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毀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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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
慶曆進士，任淮南判官，知鄞縣，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點。
嘉祐三年（1058年）入為度支判官，上萬言書，要求“改易更革”。
任直集賢院，知制诰。
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甯二年（1069年），拜參知政事，力主“變風俗，立法度”，為年輕而極想有為的神宗所接受。
于是實行變法，設置三司條例司，以呂惠卿主其事。
熙甯三年（1070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
先後推行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法。
用王韶發動熙河之役，取得對西夏作戰勝利。
熙甯五年（1072年），永樂之役複大敗于西夏。
又改革科舉，整頓學校，訓釋《詩》《書》《周禮》為《三經新義》，遭到司馬光、文彥博、呂誨、呂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對。
他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進行反駁。
由于新法在推廣應用過程中，粗糙行事、強迫命令、與民争利、引發騷動，遂出現市場凋敝、商業萎縮、百姓出走、農田抛荒等現象。
加之無良官吏，苛稅牟利，無恥小人，從中魚肉，以緻民衆不堪新法之擾，有逃亡者，有自傷者，有背井離鄉者，形成強大的反對聲浪。
曹太後（宋仁宗皇後，即慈聖太後）、高太後（宋英宗皇後，即宣仁太後，神宗生母），出面幹預，神宗動搖。
熙甯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罷相出知江甯府。
熙甯八年（1075年）二月，複相。
熙甯九年（1076年）十月，再次罷相，退居江甯半山園。
死後，先封舒國公，後改荊國公，所以又稱“王荊公”。
在中國曆史上，再無比他更能引發争議，而褒貶不一的人物了。
對其評價，從南宋以後，至元代編《宋史》，評價一路直下；而從民國以後，行情重又看好。
推崇者捧高到近乎神，醜化者差不多将他描畫為鬼，如此各走極端，強烈反差到天淵之别，是極為罕見的現象。
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傳統史書的影響，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導緻北宋敗亡，而他死硬不改為“拗相公”形象，一直是民間相當主流的觀點。
宋人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也是曆來為王安石辯誣正名的專家、權威、名流、教授最深惡痛絕的書籍。
其中某些名列廊廟的扛鼎人物，對于邵伯溫這本小冊子，那不可容忍的切齒之恨，那口出不遜的罵詈之聲，簡直到了好笑的程度，實在有失學者風度。
邵伯溫活了七十八歲，這一輩子可未得安生。
早年趕上王安石變法，中年經曆元祐黨争，晚年又遭到靖康之禍，南渡以後，衰邁年暮，回顧以往，不勝唏噓，遂有寫作此書之志。
他說： 伯溫蚤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得前言往行為多。
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為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
看來，這不過是他個人的一部回憶錄，自然也是他自己所經所曆、所感所想的人生總結。
因此，後人沒有理由要求他必須寫成一部準确無訛的正史，而他也沒有義務扮演毫無個人色彩的史官角色。
他說得很清楚，由于他父親邵雍的緣故，他得以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富弼相過從，那時，他才十二三歲，“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
”“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
”因此，前輩身影，先賢言行，時事世故，宦海浮沉，便是他這部回憶錄的主要内容。
由于他“聞見日博，而尤熟于當世之務”，不可能不涉及熙甯變法，元祐黨争，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其父，以及諸位前輩的影響，而持反對變法的立場，随後又因入黨籍遭到迫害。
據說，凡入黨入碑者，連開封的城門都不準進，他遂成為一個王安石的鐵杆兒反對派，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本來，知其人，讀其書，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是讀書人應有之義。
但邵伯溫這部書厲害的是，在他筆下是悉為難能可貴的第一手材料，便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竟能起到左右曆史的作用。
以緻李焘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脫脫的《元史》，涉及王安石變法的史料，也多沿用此書的說法和見解，一字千鈞，遂為定論，這也是那些為王安石辯誣正名者最為惱火的事。
說到底，邵伯溫隻是盡後死者之責，記錄下他所知道的事實，不過是一家之言罷了。
你信即是，你不信即不是，與邵伯溫無關。
但值得人們玩味的是，為什麼他的這本小冊子，竟成為一段信史？因為與當時對這場大失敗進行尋根究底的大趨勢合拍。
北宋滅亡以後，痛定思痛的中國人（自然也包括那些沒有話語權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思考我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從河洛中原的世居故土，來到長江以南的水鄉澤國，或走投無路，流離失所，或依人籬下，羁旅江湖？于是，從亡國之恨推溯上去，必然就是靖康之恥；而靖康之恥，又是趙佶、蔡京贻禍中外的結果；而蔡京和童貫之流得以肆虐天下，又與元祐黨争正人被斥、好人被逐、壞人當道、小人得勢是分不開的；接着繼續上推，元祐黨争正反兩面貼燒餅式的惡鬥，又是熙甯變法中支持與反對雙方較量的延續；再往上，還有什麼好找的，我相信南宋當時大部分臣民，會一緻得出結論，國難家禍之源，皆因王安石的強推新法而起。
誰的心裡都明擺着一本賬，從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澶淵之盟起，至宋仁宗，至宋英宗，至熙甯三年（1070年）宋神宗實施變法止，六十六年的太平日子；而推行新法，世亂便随之而來，不唯王安石是問，還有其他發洩怨恨的渠道嗎？ 宋欽宗時的國子祭酒楊時的奏章中所述，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了。
他說： 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饬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
這對王安石來說，當然是不公平的，變法，宋亂，而後亡，不變法，宋也亂，而後同樣會亡。
邵伯溫此書當著于楊時的奏章以後，雖然沒有明确指出宋亡之過在于安石，但他話裡話外，卻是有這層意思的，否則他就覺得有負後死者之責的内疚了。
在這本書裡，固然他說了王安石的長處，如好學不倦，廉潔勤政，不近女色，兄弟友于，但也認為他偏執、奸詐，是一個“外示樸野，中懷狡詐”的人物，對其“變亂祖宗法度”“禍害國家”“勸人主用兵”“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的批判，與楊時持相同看法，是毋庸諱言的。
但這部書能留存下來，成為解讀那一段曆史的重要資料，一是它第一手的史料價值，二是它符合了人心民意。
我想這也是簇擁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的追随者，以及他退出曆史舞台後的那些精神上的黨羽，沒有什麼史料記載得以存世的緣故。
從至今尚能讀到的蔡絛之《鐵圍山叢談》來看，證明這類書不是沒有，而是曾經有過，不過，統統湮沒無聞。
老百姓雖然永遠是無聲的一群，然而他們的唾棄，卻是最可怕的懲罰。
在這部書裡，邵伯溫說到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其精彩的論斷，通常不大為人提及而忽略，或以為是老生常談而一筆帶過。
其實，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凡着意變法改革者，都是必須慎之又慎，三
慶曆進士，任淮南判官，知鄞縣，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點。
嘉祐三年（1058年）入為度支判官，上萬言書，要求“改易更革”。
任直集賢院，知制诰。
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甯二年（1069年），拜參知政事，力主“變風俗，立法度”，為年輕而極想有為的神宗所接受。
于是實行變法，設置三司條例司，以呂惠卿主其事。
熙甯三年（1070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
先後推行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法。
用王韶發動熙河之役，取得對西夏作戰勝利。
熙甯五年（1072年），永樂之役複大敗于西夏。
又改革科舉，整頓學校，訓釋《詩》《書》《周禮》為《三經新義》，遭到司馬光、文彥博、呂誨、呂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對。
他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進行反駁。
由于新法在推廣應用過程中，粗糙行事、強迫命令、與民争利、引發騷動，遂出現市場凋敝、商業萎縮、百姓出走、農田抛荒等現象。
加之無良官吏，苛稅牟利，無恥小人，從中魚肉，以緻民衆不堪新法之擾，有逃亡者，有自傷者，有背井離鄉者，形成強大的反對聲浪。
曹太後（宋仁宗皇後，即慈聖太後）、高太後（宋英宗皇後，即宣仁太後，神宗生母），出面幹預，神宗動搖。
熙甯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罷相出知江甯府。
熙甯八年（1075年）二月，複相。
熙甯九年（1076年）十月，再次罷相，退居江甯半山園。
死後，先封舒國公，後改荊國公，所以又稱“王荊公”。
在中國曆史上，再無比他更能引發争議，而褒貶不一的人物了。
對其評價，從南宋以後，至元代編《宋史》，評價一路直下；而從民國以後，行情重又看好。
推崇者捧高到近乎神，醜化者差不多将他描畫為鬼，如此各走極端，強烈反差到天淵之别，是極為罕見的現象。
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傳統史書的影響，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導緻北宋敗亡，而他死硬不改為“拗相公”形象，一直是民間相當主流的觀點。
宋人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也是曆來為王安石辯誣正名的專家、權威、名流、教授最深惡痛絕的書籍。
其中某些名列廊廟的扛鼎人物，對于邵伯溫這本小冊子，那不可容忍的切齒之恨，那口出不遜的罵詈之聲，簡直到了好笑的程度，實在有失學者風度。
邵伯溫活了七十八歲，這一輩子可未得安生。
早年趕上王安石變法，中年經曆元祐黨争，晚年又遭到靖康之禍，南渡以後，衰邁年暮，回顧以往，不勝唏噓，遂有寫作此書之志。
他說： 伯溫蚤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得前言往行為多。
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為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
看來，這不過是他個人的一部回憶錄，自然也是他自己所經所曆、所感所想的人生總結。
因此，後人沒有理由要求他必須寫成一部準确無訛的正史，而他也沒有義務扮演毫無個人色彩的史官角色。
他說得很清楚，由于他父親邵雍的緣故，他得以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富弼相過從，那時，他才十二三歲，“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
”“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
”因此，前輩身影，先賢言行，時事世故，宦海浮沉，便是他這部回憶錄的主要内容。
由于他“聞見日博，而尤熟于當世之務”，不可能不涉及熙甯變法，元祐黨争，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其父，以及諸位前輩的影響，而持反對變法的立場，随後又因入黨籍遭到迫害。
據說，凡入黨入碑者，連開封的城門都不準進，他遂成為一個王安石的鐵杆兒反對派，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本來，知其人，讀其書，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是讀書人應有之義。
但邵伯溫這部書厲害的是，在他筆下是悉為難能可貴的第一手材料，便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竟能起到左右曆史的作用。
以緻李焘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脫脫的《元史》，涉及王安石變法的史料，也多沿用此書的說法和見解，一字千鈞，遂為定論，這也是那些為王安石辯誣正名者最為惱火的事。
說到底，邵伯溫隻是盡後死者之責，記錄下他所知道的事實，不過是一家之言罷了。
你信即是，你不信即不是，與邵伯溫無關。
但值得人們玩味的是，為什麼他的這本小冊子，竟成為一段信史？因為與當時對這場大失敗進行尋根究底的大趨勢合拍。
北宋滅亡以後，痛定思痛的中國人（自然也包括那些沒有話語權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思考我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從河洛中原的世居故土，來到長江以南的水鄉澤國，或走投無路，流離失所，或依人籬下，羁旅江湖？于是，從亡國之恨推溯上去，必然就是靖康之恥；而靖康之恥，又是趙佶、蔡京贻禍中外的結果；而蔡京和童貫之流得以肆虐天下，又與元祐黨争正人被斥、好人被逐、壞人當道、小人得勢是分不開的；接着繼續上推，元祐黨争正反兩面貼燒餅式的惡鬥，又是熙甯變法中支持與反對雙方較量的延續；再往上，還有什麼好找的，我相信南宋當時大部分臣民，會一緻得出結論，國難家禍之源，皆因王安石的強推新法而起。
誰的心裡都明擺着一本賬，從景德元年（1004年）宋真宗澶淵之盟起，至宋仁宗，至宋英宗，至熙甯三年（1070年）宋神宗實施變法止，六十六年的太平日子；而推行新法，世亂便随之而來，不唯王安石是問，還有其他發洩怨恨的渠道嗎？ 宋欽宗時的國子祭酒楊時的奏章中所述，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了。
他說： 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饬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
這對王安石來說，當然是不公平的，變法，宋亂，而後亡，不變法，宋也亂，而後同樣會亡。
邵伯溫此書當著于楊時的奏章以後，雖然沒有明确指出宋亡之過在于安石，但他話裡話外，卻是有這層意思的，否則他就覺得有負後死者之責的内疚了。
在這本書裡，固然他說了王安石的長處，如好學不倦，廉潔勤政，不近女色，兄弟友于，但也認為他偏執、奸詐，是一個“外示樸野，中懷狡詐”的人物，對其“變亂祖宗法度”“禍害國家”“勸人主用兵”“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的批判，與楊時持相同看法，是毋庸諱言的。
但這部書能留存下來，成為解讀那一段曆史的重要資料，一是它第一手的史料價值，二是它符合了人心民意。
我想這也是簇擁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的追随者，以及他退出曆史舞台後的那些精神上的黨羽，沒有什麼史料記載得以存世的緣故。
從至今尚能讀到的蔡絛之《鐵圍山叢談》來看，證明這類書不是沒有，而是曾經有過，不過，統統湮沒無聞。
老百姓雖然永遠是無聲的一群，然而他們的唾棄，卻是最可怕的懲罰。
在這部書裡，邵伯溫說到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其精彩的論斷，通常不大為人提及而忽略，或以為是老生常談而一筆帶過。
其實，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凡着意變法改革者，都是必須慎之又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