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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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六賊之首”蔡京,北宋會死得晚些。

     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之六載: 有士大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

    一日,令其做包子,辭以不能。

    诘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為不能做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蔥絲者也。

    ” 這個蔡太師,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

    他畫好,詩好,字好,文章好。

    當然,誤國殃民,貪贓枉法,竊弄權柄,恣為奸利,也是“好”得不得了。

    好到極點,遂走向反面。

    北宋王朝的徽宗趙佶,在位25年,經他“四上四下”的輔佐,最後,亡國了事。

     我們在《水浒傳》,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遺事》這三部古典白話小說裡,讀到了他。

    一般來講,曆史人物應該在史籍中存在着,一旦進入口述文學的話本範疇,被說話人予以演義,而且是三部書異口同聲地以他為主角,那麼,此人倘不是極好,便是極壞。

    這一點,隻有明朝的嚴嵩,堪與比拟。

    明萬曆年間,好幾出戲曲,如《丹心照》《鳴鳳記》《一捧雪》《萬花樓》,都以嚴氏父子為戲劇主角的形象出現,與蔡京所受到的待遇相似。

    一個,包括他的兒子蔡攸,成為平話醜類,一個,包括他的兒子嚴世蕃,成為舞台壞蛋,說明這班遭到萬民痛恨的人物,口誅之,筆伐之,猶不足以洩憤,于是,搬上舞台,演出書場,當活靶子讓衆人唾棄。

     中國曆史上,凡權奸,無不巨貪,蔡如此,嚴亦如此,其實漢朝的梁冀,唐朝的元載,清朝的和珅,也是此等貨色。

    不過,梁冀,纨绔惡少,元載,稍解文墨,和珅,略知詩文,這幫貨色,權,唯恐攬得不大,錢,唯恐撈得不多,惡,唯恐做得不甚,罪,唯恐犯得不重,雖然在禍國殃民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脈相通的。

    但是,應該承認,蔡、嚴這兩位,一有文學才華,一具藝術禀賦。

    嚴嵩的詩,一部《钤山堂集》,寫得相當出色,而蔡京的詩、書、畫,則尤為精絕,遠高嚴嵩一頭。

    尤其他的字,無論古今,無不以“冠絕一時”“鮮有俦匹”“無人出其右者”對其評價。

    宋代書法,習慣稱“蘇、黃、米、蔡”,因為蔡太臭了,這個蔡,遂改為蔡襄。

     在中國曆史上,作為文人,能夠像蔡京,像嚴嵩,把皇帝玩得團團轉,不是皇帝把他們耍了,而是他們把皇帝耍了,當數着這兩位大師了。

    嚴嵩耍嘉靖二十多年後,嘉靖終于還是将他抛棄了,蔡京耍徽宗一輩子,徽宗始終未覺悟,這又顯出蔡太師的非凡高明。

    一般來講,當文人遭遇帝王,不幸者多,幸者少。

    而蔡和嚴,則是幸中之幸,絕無僅有的幸運兒,這是不得不刮目相看的。

    所以,名列頂級害蟲的排行榜,成為綁在恥辱柱上的罪人的這兩位,千古以來,受到譴責和批判的同時,都少不了拉出他們的主子陪綁。

     蔡京的故事尤其多一點,這個曾經擁有天大的權力,曾經貪下天大的财産,曾經陪着那個混賬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兒到亡國的,壞得不能再壞的敗類,最後的下場,卻是誰也無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餓死了,這樣的一個離奇情節,着實匪夷所思。

    與羅大經這則随筆所述及的,其侈靡豪富、其窮奢極欲,其享盡榮華富貴的一生,反差之強烈,對比之懸殊,令人咋舌。

     這真讓人不得不信世間确有“因果報應”這一說了。

     如果廚娘所言為實,可想而知,太師府的廚房裡,有縷蔥絲者,那也必有剝蒜頭者、摘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無疑問的了。

    連料理佐料這般粗活兒,都如此專業化分工,以此類推,紅案白案,酒水小吃,鍋碗瓢勺,油鹽醬醋,更不知該有多少廚師、幫手、采買、雜工,在圍着他的這張嘴轉。

    即使當下一個五星級大飯店的餐飲部門,也未必細到連縷蔥絲都專人負責。

    由此可見,這位曆史上數得着的權奸,也是曆史上數得着的巨貪,在其當朝柄政,權傾天下,為非作惡,喪心病狂之際,那腐敗堕落,淫奢糜爛的程度,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一般來講,害蟲的出現,不奇怪,封建社會是一人說了算的官僚政權,是毫無監督的專制統治,從來就是滋生貪官污吏的土壤。

    而大的害蟲出現,還得要有一個縱容、支持、包庇,給他們撐開保護傘的最高統治者。

    沒有皇帝撐腰,無論梁冀、元載、蔡京、嚴嵩,還是和珅,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張一世的。

    因此,隻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趙佶。

    而說到昏君宋徽宗,斷不了牽扯奸臣蔡太師。

    他倆像一根線拴兩隻蚱蜢,難拆難分,誰也蹦不開誰。

     蔡京(1047-1126年),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