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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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天險，劍門關隘，曆來都是名流雅士、騷人墨客忍不住要賦詩一首的地方。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十一月，陸遊由南鄭赴成都，經劍門關，寫了這首無人不知的小詩。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
此身合是詩人末？細雨騎驢入劍門。
雖隻四句，但劍門之美、羁旅之情、戰士之心、詩人之思，躍然紙上。
古往今來，堪稱絕唱。
好詩，是心田裡流出來的，這是陸遊的詩歌得以不朽的緣故。
陸遊早年，就聲名鵲起，被時人目之為“中興之冠”，為南宋詩壇的領袖人物。
這位愛國詩人的一生，除了文學的輝煌成就外，個人事業、官場業績、愛國情懷、殺敵抱負，可謂不甚得意。
這一次，過劍門，折翅斷羽，尤為沮喪。
陸遊（1125－1210年），字務觀，号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他出生那年，适逢北宋亡國的靖康之恥，從此，這種“準亡國奴”的身份，對詩人來講，是他終生擺脫不了的厄運。
據說，他死前三呼“渡河”而後氣絕，說明他以“橫掃虜廷，雪我國恥”為其終身的奮鬥目标。
詩人還在幼年，就蒙異族侵略之害，不得不由原籍淮北，輾轉逃難至江浙。
成年後，又“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眦嚼齒，或流滋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诩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跋傅給事帖》），“未嘗不相與流涕哀恸，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
乾道七年（1171年）他在夔州任上，分管教育、農業，甚不如意。
正好，樞密使王炎宣撫四川，聘他為幕賓。
他終于如願以償，到了南鄭幕府，并有機會巡行漢中一帶，在接壤金兵的最前線，施展其軍事才能。
栉風沐雨，馳騁沙場，霜凝铠甲，奔走邊關，終于實現其“恨不以此勞，為國戍玉關”（《雪後苦寒，行饒撫道中有感》）的理想。
然而，這個世界，是個絕對偏心眼兒的世界。
好人想做好事不成，壞人想做壞事必成，已是一種規律。
在王炎幕下，任幹辦公事兼檢法官的這位詩人，主張抵抗，也說服長官抵抗。
為炎陳進取之術，以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
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
《宋史》 這當然是給主張不抵抗的皇帝添堵，是給主張不抵抗的投降派好看。
于是，兩者沆瀣一氣，聯手出來鎮壓。
第一着，将王炎調回臨安，閑置起來；第二着，長官一走，幕賓自然也就隻好作鳥獸散，各謀出路。
我們這位詩人，灰溜溜地離開南鄭，經劍門到成都去。
再豁達，再想得開，這心情也好不起來。
在中國曆史上，凡統治者對外孬種之際，必是對内兇惡之時，對金人，他們稱臣稱侄，忍辱蒙羞，納币強虜，苟且偷安；對抗金将士，他們排擠之，打擊之，排擠、打擊還不行的話，則殺戮之，屠滅之。
從南宋當局與北方強敵金國所簽訂的“和議”，便可知道當其時的詩人陸遊，該是怎樣地義憤填膺了。
1141年，宋金簽訂的《紹興和議》，南宋向金稱臣，每年要向金輸納“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
1164年，宋孝宗又和金世宗重新簽訂了《隆興和議》，規定南宋皇帝對金朝皇帝不再稱臣，改稱侄皇帝。
1208年，宋甯宗和金章宗再次簽訂《嘉定和議》，雙方規定，金宋的“叔侄之國”改為“伯侄之國”。
一腔熱血，換來一盆涼水的陸遊，在郁悶中，在惆怅中，無法寫出那“思潮壯”“天下雄”的時代最強音。
愛國有罪，何“壯”之有？抗敵有過，“雄”從何來？一直到乾道九年，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讀出詩人被剝奪了愛國權利的憤懑，失去了殺敵機會的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十一月，陸遊由南鄭赴成都，經劍門關，寫了這首無人不知的小詩。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
此身合是詩人末？細雨騎驢入劍門。
雖隻四句，但劍門之美、羁旅之情、戰士之心、詩人之思，躍然紙上。
古往今來，堪稱絕唱。
好詩，是心田裡流出來的，這是陸遊的詩歌得以不朽的緣故。
陸遊早年，就聲名鵲起，被時人目之為“中興之冠”，為南宋詩壇的領袖人物。
這位愛國詩人的一生，除了文學的輝煌成就外，個人事業、官場業績、愛國情懷、殺敵抱負，可謂不甚得意。
這一次，過劍門，折翅斷羽，尤為沮喪。
陸遊（1125－1210年），字務觀，号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他出生那年，适逢北宋亡國的靖康之恥，從此，這種“準亡國奴”的身份，對詩人來講，是他終生擺脫不了的厄運。
據說，他死前三呼“渡河”而後氣絕，說明他以“橫掃虜廷，雪我國恥”為其終身的奮鬥目标。
詩人還在幼年，就蒙異族侵略之害，不得不由原籍淮北，輾轉逃難至江浙。
成年後，又“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眦嚼齒，或流滋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诩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跋傅給事帖》），“未嘗不相與流涕哀恸，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
乾道七年（1171年）他在夔州任上，分管教育、農業，甚不如意。
正好，樞密使王炎宣撫四川，聘他為幕賓。
他終于如願以償，到了南鄭幕府，并有機會巡行漢中一帶，在接壤金兵的最前線，施展其軍事才能。
栉風沐雨，馳騁沙場，霜凝铠甲，奔走邊關，終于實現其“恨不以此勞，為國戍玉關”（《雪後苦寒，行饒撫道中有感》）的理想。
然而，這個世界，是個絕對偏心眼兒的世界。
好人想做好事不成，壞人想做壞事必成，已是一種規律。
在王炎幕下，任幹辦公事兼檢法官的這位詩人，主張抵抗，也說服長官抵抗。
為炎陳進取之術，以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
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
《宋史》 這當然是給主張不抵抗的皇帝添堵，是給主張不抵抗的投降派好看。
于是，兩者沆瀣一氣，聯手出來鎮壓。
第一着，将王炎調回臨安，閑置起來；第二着，長官一走，幕賓自然也就隻好作鳥獸散，各謀出路。
我們這位詩人，灰溜溜地離開南鄭，經劍門到成都去。
再豁達，再想得開，這心情也好不起來。
在中國曆史上，凡統治者對外孬種之際，必是對内兇惡之時，對金人，他們稱臣稱侄，忍辱蒙羞，納币強虜，苟且偷安；對抗金将士，他們排擠之，打擊之，排擠、打擊還不行的話，則殺戮之，屠滅之。
從南宋當局與北方強敵金國所簽訂的“和議”，便可知道當其時的詩人陸遊，該是怎樣地義憤填膺了。
1141年，宋金簽訂的《紹興和議》，南宋向金稱臣，每年要向金輸納“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
1164年，宋孝宗又和金世宗重新簽訂了《隆興和議》，規定南宋皇帝對金朝皇帝不再稱臣，改稱侄皇帝。
1208年，宋甯宗和金章宗再次簽訂《嘉定和議》，雙方規定，金宋的“叔侄之國”改為“伯侄之國”。
一腔熱血，換來一盆涼水的陸遊，在郁悶中，在惆怅中，無法寫出那“思潮壯”“天下雄”的時代最強音。
愛國有罪，何“壯”之有？抗敵有過，“雄”從何來？一直到乾道九年，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讀出詩人被剝奪了愛國權利的憤懑，失去了殺敵機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