源，根基之紮實，自非等閑。
就看他們這書香門第高台階上，出出進進的人物，如徐渭、黃汝亨、陳繼儒、陶望齡、王思任、陳章侯、祁彪佳兄弟等人，哪一個不是文章作手？哪一個不是思想先鋒？這些時賢先進，對張岱産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文化這東西，不是饅頭，多吃即胖；學問這東西，也不是老酒，多喝即醉，那是一種緩慢的積累過程，一個漸進的成熟階段。
在這樣一個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環境中成長，才分極高的張岱，自然要魚龍變化，而冠絕一時的。
尤其是這富貴世家，自其祖父那一代開始，即擁有私家戲班，自蓄聲伎小蹊，家境之豪富，門閥之通顯，不同一般。
因此，張岱就在文學、在藝術、在曆史，乃至琴棋書畫
積極的一面，莫過于在張岱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離經叛道的革命精神，不随俯仰的獨立人格，拒絕臣服的自我主義，和傲世嫉俗的内心世界。
而消極的一面，也就是放浪形骸，縱情于感官之快，淫靡放蕩，沉湎于聲色之好。
這也是張岱在新的老闆當政之後，不得不手忙腳亂，不得不狼狽應對的緣故。
于是，性格決定命運，由于精神上的清高，做不了第一種人，由于物質上的誘惑，也做不成第二種人，遂隻有成為第三種人，衆人眼中的另類。
張岱，生于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逝于清康熙十八年（1689年），字宗子，号陶庵，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在明末清初的文壇上，他不但是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擅的文人，而且還是一個身體力行，将明中葉那種“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尚”（張瀚《松窗夢語》語）的風氣，推向極緻的人物。
名士之名，一是能作，一是能鬧，不作不鬧，如何能名？張岱就是這樣一位敢大浮華，敢大快活，敢大撒把，敢大癫狂的“敗家子”。
他的《自為墓志銘》寫： 少為纨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鮮衣，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
他的《陶庵夢憶》序文寫： 大江南北，凡黃冠、劍客、缁衣、伶工，畢聚其廬。
且遭時太平，海内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粳，歲入缗以千計，以故鬥雞、臂鷹、六博、蹴鞠、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
其實，張岱還忘記自己一大好，好美食。
第一，他出身于美食世家。
“餘大父與武林涵所包先生，貞父黃先生為飲食社，講求正味。
”第二，他認為，食物的本味才是感官享受的最高境界。
第三，“割歸于正，味取其鮮，一切矯揉泡炙之制不存焉。
”（張岱《老饕集序》） 每個人都長一張嘴，但并非每個人都懂得吃。
填飽肚子，叫吃本能，品出美味，叫吃文化。
這就是張岱與進得北京天天下餃子吃，便過年一般的大順軍農民兄弟的本質上的差異所在。
這位大名士，放浪至此，也許隻能用“不可救藥”一詞可以恭維他了。
他應該永遠生活在明朝，那裡才是他精神家園。
然而，他又不能死殉，因為他說他怕殺頭時疼，隻好活下來做清朝的人。
可想而知，為什麼他始終留戀昨日的浪漫，始終懷念舊朝的風流，始終不肯臣服，始終不向新朝磕頭的原因。
張岱之不磕頭，固然是他的反潮流精神，但也是他自由的天性，使之然耳。
一個人精神世界的種種一切，是由這個人上溯三代的“DNA”所決定的，不會因時、因事、因人、因意識而改變，這也真是沒有辦法的宿命論。
那個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劉宗敏，大順軍的第二把手，也是甲申年進的北京。
來自草根階層的他，進了德勝門後，第一件事，滿北京城找了個遍，要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第二件事，将搜刮來的黃金，鑄成大餅子用騾馬運回家。
因為對劉宗敏而言，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最高境界。
而他祖先的祖先，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也許盡一生之力都奮鬥不到這個目标。
現在，這位出息了的後代，跟着李自成鬧革命，居然左手摟着名妓，右手抱着金磚，那可真是光宗耀祖了。
一般來說，家庭，決定教養，出身，體現素質，這是鐵的法則。
同樣，從世代簪纓的豪門望族中走出來的張岱，就未必像這位農家子弟那樣下作了。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燕子飛來，不等于尋常百姓，就成為王謝人家。
劉宗敏企羨的那些，張岱半拉眼睛都瞧不上。
而張岱在意的一切，那位起義農民也根本無法理解。
因此，像張岱這樣的名士，空前未必，絕後是可以肯定的了。
在當今物質世界裡，一擲千金的豪富，比比皆是，可他們的精神世界，絕對是一個個小癟三。
更何況，從張岱更早的先輩開始，無不為通儒飽學，著作等身，家學之淵源，根基之紮實，自非等閑。
就看他們這書香門第高台階上，出出進進的人物，如徐渭、黃汝亨、陳繼儒、陶望齡、王思任、陳章侯、祁彪佳兄弟等人，哪一個不是文章作手？哪一個不是思想先鋒？這些時賢先進，對張岱産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文化這東西，不是饅頭，多吃即胖；學問這東西，也不是老酒，多喝即醉，那是一種緩慢的積累過程，一個漸進的成熟階段。
在這樣一個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環境中成長，才分極高的張岱，自然要魚龍變化，而冠絕一時的。
尤其是這富貴世家，自其祖父那一代開始，即擁有私家戲班，自蓄聲伎小蹊，家境之豪富，門閥之通顯，不同一般。
因此，張岱就在文學、在藝術、在曆史，乃至琴棋書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