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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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乎兮若江河！” 《列子·湯問》 這則“高山流水”的典故，用來形容知音之賞識和知音之難遇。
中國文人的最大毛病，從來不是“嘤其鳴兮”地“求其友聲”。
凡寫了一點作品，凡有了一點聲望的作家詩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誨人不倦”，要“指點衆生”，要“揮斥方遒”，而“好為人師”。
這班進入大師狀态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門兒之粗，脾氣之長，毛病之多，遂構成當代文學的一道風景線。
反觀前賢，能不感慨良多嘛！ 大師，是極尊崇的稱呼，最早見《史記·儒林列傳》：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看來，大師情結，可謂古今通病矣！ 前人對于濫稱大師，也是十分反感的。
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裡說到大清朝時的情況，言詞中就頗有些不敬的口吻： 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弦誦阒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俨然坐臯比，稱大師矣！ 民國初年，胡适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裡說：“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發現出來。
”由此可見，在胡适眼裡，學者和大師不能畫等号，沒有“大成績”，而隻是中成績、小成績，學者也不能稱大師。
所以，文壇上那些自封的大師，人封的大師，多少有些“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
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裡說過“發亮的東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針見血之語。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師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這個“師”字，則分量尤其重。
我記得舊時家家戶戶供奉香火的神龛上，就有寫着“天地君親師”字樣的牌位。
這“師”，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聖先師，中至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各類學問的大師，下至為你啟蒙、教你識字的老師。
凡師，本來就應該包含扶持、提攜、培養、熏陶後來人的意思在内。
近讀《宋史》，為歐陽修和蘇東坡同道相助，獎掖後進的精神所感動，于是，體會到中國文學的進展，正是全賴這樣的大師的播種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壇的輝煌局面。
因此，要說到“大師”二字，隻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才是名副其實的。
《宋史》載歐陽修： 獎引後進，如恐不用，賞識之下，率為聞人。
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蘇轼，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遊其聲譽，謂必顯于世。
載蘇東坡： 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轼待之如朋俦，未嘗以師資自予也。
像這樣的大師，庶幾乎不辜負這一個“師”字了。
孔夫子所以成為百代素王，就因為他擁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形成了一門儒學。
什麼樣的“師”，帶出什麼樣的“生”，然後，一群什麼樣的“生”，又對中國文化上做出什麼樣的貢獻，這才夠資格稱為大師。
歐、蘇所在的趙宋王朝，在中國曆史上，是個實際上隻擁有半壁江山的弱勢政權，但在文化和文學的成就上，絲毫不遜色于前朝的盛唐氣象。
人們耳熟能詳的唐宋八大家，所謂“韓柳歐蘇”等，這兩朝是平分秋色的。
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壇一下子出現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局面，絕非阮籍登廣武所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的隻會搞一些形式主義的，隻不過是過眼煙雲的假繁榮，而是一個真正輝煌的、在曆史上留得下來的文學高峰期。
9世紀中期，歐陽修算得上是位頂尖的領銜人物了。
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骛，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接他棒的蘇東坡，小他二十九歲，則是9世紀後期的文壇主将，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裡贊歎道： 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于世而後已。
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于修進，而終為令器。
若東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 如此反複論說其有功于斯文，看來真是發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壇，先是歐陽修與他周圍的作家，後是蘇東坡與他同道的文友，構成了兩個極佳的文學方陣。
但蘇東坡在文學途程起點階段，若無歐陽修這樣的“師”，蘇轼這樣的“生”，也許未必如此順利在文壇立足了。
所以，按舊時風習，“師”之對于“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以後，雖然很具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乎兮若江河！” 《列子·湯問》 這則“高山流水”的典故，用來形容知音之賞識和知音之難遇。
中國文人的最大毛病，從來不是“嘤其鳴兮”地“求其友聲”。
凡寫了一點作品，凡有了一點聲望的作家詩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誨人不倦”，要“指點衆生”，要“揮斥方遒”，而“好為人師”。
這班進入大師狀态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門兒之粗，脾氣之長，毛病之多，遂構成當代文學的一道風景線。
反觀前賢，能不感慨良多嘛！ 大師，是極尊崇的稱呼，最早見《史記·儒林列傳》： 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看來，大師情結，可謂古今通病矣！ 前人對于濫稱大師，也是十分反感的。
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裡說到大清朝時的情況，言詞中就頗有些不敬的口吻： 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弦誦阒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俨然坐臯比，稱大師矣！ 民國初年，胡适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裡說：“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發現出來。
”由此可見，在胡适眼裡，學者和大師不能畫等号，沒有“大成績”，而隻是中成績、小成績，學者也不能稱大師。
所以，文壇上那些自封的大師，人封的大師，多少有些“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
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裡說過“發亮的東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針見血之語。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師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這個“師”字，則分量尤其重。
我記得舊時家家戶戶供奉香火的神龛上，就有寫着“天地君親師”字樣的牌位。
這“師”，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聖先師，中至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各類學問的大師，下至為你啟蒙、教你識字的老師。
凡師，本來就應該包含扶持、提攜、培養、熏陶後來人的意思在内。
近讀《宋史》，為歐陽修和蘇東坡同道相助，獎掖後進的精神所感動，于是，體會到中國文學的進展，正是全賴這樣的大師的播種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壇的輝煌局面。
因此，要說到“大師”二字，隻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才是名副其實的。
《宋史》載歐陽修： 獎引後進，如恐不用，賞識之下，率為聞人。
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蘇轼，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遊其聲譽，謂必顯于世。
載蘇東坡： 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轼待之如朋俦，未嘗以師資自予也。
像這樣的大師，庶幾乎不辜負這一個“師”字了。
孔夫子所以成為百代素王，就因為他擁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形成了一門儒學。
什麼樣的“師”，帶出什麼樣的“生”，然後，一群什麼樣的“生”，又對中國文化上做出什麼樣的貢獻，這才夠資格稱為大師。
歐、蘇所在的趙宋王朝，在中國曆史上，是個實際上隻擁有半壁江山的弱勢政權，但在文化和文學的成就上，絲毫不遜色于前朝的盛唐氣象。
人們耳熟能詳的唐宋八大家，所謂“韓柳歐蘇”等，這兩朝是平分秋色的。
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壇一下子出現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局面，絕非阮籍登廣武所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的隻會搞一些形式主義的，隻不過是過眼煙雲的假繁榮，而是一個真正輝煌的、在曆史上留得下來的文學高峰期。
9世紀中期，歐陽修算得上是位頂尖的領銜人物了。
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骛，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接他棒的蘇東坡，小他二十九歲，則是9世紀後期的文壇主将，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裡贊歎道： 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于世而後已。
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于修進，而終為令器。
若東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 如此反複論說其有功于斯文，看來真是發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壇，先是歐陽修與他周圍的作家，後是蘇東坡與他同道的文友，構成了兩個極佳的文學方陣。
但蘇東坡在文學途程起點階段，若無歐陽修這樣的“師”，蘇轼這樣的“生”，也許未必如此順利在文壇立足了。
所以，按舊時風習，“師”之對于“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以後，雖然很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