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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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而優則仕”之說出現以後，在中國，數千年來，叫作士，叫作文人，叫作知識分子的階層中的絕大多數人，便以此作為奮鬥目标，矢志不懈，奮鬥終生。
産生這麼大的效果，這是濫觞者孔夫子沒想到的。
他，還有孟子，還有其他門徒，所構成的儒家學說，也就是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後人實用主義地各取所需，或陽奉陰違，或當作耳旁風；獨這一句，書為敲門磚，敲開為仕門，是他們頭懸梁、錐刺股，寒窗苦讀，全力以赴的事情。
由此，這些向“學而優則仕”目标奮鬥者，心靈深處，對于權力的親和性，對于長官的趨迎性，對于統治階層的依附性，對于在名利場中分一杯羹的競逐性，一代一代遺傳下來，也就是所謂的“溶化在血液中”了。
這四性，遂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不教自會的本能。
如蛾趨火，如蠅逐臭，那按捺不住的為“仕”情結，既痛苦，又熱烈，既煎熬，又享受，既戰戰兢兢，又作威作福，既不屑為之，又樂此不疲。
但“學而優則仕”，談何容易？這一句話，包含着“學”“優”“仕”三個層次，它們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階梯，而是殘酷無情的，不斷淘汰的過程。
由“學”而“優”，猶如螞蟻上樹，能爬到樹頂的“學而優”者，少之又少。
由“優”而“仕”，更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掉進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湯雞，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
因此，能夠過橋的“優則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數的幾個。
而明初的解學士缙，應該算是出類拔萃的一個。
《明史》稱他“幼穎敏”，當非虛言，他是少見的“學而優則仕”的極為成功的一個例子。
對他來說，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幾乎沒費什麼勁兒，就走完這個過程。
其實，中進士，為庶吉士，大有人在，開科取士，當然不會隻取他一人，這倒也不稀奇；但是，他能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别垂青、特别關愛，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無第二個。
現在弄不清這位暴君，究竟為什麼，出于什麼心理，對解缙說出如下的話： 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此話一出，石頭城大驚，這比中了六合彩大獎，還叫人眼紅和羨慕。
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獄，獨對解學士恩渥備至，簡直就是一個曆史之謎。
于是，帝王寵遇，朝野側目。
中國有無數的讀書人，做過無數魚躍龍門，一舉成名的夢，但夢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很少。
他卻是唯一的，将這個會被他人斥之為精神病的夢，變為“甚見愛重，常侍帝前”的現實，真讓一幹人羨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
因此，可以想象，少年意氣，春風拂面，才子風流，如魚得水，這個政治和文學的雙料明星，在南京城裡，該是如何的出風頭了。
那時，他剛二十歲。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紳，江西吉水人。
在這個人傑地靈的地方，宋代還出過一個大文人歐陽修。
我一直忖度在鄉裡間即以神童目之的他，是以歐陽修在宋代文壇、政壇的雙輝煌，來定位自己一生目标的。
應該說，解缙的勢頭，一上來是頗不示弱，很有氣象的。
他在科考、仕途、出身、履曆等方面，直追先賢，不相伯仲。
歐陽做到翰林學士，解也做到翰林學士；歐陽在宋仁宗、宋神宗身邊做過侍讀學士，解在永樂登基後也做過侍讀學士；不過稱謂略有不同，一為龍圖閣大學士，一為右春坊大學士，實質相差無幾。
甚至到最後，與帝王相伴的這場政治賭博，其結果也八九不離十，大同小異。
歐陽修因反新政，放逐出朝，歸隐山林，這樣，留條命在，有個壽終正寝的下場；解則很不幸，是一個非正常死亡的文人，而且，他的死，是埋在雪堆裡生生凍死的。
我在東北嘗過零下數十度的寒冷，知道冷是什麼滋味。
據說，人在凍死的過程中，看到的已不是皚皚的雪，而化為熊熊的火，于是，在無比的煦暖中，笑着走向死亡。
我想，解缙笑着死，那樣子，是相當難看的。
這兩位鄉黨，在學問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與宋祁合修的《新唐書》，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種，自然也就有不朽巨獻的身價。
而解缙，他主持編纂的22877卷，11095冊
産生這麼大的效果，這是濫觞者孔夫子沒想到的。
他，還有孟子，還有其他門徒，所構成的儒家學說，也就是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後人實用主義地各取所需，或陽奉陰違，或當作耳旁風；獨這一句，書為敲門磚，敲開為仕門，是他們頭懸梁、錐刺股，寒窗苦讀，全力以赴的事情。
由此，這些向“學而優則仕”目标奮鬥者，心靈深處，對于權力的親和性，對于長官的趨迎性，對于統治階層的依附性，對于在名利場中分一杯羹的競逐性，一代一代遺傳下來，也就是所謂的“溶化在血液中”了。
這四性，遂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不教自會的本能。
如蛾趨火，如蠅逐臭，那按捺不住的為“仕”情結，既痛苦，又熱烈，既煎熬，又享受，既戰戰兢兢，又作威作福，既不屑為之，又樂此不疲。
但“學而優則仕”，談何容易？這一句話，包含着“學”“優”“仕”三個層次，它們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階梯，而是殘酷無情的，不斷淘汰的過程。
由“學”而“優”，猶如螞蟻上樹，能爬到樹頂的“學而優”者，少之又少。
由“優”而“仕”，更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掉進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湯雞，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
因此，能夠過橋的“優則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數的幾個。
而明初的解學士缙，應該算是出類拔萃的一個。
《明史》稱他“幼穎敏”，當非虛言，他是少見的“學而優則仕”的極為成功的一個例子。
對他來說，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幾乎沒費什麼勁兒，就走完這個過程。
其實，中進士，為庶吉士，大有人在，開科取士，當然不會隻取他一人，這倒也不稀奇；但是，他能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别垂青、特别關愛，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無第二個。
現在弄不清這位暴君，究竟為什麼，出于什麼心理，對解缙說出如下的話： 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此話一出，石頭城大驚，這比中了六合彩大獎，還叫人眼紅和羨慕。
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獄，獨對解學士恩渥備至，簡直就是一個曆史之謎。
于是，帝王寵遇，朝野側目。
中國有無數的讀書人，做過無數魚躍龍門，一舉成名的夢，但夢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很少。
他卻是唯一的，将這個會被他人斥之為精神病的夢，變為“甚見愛重，常侍帝前”的現實，真讓一幹人羨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
因此，可以想象，少年意氣，春風拂面，才子風流，如魚得水，這個政治和文學的雙料明星，在南京城裡，該是如何的出風頭了。
那時，他剛二十歲。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紳，江西吉水人。
在這個人傑地靈的地方，宋代還出過一個大文人歐陽修。
我一直忖度在鄉裡間即以神童目之的他，是以歐陽修在宋代文壇、政壇的雙輝煌，來定位自己一生目标的。
應該說，解缙的勢頭，一上來是頗不示弱，很有氣象的。
他在科考、仕途、出身、履曆等方面，直追先賢，不相伯仲。
歐陽做到翰林學士，解也做到翰林學士；歐陽在宋仁宗、宋神宗身邊做過侍讀學士，解在永樂登基後也做過侍讀學士；不過稱謂略有不同，一為龍圖閣大學士，一為右春坊大學士，實質相差無幾。
甚至到最後，與帝王相伴的這場政治賭博，其結果也八九不離十，大同小異。
歐陽修因反新政，放逐出朝，歸隐山林，這樣，留條命在，有個壽終正寝的下場；解則很不幸，是一個非正常死亡的文人，而且，他的死，是埋在雪堆裡生生凍死的。
我在東北嘗過零下數十度的寒冷，知道冷是什麼滋味。
據說，人在凍死的過程中，看到的已不是皚皚的雪，而化為熊熊的火，于是，在無比的煦暖中，笑着走向死亡。
我想，解缙笑着死，那樣子，是相當難看的。
這兩位鄉黨，在學問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與宋祁合修的《新唐書》，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種，自然也就有不朽巨獻的身價。
而解缙，他主持編纂的22877卷，11095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