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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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奇人。
說他奇，因為他不但想殺死自己，還曾經殺死過他人。
中國文人自殺者甚多，殺人者絕無僅有。
自殺居然不死，殺人居然不償命，這樣，徐文長是中國文人行列裡的一個很特殊的例外。
五千年來，說來洩氣，文人隻有伸長脖子挨宰的份兒，撅起屁股挨打的份兒，哪來舉刀殺人的勇氣？連腹诽也不敢的。
所以，曆代統治者看透了這一層，遂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定論。
别說三年，給他三十年，再借給他膽子，也成不了氣候。
因此，姑且不論徐渭殺了誰，殺得有無道理，但他能夠操刀，能夠下手，能夠置人于死地，能夠出一口惡氣，幹出不計身家性命的大事，對頗為膿包的中國文人而言，多少有一點振作之意。
俗話說，狗逼急了跳牆，兔子逼急了咬人，而中國文人逼急了，相比之這類小動物，還真是赧顔抱愧。
既缺乏狗的唐突之力，更缺乏兔的決絕之心，立馬腿酥腳麻，膝蓋發軟，渾身寒戰，心驚膽跳，來不及地趴在地下，求爺爺告奶奶，流鼻涕抹眼淚，裝孫子裝孬種。
這時候，哪怕扔給他一把刀，要他反抗，也是不敢接的。
所以，徐渭敢殺人，真是好一個了得。
陶望齡的《徐文長傳》寫： 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
每讀至此，我就感慨萬千，因為我也曾經有過想“嘯”的沖動，可是，我敢半夜起來，向黑暗的天空吼出一聲嗎？所以，我挺佩服明代這個半夜裡爬起來大嘯數聲，振聾發聩的同行。
記得我在太行山裡修鐵路時，在峰高山陡的工棚裡守夜，時見孤狼，乘着幽暗的月色，沿河谷沙礫灘茕然獨行。
偶然間，它會停下來，擡起腦袋，朝那峭壁頂端露出的月牙，嚎上好一陣。
那聲響在兩山夾峙的河谷裡，所碰撞出來的回音，能延續很久很久。
我一直思索，這頭狼，是吼它的孤獨？是吼它的憤懑？還是吼這個世界對于它的排斥和拒絕？總之，當我想到徐渭時，我就想起那頭深夜裡出沒的狼，也想起那個年代裡作為另類的我，遭人唾棄的孤獨。
我不停地打量這個明代嘉靖年間的不幸文人。
大概，一個人到了敢動手殺死自己，敢持刀殺死别人的地步，也就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于是，所有他不贊成，他不滿意，他讨厭，他反對的人和事，都敢堂而皇之地進行挑戰，進行批駁，進行嘲罵，進行攻擊，這種肆無忌憚、罔顧一切的精神，這種為所欲為、言所必言的風格，是中國文學天空裡少見的亮麗色彩。
難怪鄭闆橋刻了一方圖章，“青藤門下走狗”，好像齊白石也有過當他走狗的意思。
夫走狗者，硬是鐵了心地要追随下去的。
我忖度這兩位大師，僅僅由于其文、其畫、其詩、其書，非當這個走狗不可嗎？不，他們追随的是他這個人，在中國文學史上，中國藝術史上，唯一的無師自法的這一個人。
因為中國文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習慣于跟着人家屁股後邊走，唯有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袁宏道引梅客生言）。
這一個“奇”字，抓住徐渭的本質。
什麼叫“奇”，“奇”就是不同于别人。
唯其“奇”，才使崇拜者對他五體投地。
徐渭（1521－1599年），明代文學家、戲曲家、書畫家，初字文清，後改文長，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說到紹興，我就想起明末王思任所言： 會稽非藏垢納污之地，乃報仇雪恥之鄉。
宋之陸遊，明之徐渭，是絕對當得起這句話的紹興人。
關于山陰的徐文長，有許多民間傳說流行于浙東一帶，無非機智、幽默、調侃、滑稽之類，這全是後來人的附會演義，不足憑信。
其實，徐渭的一生，落拓蹭蹬，宿命不幸，屢遭災變，際遇可悲，是一個在重重矛盾中活得很累很苦的文人。
因為，在這個平庸的世界上，一個特别有才華的文人，第一，很難被社會認同，他也很難認同社會；第二，很難被集體接受，他也很難接受集體。
總是處于不被理解、更被誤解的難堪孤獨之中，不光徐渭，所有天才，這是不可逃脫的噩運。
因此，西哲有雲，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誰教你生錯了時代？其次，誰教你生錯了地方？徐渭是兩者皆錯，結果，倒黴了整整七十三年。
可以想象，徐文長無法見容于這樣一個生存環境之中，他該活得多麼艱難。
因受到仇視而憤慨，因受到抵制而躁亢，因受到排斥而卞急，因受到毀謾而狂狷，一天二十四小時，總是處于緊張之中，他不敏感，他不神經質，他不歇斯底裡，他不瘋狂，那就怪了。
因此，不可能有心思像民間傳說中的他那樣，玩幽默，玩輕松，扮演一個逗人哈哈一笑的角色。
此人一生，是充滿着矛盾的一生。
這矛盾，固然是激發他創作的動力，同時也是制造他煩惱的根源。
他在《自為墓志銘》中剖析過自己： 山陰徐渭，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
既而有慕于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
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
注意這“兩無得”或“兩不得”的“得”字，對于中國文人來講，這
說他奇，因為他不但想殺死自己，還曾經殺死過他人。
中國文人自殺者甚多，殺人者絕無僅有。
自殺居然不死，殺人居然不償命，這樣，徐文長是中國文人行列裡的一個很特殊的例外。
五千年來，說來洩氣，文人隻有伸長脖子挨宰的份兒，撅起屁股挨打的份兒，哪來舉刀殺人的勇氣？連腹诽也不敢的。
所以，曆代統治者看透了這一層，遂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定論。
别說三年，給他三十年，再借給他膽子，也成不了氣候。
因此，姑且不論徐渭殺了誰，殺得有無道理，但他能夠操刀，能夠下手，能夠置人于死地，能夠出一口惡氣，幹出不計身家性命的大事，對頗為膿包的中國文人而言，多少有一點振作之意。
俗話說，狗逼急了跳牆，兔子逼急了咬人，而中國文人逼急了，相比之這類小動物，還真是赧顔抱愧。
既缺乏狗的唐突之力，更缺乏兔的決絕之心，立馬腿酥腳麻，膝蓋發軟，渾身寒戰，心驚膽跳，來不及地趴在地下，求爺爺告奶奶，流鼻涕抹眼淚，裝孫子裝孬種。
這時候，哪怕扔給他一把刀，要他反抗，也是不敢接的。
所以，徐渭敢殺人，真是好一個了得。
陶望齡的《徐文長傳》寫： 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群鶴應焉。
每讀至此，我就感慨萬千，因為我也曾經有過想“嘯”的沖動，可是，我敢半夜起來，向黑暗的天空吼出一聲嗎？所以，我挺佩服明代這個半夜裡爬起來大嘯數聲，振聾發聩的同行。
記得我在太行山裡修鐵路時，在峰高山陡的工棚裡守夜，時見孤狼，乘着幽暗的月色，沿河谷沙礫灘茕然獨行。
偶然間，它會停下來，擡起腦袋，朝那峭壁頂端露出的月牙，嚎上好一陣。
那聲響在兩山夾峙的河谷裡，所碰撞出來的回音，能延續很久很久。
我一直思索，這頭狼，是吼它的孤獨？是吼它的憤懑？還是吼這個世界對于它的排斥和拒絕？總之，當我想到徐渭時，我就想起那頭深夜裡出沒的狼，也想起那個年代裡作為另類的我，遭人唾棄的孤獨。
我不停地打量這個明代嘉靖年間的不幸文人。
大概，一個人到了敢動手殺死自己，敢持刀殺死别人的地步，也就沒有什麼好怕的了。
于是，所有他不贊成，他不滿意，他讨厭，他反對的人和事，都敢堂而皇之地進行挑戰，進行批駁，進行嘲罵，進行攻擊，這種肆無忌憚、罔顧一切的精神，這種為所欲為、言所必言的風格，是中國文學天空裡少見的亮麗色彩。
難怪鄭闆橋刻了一方圖章，“青藤門下走狗”，好像齊白石也有過當他走狗的意思。
夫走狗者，硬是鐵了心地要追随下去的。
我忖度這兩位大師，僅僅由于其文、其畫、其詩、其書，非當這個走狗不可嗎？不，他們追随的是他這個人，在中國文學史上，中國藝術史上，唯一的無師自法的這一個人。
因為中國文人，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習慣于跟着人家屁股後邊走，唯有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詩，詩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畫”（袁宏道引梅客生言）。
這一個“奇”字，抓住徐渭的本質。
什麼叫“奇”，“奇”就是不同于别人。
唯其“奇”，才使崇拜者對他五體投地。
徐渭（1521－1599年），明代文學家、戲曲家、書畫家，初字文清，後改文長，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說到紹興，我就想起明末王思任所言： 會稽非藏垢納污之地，乃報仇雪恥之鄉。
宋之陸遊，明之徐渭，是絕對當得起這句話的紹興人。
關于山陰的徐文長，有許多民間傳說流行于浙東一帶，無非機智、幽默、調侃、滑稽之類，這全是後來人的附會演義，不足憑信。
其實，徐渭的一生，落拓蹭蹬，宿命不幸，屢遭災變，際遇可悲，是一個在重重矛盾中活得很累很苦的文人。
因為，在這個平庸的世界上，一個特别有才華的文人，第一，很難被社會認同，他也很難認同社會；第二，很難被集體接受，他也很難接受集體。
總是處于不被理解、更被誤解的難堪孤獨之中，不光徐渭，所有天才，這是不可逃脫的噩運。
因此，西哲有雲，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誰教你生錯了時代？其次，誰教你生錯了地方？徐渭是兩者皆錯，結果，倒黴了整整七十三年。
可以想象，徐文長無法見容于這樣一個生存環境之中，他該活得多麼艱難。
因受到仇視而憤慨，因受到抵制而躁亢，因受到排斥而卞急，因受到毀謾而狂狷，一天二十四小時，總是處于緊張之中，他不敏感，他不神經質，他不歇斯底裡，他不瘋狂，那就怪了。
因此，不可能有心思像民間傳說中的他那樣，玩幽默，玩輕松，扮演一個逗人哈哈一笑的角色。
此人一生，是充滿着矛盾的一生。
這矛盾，固然是激發他創作的動力，同時也是制造他煩惱的根源。
他在《自為墓志銘》中剖析過自己： 山陰徐渭，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
既而有慕于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
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
注意這“兩無得”或“兩不得”的“得”字，對于中國文人來講，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