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的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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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五年（1536年）冬十二月以前，在南京任吏部尚書的嚴嵩，說他是個文人，是個詩人，或者，加上“著名”，都是可以的。
那時，他紗帽翅上的“纓”，還用不着“濯”。
因為明代開國定都南京，永樂遷都北京後，仍在南京設了一個稍小的，與北京卻是同樣設置的中央政府機構。
但是，派到那裡去做官的，通常都屬于非主流的二線人物，所以，在南京時的嚴嵩，很有時間遊山逛水，吟詩作文，以風雅著稱。
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谒告返裡，居钤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
而又傾心折節，交結勝流，名滿天下。
《列朝詩集》 那時，他的人望和文聲，很說得過去的。
這大概如荀子所言“忍性然後起僞，積僞然後君子”，凡極善于遮掩自己者，通常都會以僞善，騙得大家的良好印象。
當時，京都人士，“以公輔望歸之”，可見對其期望值之高。
次年到了北京，來給皇帝祝壽，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随之入閣，紗帽翅上的“纓”，開始抖了起來，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漸暴露了。
權力這東西，落在品質不佳的人手裡，便是一種惡的催化劑。
于是，“憑藉主眷，驕子用事，誅夷忠臣，潰敗綱紀，遂為近代權奸之首”。
這時候，連“濯纓随處有滄浪”那種假姿态、假清高，也沒有了。
若是就詩論詩，以文談文的話，對于嚴嵩此前的作品，應該說，雖不是太好，至少也不是太壞，這評價大抵是相當的。
《明史》稱他，“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也是當時和以後的公論。
他的詩集《钤山堂集》，其實也有一些可圈可點的佳作。
但清代修《四庫全書》，就因人而否定其書。
“迹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以人廢文”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其實，甚至王世貞，盡管其父王忬是被嚴嵩鎮壓的，但他對嚴嵩的詩文，并不因父仇而持否定态度。
“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這位文壇領袖的公允評價，比之時下小肚雞腸的作家、詩人，要有氣量得多。
一直在南京坐冷闆凳的嚴嵩，發迹太晚，等到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其年五十六歲。
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學士，入值文淵閣，受到明世宗朱厚熜重用，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已年過花甲，高壽六十二歲了。
那時，雖無到點退休一說，但他不能不考慮到上帝留給他貪污的年頭，無論怎樣抓撈，為時不是太多。
于是趁早趕快，将他實在不成樣子的“短項肥體，眇一目”的兒子，提拔起來，作為膀臂。
這樣，獨眼龍得以“由父任入仕。
以築京師外城（功）勞，由太常卿進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寶司事。
剽悍陰賊，席父寵，招權利無厭”。
嚴嵩沒想到，他竟活到八十九歲，與其子聯手作惡的“貪齡”，打破中國貪官之最。
這就是李慈銘在《越缦堂日記》裡的“名德不昌，而有期頤之壽”“老而不死謂之賊”了。
數十年間。
錢财撈得太多，壞事做得太絕，這兩父子，便成為中國曆史上的頂尖級權奸巨貪。
《明史》描畫這兩個人，形象頗有點滑稽。
一個肥粗，一個細瘦，一個矮矬，一個高挑，一個是獨眼龍，一個是疏眉目，怎麼看，不是一家人。
後讀談遷的《談氏筆乘》，引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方知“嚴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
所以，嚴東樓為嚴嵩無血緣關系的養子，然而，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這兩人DNA不同，品種上迥異，但聚财弄權，腐敗淫亂，為非作歹，戕害忍毒，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壞，逐臭趨腥，競利争權，魚肉良善，巧奪豪取，有着天生同好的心靈感應。
一位朋友對我說，豈止如此，這爺兒倆寫的字，也有類通相似之處。
不信你去看看，那肥碩飽滿的筆鋒，非一介寒士能寫得出來的。
現在，前門外糧食店北口路西的“六必居”醬菜店，菜市口的路北朝南的“鶴年堂”中藥鋪，那金字牌匾，仍是這兩位遺留下來的“墨寶”。
據民國蔣芷侪《都門識小錄》： 都中名人所書市招匾對，庚子拳亂，毀于兵燹，而嚴嵩所書之“六必居”三字，嚴世蕃所書之“鶴年堂”三字，巍然獨存。
分宜父子，淫貪誤國，罪通于天，與桧賊齊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惡劄亦幾經滄桑而不毀，倘所謂贻臭非耶？ 這或許就是曆史的玩笑了，近五百年，北京城裡不知有多少老字号，能保存住原先那塊匾額者，簡直少之又少，獨獨嚴世蕃與他老爹的這幾個字，未作四舊砸掉。
于是，你不能不悟到，東晉一位大軍閥兼野心家桓溫所說過的那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對某些人而言，有其一定的可操作性。
此語見《世說新語·尤悔》：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将為文、景所笑。
”既而屈起坐曰：“
那時，他紗帽翅上的“纓”，還用不着“濯”。
因為明代開國定都南京，永樂遷都北京後，仍在南京設了一個稍小的，與北京卻是同樣設置的中央政府機構。
但是，派到那裡去做官的，通常都屬于非主流的二線人物，所以，在南京時的嚴嵩，很有時間遊山逛水，吟詩作文，以風雅著稱。
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谒告返裡，居钤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
而又傾心折節，交結勝流，名滿天下。
《列朝詩集》 那時，他的人望和文聲，很說得過去的。
這大概如荀子所言“忍性然後起僞，積僞然後君子”，凡極善于遮掩自己者，通常都會以僞善，騙得大家的良好印象。
當時，京都人士，“以公輔望歸之”，可見對其期望值之高。
次年到了北京，來給皇帝祝壽，留在了翰林院修《宋史》，随之入閣，紗帽翅上的“纓”，開始抖了起來，按捺不住的本性，便逐漸暴露了。
權力這東西，落在品質不佳的人手裡，便是一種惡的催化劑。
于是，“憑藉主眷，驕子用事，誅夷忠臣，潰敗綱紀，遂為近代權奸之首”。
這時候，連“濯纓随處有滄浪”那種假姿态、假清高，也沒有了。
若是就詩論詩，以文談文的話，對于嚴嵩此前的作品，應該說，雖不是太好，至少也不是太壞，這評價大抵是相當的。
《明史》稱他，“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也是當時和以後的公論。
他的詩集《钤山堂集》，其實也有一些可圈可點的佳作。
但清代修《四庫全書》，就因人而否定其書。
“迹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以人廢文”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其實，甚至王世貞，盡管其父王忬是被嚴嵩鎮壓的，但他對嚴嵩的詩文，并不因父仇而持否定态度。
“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這位文壇領袖的公允評價，比之時下小肚雞腸的作家、詩人，要有氣量得多。
一直在南京坐冷闆凳的嚴嵩，發迹太晚，等到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其年五十六歲。
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學士，入值文淵閣，受到明世宗朱厚熜重用，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老先生已年過花甲，高壽六十二歲了。
那時，雖無到點退休一說，但他不能不考慮到上帝留給他貪污的年頭，無論怎樣抓撈，為時不是太多。
于是趁早趕快，将他實在不成樣子的“短項肥體，眇一目”的兒子，提拔起來，作為膀臂。
這樣，獨眼龍得以“由父任入仕。
以築京師外城（功）勞，由太常卿進工部左侍郎，仍掌尚寶司事。
剽悍陰賊，席父寵，招權利無厭”。
嚴嵩沒想到，他竟活到八十九歲，與其子聯手作惡的“貪齡”，打破中國貪官之最。
這就是李慈銘在《越缦堂日記》裡的“名德不昌，而有期頤之壽”“老而不死謂之賊”了。
數十年間。
錢财撈得太多，壞事做得太絕，這兩父子，便成為中國曆史上的頂尖級權奸巨貪。
《明史》描畫這兩個人，形象頗有點滑稽。
一個肥粗，一個細瘦，一個矮矬，一個高挑，一個是獨眼龍，一個是疏眉目，怎麼看，不是一家人。
後讀談遷的《談氏筆乘》，引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方知“嚴世蕃，分宜相嵩之螟蛉子”。
所以，嚴東樓為嚴嵩無血緣關系的養子，然而，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這兩人DNA不同，品種上迥異，但聚财弄權，腐敗淫亂，為非作歹，戕害忍毒，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壞，逐臭趨腥，競利争權，魚肉良善，巧奪豪取，有着天生同好的心靈感應。
一位朋友對我說，豈止如此，這爺兒倆寫的字，也有類通相似之處。
不信你去看看，那肥碩飽滿的筆鋒，非一介寒士能寫得出來的。
現在，前門外糧食店北口路西的“六必居”醬菜店，菜市口的路北朝南的“鶴年堂”中藥鋪，那金字牌匾，仍是這兩位遺留下來的“墨寶”。
據民國蔣芷侪《都門識小錄》： 都中名人所書市招匾對，庚子拳亂，毀于兵燹，而嚴嵩所書之“六必居”三字，嚴世蕃所書之“鶴年堂”三字，巍然獨存。
分宜父子，淫貪誤國，罪通于天，與桧賊齊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惡劄亦幾經滄桑而不毀，倘所謂贻臭非耶？ 這或許就是曆史的玩笑了，近五百年，北京城裡不知有多少老字号，能保存住原先那塊匾額者，簡直少之又少，獨獨嚴世蕃與他老爹的這幾個字，未作四舊砸掉。
于是，你不能不悟到，東晉一位大軍閥兼野心家桓溫所說過的那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對某些人而言，有其一定的可操作性。
此語見《世說新語·尤悔》：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将為文、景所笑。
”既而屈起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