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天性
關燈
小
中
大
裡，獄卒敢替他把寫好的詩，偷偷傳遞出來，可見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陰暗的日子裡，也不會孤獨的。
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加之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動用全部花花腸子，想出一切辦法，費盡吃奶力氣，來整蘇東坡的話，也不是所有同行都會跟他站在一條戰線雪上加霜的。
甘心為狗的作家，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沒有，但這種敗類在作家隊伍中終屬少數，大部分作家的良知，還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斷，他也許會沉默，但絕不苟從，更不會阿附。
幾百年後，我們重讀歐陽修《與梅聖俞書》中“取讀轼（即蘇轼）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這幾句話，是多麼讓人感動啊！從這裡我們不但看到前輩的禮讓之情，愛重之心，擊節贊賞之意，而且，還看到一種保護精神。
前輩司馬光在蘇轼出守錢塘，臨行來向老先生辭行的時候，說： 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
這番叮咛，言外之意，勸他别再為詩惹禍了，難道不是愛護他嗎？另一位資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彥博，同樣勸他戒詩，雖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無非讓他以後在詩文裡，切記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黴了。
這些政治家，久經宦海，深知蘇轼的對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從他的詩文中找碴兒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納，無所不用其極的文化小人，出于對才華的嫉妒，出于對巨人的畏懼，也出于一種職業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非常人所能防範的卑污手段。
而對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從字裡行間，望文生義，找出破綻，然後，牽強附會，無限上綱。
在封建社會裡，罵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從這裡向蘇轼開刀了。
由于這些無恥文人，更多是不學無術之徒，他們深知要在藝術上和大師較量出一個高低的話，是很費力氣的。
不如用告密的辦法來得快捷，隻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頭根子，或者在奏折裡誣陷一筆，或者遞一份無頭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麼的，或者說裡通外國，與番邦來往，有間諜之嫌，等等。
于是，對手給抓起來，關起來，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嗎？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找碴兒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機會，簡直比比皆是。
從古至今有幾個文學家是關在自己的象牙之塔裡，對世事不聞不問呢？尤其蘇東坡是位十分關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辦不到的。
他在《次子由詩相慶》裡寫過：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因此，從一個正直作家的作品裡，找到他們認為反動的東西，還不容易嗎？隻要他們想找的話。
尤其當時那場變法鬥争，蘇轼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那麼，在“烏台”裡坐着的那些禦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結王安石的一幫小人，自然更要加緊收拾這位大詩人了。
如今，他們咬住了這首詠古柏的詩定罪，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告他一個影射和惡毒攻擊了。
那不罪該萬死？蘇轼即使渾身長嘴，也難以辯解。
而且所有這類文字獄，從來都是檢察官兼法官，被告隻有等待宣判的權利。
看來上綱上線這一招，發明權也不是後來人的專利，倒是古已有之的。
綱已經上到了皇帝這兒，除了皇帝說話，蘇轼也就隻有等死了。
其實蘇東坡這首歌頌柏樹頑強不息的詩，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的人，都不能做出誣蔑皇帝的結論。
“烏台”辦事官員的這種說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謬的。
但他們反複地在宋神宗面前控訴蘇轼，一方面透出這幫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對于有才華的蘇東坡的仇視心理；一方面也看出他們本着看家狗的哲學，在行事中的有恃無恐的精神狀态。
因為一條狗在吠叫什麼的時候，吠叫的對象是無所謂的，吠對了，還是吠錯了，是無關緊要的。
關鍵在于吠的本身，能夠使主人看到它的盡責和忠誠，也就夠了。
幸好這位皇帝，不是絕對的昏君，還算明白事理，沒有被他們這份捍衛的忠心所感動。
他認為蘇轼盡管寫了龍，這龍也不是他。
諸葛亮還叫卧龍呢？那又怎麼理解？ 最後，把蘇轼關在大獄裡四個多月，才做出谪配黃州的決定，這一點，還真是虧了宋神宗的理智。
其實仁宗的皇後去世時，國喪是要大赦的，但是這幫小人生怕蘇轼在赦宥之列，還在和皇帝争，非說蘇轼有反心，不但要殺他，甚至連司馬光、範缜等反對新政的人，都開在建議要斬首的名單裡。
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種冥頑不化，不把人
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加之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動用全部花花腸子，想出一切辦法，費盡吃奶力氣，來整蘇東坡的話，也不是所有同行都會跟他站在一條戰線雪上加霜的。
甘心為狗的作家，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沒有，但這種敗類在作家隊伍中終屬少數，大部分作家的良知，還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斷，他也許會沉默，但絕不苟從，更不會阿附。
幾百年後，我們重讀歐陽修《與梅聖俞書》中“取讀轼（即蘇轼）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這幾句話，是多麼讓人感動啊！從這裡我們不但看到前輩的禮讓之情，愛重之心，擊節贊賞之意，而且，還看到一種保護精神。
前輩司馬光在蘇轼出守錢塘，臨行來向老先生辭行的時候，說： 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
這番叮咛，言外之意，勸他别再為詩惹禍了，難道不是愛護他嗎？另一位資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彥博，同樣勸他戒詩，雖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無非讓他以後在詩文裡，切記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黴了。
這些政治家，久經宦海，深知蘇轼的對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從他的詩文中找碴兒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納，無所不用其極的文化小人，出于對才華的嫉妒，出于對巨人的畏懼，也出于一種職業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非常人所能防範的卑污手段。
而對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從字裡行間，望文生義，找出破綻，然後，牽強附會，無限上綱。
在封建社會裡，罵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從這裡向蘇轼開刀了。
由于這些無恥文人，更多是不學無術之徒，他們深知要在藝術上和大師較量出一個高低的話，是很費力氣的。
不如用告密的辦法來得快捷，隻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頭根子，或者在奏折裡誣陷一筆，或者遞一份無頭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麼的，或者說裡通外國，與番邦來往，有間諜之嫌，等等。
于是，對手給抓起來，關起來，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嗎？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找碴兒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機會，簡直比比皆是。
從古至今有幾個文學家是關在自己的象牙之塔裡，對世事不聞不問呢？尤其蘇東坡是位十分關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辦不到的。
他在《次子由詩相慶》裡寫過：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
因此，從一個正直作家的作品裡，找到他們認為反動的東西，還不容易嗎？隻要他們想找的話。
尤其當時那場變法鬥争，蘇轼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那麼，在“烏台”裡坐着的那些禦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結王安石的一幫小人，自然更要加緊收拾這位大詩人了。
如今，他們咬住了這首詠古柏的詩定罪，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告他一個影射和惡毒攻擊了。
那不罪該萬死？蘇轼即使渾身長嘴，也難以辯解。
而且所有這類文字獄，從來都是檢察官兼法官，被告隻有等待宣判的權利。
看來上綱上線這一招，發明權也不是後來人的專利，倒是古已有之的。
綱已經上到了皇帝這兒，除了皇帝說話，蘇轼也就隻有等死了。
其實蘇東坡這首歌頌柏樹頑強不息的詩，任何一個具有正常思維的人，都不能做出誣蔑皇帝的結論。
“烏台”辦事官員的這種說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謬的。
但他們反複地在宋神宗面前控訴蘇轼，一方面透出這幫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對于有才華的蘇東坡的仇視心理；一方面也看出他們本着看家狗的哲學，在行事中的有恃無恐的精神狀态。
因為一條狗在吠叫什麼的時候，吠叫的對象是無所謂的，吠對了，還是吠錯了，是無關緊要的。
關鍵在于吠的本身，能夠使主人看到它的盡責和忠誠，也就夠了。
幸好這位皇帝，不是絕對的昏君，還算明白事理，沒有被他們這份捍衛的忠心所感動。
他認為蘇轼盡管寫了龍，這龍也不是他。
諸葛亮還叫卧龍呢？那又怎麼理解？ 最後，把蘇轼關在大獄裡四個多月，才做出谪配黃州的決定，這一點，還真是虧了宋神宗的理智。
其實仁宗的皇後去世時，國喪是要大赦的，但是這幫小人生怕蘇轼在赦宥之列，還在和皇帝争，非說蘇轼有反心，不但要殺他，甚至連司馬光、範缜等反對新政的人，都開在建議要斬首的名單裡。
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種冥頑不化，不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