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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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笨拙的攻讦和沒有多少水平的責詞。
他們興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詩中的兩句話“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和其他一些叙述民衆苦難的詩，以及奏章裡的隻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兒去，控他一個大逆不道。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有什麼罪比反對皇帝的罪還大呢？别看這些人智商極低，但在關鍵時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綱到極限，又顯得很有天才。
“龍就是陛下您啊，蟄龍，就是惡毒攻擊陛下您已經入土為安了呀……”這時，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滿腔義憤，還要有眼淚鼻涕和滿臉忠誠。
所以，無限上綱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牽強附會過去，便是所有低能兒，用來打倒對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國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質上，要高于他朝。
趙姓皇帝對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
像範仲淹、晏殊、司馬光、文彥博、歐陽修、曾鞏、梅聖俞，包括王安石和蘇轼的弟弟蘇轍，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詩文大家。
在中國當皇帝的幾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級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級的南唐中宗和後主，應該是懂得作家和創作規律的皇帝，但他們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樣給作家這麼高度的信任。
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請出來當他的當朝宰相，這在别朝别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沒有，不過絕大多數是當個消閑解悶兒的玩意兒罷了，不會在政治上多麼重用的。
南朝的謝靈運就是一個例子，皇帝對他親近，不過是閑時想同他談談詩文而已，但謝詩人卻想染指權力，給他一個官當又不好好幹，結果，皇上一不開心，就把他給殺了。
所以，像宋朝這樣起用文人，在政治上的信任，在工作上的支持，也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罕見的文化現象，确實是值得研究的。
這位宋神宗，接英宗位後，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變法，很想發奮圖強一番，來扭轉積弱之勢；另一方面，也很欣賞保守派蘇轼的才華，表明了一個皇帝的文化品位，決定了他對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
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個小報告，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
趙顼每次讀到蘇轼奏章的文采處，便對臣下贊不絕口，而讀到他反映民間疾苦的詞章，連吃飯都不香的。
他當然不能相信這個詩人會反對朝廷，用詩文來诽謗他。
但是，現在控制朝政大權的那些官員，很害怕蘇轼從地方回到開封的中央政府裡來做事。
隻要他回來，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礙他們的仕途，也許外調，也許落職，使他們存在這樣的危機感，必然要抱成團地置蘇轼于死地了。
于是，告他反對皇帝，便是讓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計，這也是曆來一部分文人求諸最高權力來收拾同行，簡直可以說是無師自通的絕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圍，一旦有一批這樣的小人，而且他們又聯合起來，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勢力。
他們“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淩厲攻勢，竟使得宋神宗也無法不按照他們的意見，把蘇轼抓起來押解京師審問。
曾參的母親，聽到有人告訴她兒子殺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還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紡車上坐不住了。
趙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因為被重複灌輸的信息，而改變觀點的，至此，能不将信就疑嗎？ 蘇轼在寫給這位文彥博的一封信裡，說起過他家人對他寫詩而受牽連的恨絕心情，讀來令人心酸： 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随，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
至宿州，禦史符下，就家取書。
州郡望風，遺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
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
”悉取焚之。
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寫詩：“你可别再寫詩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寫詩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
“要是你不寫詩，哪會來抄家呢？”看起來，“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
其目的無非一是收集罪證，二是掠奪财富，三是打倒威風。
對蘇東坡這個一介書生來講，一無油水二無威權，不過想從他的詩文裡，再多找些證據，可置他于死地罷了。
社會公衆對于天才，從來就是兩途，一種是希望他成為巨人，一種則是努力把他踐踏，化為烏有，而無其他。
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審判的時候，杭州城裡的老百姓，專門為他做了一場法事，禱祝平安。
當他關在牢房
他們興高采烈地抓住了他詩中的兩句話“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和其他一些叙述民衆苦難的詩，以及奏章裡的隻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兒去，控他一個大逆不道。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有什麼罪比反對皇帝的罪還大呢？别看這些人智商極低，但在關鍵時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綱到極限，又顯得很有天才。
“龍就是陛下您啊，蟄龍，就是惡毒攻擊陛下您已經入土為安了呀……”這時，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滿腔義憤，還要有眼淚鼻涕和滿臉忠誠。
所以，無限上綱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牽強附會過去，便是所有低能兒，用來打倒對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國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質上，要高于他朝。
趙姓皇帝對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
像範仲淹、晏殊、司馬光、文彥博、歐陽修、曾鞏、梅聖俞，包括王安石和蘇轼的弟弟蘇轍，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詩文大家。
在中國當皇帝的幾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級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級的南唐中宗和後主，應該是懂得作家和創作規律的皇帝，但他們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樣給作家這麼高度的信任。
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請出來當他的當朝宰相，這在别朝别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沒有，不過絕大多數是當個消閑解悶兒的玩意兒罷了，不會在政治上多麼重用的。
南朝的謝靈運就是一個例子，皇帝對他親近，不過是閑時想同他談談詩文而已，但謝詩人卻想染指權力，給他一個官當又不好好幹，結果，皇上一不開心，就把他給殺了。
所以，像宋朝這樣起用文人，在政治上的信任，在工作上的支持，也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罕見的文化現象，确實是值得研究的。
這位宋神宗，接英宗位後，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變法，很想發奮圖強一番，來扭轉積弱之勢；另一方面，也很欣賞保守派蘇轼的才華，表明了一個皇帝的文化品位，決定了他對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
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個小報告，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
趙顼每次讀到蘇轼奏章的文采處，便對臣下贊不絕口，而讀到他反映民間疾苦的詞章，連吃飯都不香的。
他當然不能相信這個詩人會反對朝廷，用詩文來诽謗他。
但是，現在控制朝政大權的那些官員，很害怕蘇轼從地方回到開封的中央政府裡來做事。
隻要他回來，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礙他們的仕途，也許外調，也許落職，使他們存在這樣的危機感，必然要抱成團地置蘇轼于死地了。
于是，告他反對皇帝，便是讓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計，這也是曆來一部分文人求諸最高權力來收拾同行，簡直可以說是無師自通的絕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圍，一旦有一批這樣的小人，而且他們又聯合起來，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勢力。
他們“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淩厲攻勢，竟使得宋神宗也無法不按照他們的意見，把蘇轼抓起來押解京師審問。
曾參的母親，聽到有人告訴她兒子殺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還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紡車上坐不住了。
趙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因為被重複灌輸的信息，而改變觀點的，至此，能不将信就疑嗎？ 蘇轼在寫給這位文彥博的一封信裡，說起過他家人對他寫詩而受牽連的恨絕心情，讀來令人心酸： 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随，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
至宿州，禦史符下，就家取書。
州郡望風，遺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
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
”悉取焚之。
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寫詩：“你可别再寫詩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寫詩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
“要是你不寫詩，哪會來抄家呢？”看起來，“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
其目的無非一是收集罪證，二是掠奪财富，三是打倒威風。
對蘇東坡這個一介書生來講，一無油水二無威權，不過想從他的詩文裡，再多找些證據，可置他于死地罷了。
社會公衆對于天才，從來就是兩途，一種是希望他成為巨人，一種則是努力把他踐踏，化為烏有，而無其他。
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審判的時候，杭州城裡的老百姓，專門為他做了一場法事，禱祝平安。
當他關在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