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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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戒煙者，有戒酒者，當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說。
然而戒詩，則似是聞所未聞。
詩是天籁，詩是靈感，詩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華，詩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現出來的音樂，為什麼要戒呢？豈非太荒唐了嗎？ 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中，獨獨有這樣一個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蘇轼。
這位大詩人，就因為吃了他自己寫的詩的苦頭，他的家人，他的老前輩文彥博，都奉勸他戒詩，不要再為詩惹無妄之災了。
他在《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中寫： 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
句下自注： 邦直屢以此為戒。
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畫竹的文與可，得知他從開封到杭州來做官，送了他一首詩，其中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句，也是提醒他切莫作詩了。
由此可以看到蘇轼的朋友們，都不願他再為詩而身陷缧绁了。
據南宋洪邁《容齋随筆·四筆》卷一載： 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遊憂其及禍，贻書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
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系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以賦頌，托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
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
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膑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
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
言非谏臣，職非禦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 這是北宋熙甯三年（1070年）間事。
大概是最早向蘇東坡提出來戒詩、戒文、戒言的有心人。
蘇轼“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然而，這最初的勸告，對他雖有驚悚的效果，但好像他并未引以為訓。
到了北宋熙甯五年（1072年），據劉克莊回憶，有一位叫梁師孟的蘇轼的摯友： 勸坡戒言語時，詩禍未有萌也。
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禦史獄，坡聰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獨先知之，可謂見遠察微之士矣。
由此可知，一下子會有這麼許多朋友、家人，一起來勸蘇轼戒詩，連同戒文章、戒語言，肯定事出有因的。
中國有文字獄的曆史，卻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勁兒做這種事情。
但蘇東坡這次入獄，雖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邊的人不放過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親，還在為他大說好話。
這和莎士比亞時代的宮廷審查官，對他的劇本挑剔備至一樣，甚至在被槍斃了的劇本手稿上，寫上“小心自己腦袋”諸如此類警告他的話。
與宋神宗相似，伊麗莎白女王和繼位的詹姆士一世，對這位劇作家倒相當寬容，優禮有加，那位來自蘇格蘭的瘸腿國王，還曾因《麥克白》的成功演出，給了他三十英鎊賞金。
那時的英鎊，可比今天值錢多了。
最後，宋神宗還是沒有按照禦史的意見殺蘇東坡的頭，而是從輕發落，把他谪放黃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蕩的事。
如果這位皇上一時糊塗，對臣下上報的處置意見，随随便便畫了個圈的話，那我們今天，就怕讀不到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了。
回憶這一段多少有點類似的東西方曆史事實，是饒有興味的。
應該看到，英國的這兩位君主，是有相當藝術修養的。
伊麗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鑒賞力很高的女人，像《溫莎的風流娘兒們》這出喜劇，某種程度上說，是她啟迪莎士比亞寫成的。
相比之下，她手下的隻會威脅殺頭的宮廷審查官，就是一群飯桶了。
而堅持變法的宋神宗，也是個比較有頭腦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這個案子由禦史處理改由内廷更親信的人責辦，這才使蘇東坡成為文學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虧南宋的陸遊，還有一位朋九萬，因為當時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門，從開封逃到臨安，好多官方文檔資料散落人間，他得以從内檔中，整理出版了一本“烏台詩案”，使我們知道這宗迫害大師的史實。
這書中收錄了蘇轼被捕入獄的全部文件，包括審訊記錄、口供和所謂的詩文證據。
從中也看到那些反對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權，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發起勁兒。
但唯其腦細胞缺乏，才有種種低劣的發難、愚蠢的中
然而戒詩，則似是聞所未聞。
詩是天籁，詩是靈感，詩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華，詩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現出來的音樂，為什麼要戒呢？豈非太荒唐了嗎？ 在一部中國文學史中，獨獨有這樣一個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蘇轼。
這位大詩人，就因為吃了他自己寫的詩的苦頭，他的家人，他的老前輩文彥博，都奉勸他戒詩，不要再為詩惹無妄之災了。
他在《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中寫： 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
句下自注： 邦直屢以此為戒。
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畫竹的文與可，得知他從開封到杭州來做官，送了他一首詩，其中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句，也是提醒他切莫作詩了。
由此可以看到蘇轼的朋友們，都不願他再為詩而身陷缧绁了。
據南宋洪邁《容齋随筆·四筆》卷一載： 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遊憂其及禍，贻書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
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系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以賦頌，托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
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
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膑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
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
言非谏臣，職非禦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 這是北宋熙甯三年（1070年）間事。
大概是最早向蘇東坡提出來戒詩、戒文、戒言的有心人。
蘇轼“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然而，這最初的勸告，對他雖有驚悚的效果，但好像他并未引以為訓。
到了北宋熙甯五年（1072年），據劉克莊回憶，有一位叫梁師孟的蘇轼的摯友： 勸坡戒言語時，詩禍未有萌也。
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禦史獄，坡聰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獨先知之，可謂見遠察微之士矣。
由此可知，一下子會有這麼許多朋友、家人，一起來勸蘇轼戒詩，連同戒文章、戒語言，肯定事出有因的。
中國有文字獄的曆史，卻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勁兒做這種事情。
但蘇東坡這次入獄，雖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邊的人不放過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親，還在為他大說好話。
這和莎士比亞時代的宮廷審查官，對他的劇本挑剔備至一樣，甚至在被槍斃了的劇本手稿上，寫上“小心自己腦袋”諸如此類警告他的話。
與宋神宗相似，伊麗莎白女王和繼位的詹姆士一世，對這位劇作家倒相當寬容，優禮有加，那位來自蘇格蘭的瘸腿國王，還曾因《麥克白》的成功演出，給了他三十英鎊賞金。
那時的英鎊，可比今天值錢多了。
最後，宋神宗還是沒有按照禦史的意見殺蘇東坡的頭，而是從輕發落，把他谪放黃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蕩的事。
如果這位皇上一時糊塗，對臣下上報的處置意見，随随便便畫了個圈的話，那我們今天，就怕讀不到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了。
回憶這一段多少有點類似的東西方曆史事實，是饒有興味的。
應該看到，英國的這兩位君主，是有相當藝術修養的。
伊麗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鑒賞力很高的女人，像《溫莎的風流娘兒們》這出喜劇，某種程度上說，是她啟迪莎士比亞寫成的。
相比之下，她手下的隻會威脅殺頭的宮廷審查官，就是一群飯桶了。
而堅持變法的宋神宗，也是個比較有頭腦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這個案子由禦史處理改由内廷更親信的人責辦，這才使蘇東坡成為文學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虧南宋的陸遊，還有一位朋九萬，因為當時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門，從開封逃到臨安，好多官方文檔資料散落人間，他得以從内檔中，整理出版了一本“烏台詩案”，使我們知道這宗迫害大師的史實。
這書中收錄了蘇轼被捕入獄的全部文件，包括審訊記錄、口供和所謂的詩文證據。
從中也看到那些反對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權，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發起勁兒。
但唯其腦細胞缺乏，才有種種低劣的發難、愚蠢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