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毀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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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後行事的大問題。
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寫文章，三日一治縣事。
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資谷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
故熙甯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荊公之法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
行之一邑則可，行之天下不可，這就是必須摸着石頭過河的道理所在。
二 在被王安石辯誣者視為“惡意虛構”和“無恥讕言”的《邵氏聞見錄》中，有一則關于蘇東坡被王安石排擠出開封，繼又遭遇詩獄的記載，大概接近于曆史的真實：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辄間之。
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
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為開封府推官以困之。
子瞻益論事無諱，拟廷試策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
中丞李定，介甫客也。
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惡之。
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讪。
下禦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
這裡提到的呂惠卿、李定，還有曾布、章惇、舒亶、鄧绾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無論在當時或是後代，都被視作聲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
雖然，近年來經過不斷地漂白、不斷地洗刷，諸如呂惠卿的出賣告密，諸如李定的匿喪不報，諸如鄧绾“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當之”，都有了新的說法。
看來，元人所編的《宋史》，囿于南宋士大夫對于熙甯變法的成見，受到反映民衆心理的話本《拗相公》的影響，因而将其中部分人物納入書末的《奸臣傳》中，也許将來重新編寫北宋這段曆史的時候，有可能恢複曆史本來面貌。
其實，現在把王安石重新定位于曆史偉人的時候，連同他的這些雇傭軍也一一扶上尊位，實在是一種徒勞的努力。
因為王安石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抱着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高瞻遠矚，縱橫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律己甚嚴，廉潔奉公。
王安石與他們隻有工作的上下級關系，而不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從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從事這項偉大事業的。
王安石未嘗不希望司馬光、韓琦共襄盛舉，未嘗不盼着蘇轼、蘇轍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與謀，這就是這位偉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劇了。
那好，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于是，他不得不在幹部的物色選擇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
連他兩個親弟弟都棄他而去，可以想見當他兒子王雱，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對他是多麼大的打擊了。
因此，他與他的助手和支持者的關系，說白了，就是老闆和夥計。
他們所以投奔王安石，因為他們在司馬光、韓琦、富弼、呂誨、歐陽修那些資深政治家眼中，怎麼能有蘇氏兄弟那樣的前景呢！所以，當這些王安石的雇傭軍有條件實施反攻倒算的時候，拿蘇轼祭刀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林語堂說過，元豐七年（1084年），蘇轼調任途經南京，與王安石見面時，是有過交鋒的： 王安石失敗之後，蘇東坡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
此不足以為借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甯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成立用以偵察批評朝政者的特務機構。
林語堂還寫到了王安石對于蘇東坡公開反對新政，而給予的報複，那是這位詩人平生第一次差點吃官司的細節： 蘇東坡（因反對變法，三次給神宗）上書以後（這是頗讓王安石不開心的事情，不過，因為蘇東坡職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甯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間，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這觸怒了王安石（這當然是一次對他權威的公開挑釁），蘇東坡立遭罷黜。
王安石的親戚兼随員謝景溫，挾法誣告。
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送其父靈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并購買家具瓷器，并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
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
後來查無實據，此案遂告寝息。
但誰都知道，謝的發難，與王的授意分不開。
在宋人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亦載有此事。
景溫與王安石聯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無所得。
卷二百十四紀 謝景溫天資奸佞，素多朋附。
熙甯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禦史。
是時，蘇轼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辄具彈奏，謂轼丁憂返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體量，事皆無實。
卷四百二十一紀 謂範鎮舉蘇轼為谏官，禦史知雜事謝景溫以謗語力排之，事不實，士論薄之。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 轼有外弟，與之不葉，安石召之，問轼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
安石大喜，未有以發也。
會舉谏官，範鎮以轼應诏，謝景溫恐轼為谏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
卷二十五《蘇轼立朝大槩》 政壇的事，官場的事，這種鈎心鬥角，機關算盡，都是屬于司空見慣的正常活動。
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絕對不蹚渾水，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還是将這位官不算大，文章聲名卻比他響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師。
看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邊，沒有少給這位政敵，加油添醋，造謠生事。
司馬光奏對垂拱殿，上謂：“蘇轼非佳士，卿誤知之。
鮮于侁在遠，轼以奏稿傳之。
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
”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轼販鹽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轼，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
且轼雖不佳，豈不賢于李定之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
安石喜之，乃欲用為台官。
” 《長編》卷二百十四紀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蘇轼還是到杭州為太守去了。
不過躲過初一，沒躲過十五，烏台裡坐着的禦史，王安石提拔起來的爪牙，又将他拘押在大牢裡。
在神宗強烈支持下，王安石變法諸多措施，終于一一出台。
他大概沒料到輿論大嘩，天下大亂。
因為他作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這是當時和後來所公認的。
但從來沒有一位研究他的學者，認為他是具有行政能力，具有管理經驗，具有靈活機智，應變圓通，能夠從容進退，周旋回轉。
他連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談其他？這樣一位高智商而低能力的學者型幹部，适合做領導者的智庫，出謀劃策，可以，運籌帷幄，則不行。
不要說北宋時期的那種因循保守的政治體制，也不要說北宋時期那種颟顸臃腫的官僚架構，更不要說幾乎不跟大宋王朝的老百姓打一聲招呼，簡直讓人吓一個跟頭的改革大計，像雷陣雨似的傾盆而來。
老子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是經不起像烙餅似的翻來覆去。
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來，連小鮮那樣還保持着一條魚的形狀都說不上，隻能說是即将散架，還沒有馬上散架的，快要箍不住的一隻漏水不止的木桶。
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補的保守療法，而是大卸八塊，這隻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
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寫文章，三日一治縣事。
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資谷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
故熙甯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荊公之法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
行之一邑則可，行之天下不可，這就是必須摸着石頭過河的道理所在。
二 在被王安石辯誣者視為“惡意虛構”和“無恥讕言”的《邵氏聞見錄》中，有一則關于蘇東坡被王安石排擠出開封，繼又遭遇詩獄的記載，大概接近于曆史的真實：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辄間之。
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
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為開封府推官以困之。
子瞻益論事無諱，拟廷試策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
中丞李定，介甫客也。
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惡之。
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讪。
下禦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
這裡提到的呂惠卿、李定，還有曾布、章惇、舒亶、鄧绾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無論在當時或是後代，都被視作聲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
雖然，近年來經過不斷地漂白、不斷地洗刷，諸如呂惠卿的出賣告密，諸如李定的匿喪不報，諸如鄧绾“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當之”，都有了新的說法。
看來，元人所編的《宋史》，囿于南宋士大夫對于熙甯變法的成見，受到反映民衆心理的話本《拗相公》的影響，因而将其中部分人物納入書末的《奸臣傳》中，也許将來重新編寫北宋這段曆史的時候，有可能恢複曆史本來面貌。
其實，現在把王安石重新定位于曆史偉人的時候，連同他的這些雇傭軍也一一扶上尊位，實在是一種徒勞的努力。
因為王安石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抱着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高瞻遠矚，縱橫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律己甚嚴，廉潔奉公。
王安石與他們隻有工作的上下級關系，而不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從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從事這項偉大事業的。
王安石未嘗不希望司馬光、韓琦共襄盛舉，未嘗不盼着蘇轼、蘇轍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與謀，這就是這位偉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劇了。
那好，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于是，他不得不在幹部的物色選擇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
連他兩個親弟弟都棄他而去，可以想見當他兒子王雱，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對他是多麼大的打擊了。
因此，他與他的助手和支持者的關系，說白了，就是老闆和夥計。
他們所以投奔王安石，因為他們在司馬光、韓琦、富弼、呂誨、歐陽修那些資深政治家眼中，怎麼能有蘇氏兄弟那樣的前景呢！所以，當這些王安石的雇傭軍有條件實施反攻倒算的時候，拿蘇轼祭刀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林語堂說過，元豐七年（1084年），蘇轼調任途經南京，與王安石見面時，是有過交鋒的： 王安石失敗之後，蘇東坡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
此不足以為借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甯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成立用以偵察批評朝政者的特務機構。
林語堂還寫到了王安石對于蘇東坡公開反對新政，而給予的報複，那是這位詩人平生第一次差點吃官司的細節： 蘇東坡（因反對變法，三次給神宗）上書以後（這是頗讓王安石不開心的事情，不過，因為蘇東坡職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甯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間，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這觸怒了王安石（這當然是一次對他權威的公開挑釁），蘇東坡立遭罷黜。
王安石的親戚兼随員謝景溫，挾法誣告。
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送其父靈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并購買家具瓷器，并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
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
後來查無實據，此案遂告寝息。
但誰都知道，謝的發難，與王的授意分不開。
在宋人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亦載有此事。
景溫與王安石聯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無所得。
卷二百十四紀 謝景溫天資奸佞，素多朋附。
熙甯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禦史。
是時，蘇轼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辄具彈奏，謂轼丁憂返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體量，事皆無實。
卷四百二十一紀 謂範鎮舉蘇轼為谏官，禦史知雜事謝景溫以謗語力排之，事不實，士論薄之。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 轼有外弟，與之不葉，安石召之，問轼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
安石大喜，未有以發也。
會舉谏官，範鎮以轼應诏，謝景溫恐轼為谏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
卷二十五《蘇轼立朝大槩》 政壇的事，官場的事，這種鈎心鬥角，機關算盡，都是屬于司空見慣的正常活動。
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絕對不蹚渾水，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還是将這位官不算大，文章聲名卻比他響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師。
看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邊，沒有少給這位政敵，加油添醋，造謠生事。
司馬光奏對垂拱殿，上謂：“蘇轼非佳士，卿誤知之。
鮮于侁在遠，轼以奏稿傳之。
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
”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轼販鹽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轼，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
且轼雖不佳，豈不賢于李定之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
安石喜之，乃欲用為台官。
” 《長編》卷二百十四紀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蘇轼還是到杭州為太守去了。
不過躲過初一，沒躲過十五，烏台裡坐着的禦史，王安石提拔起來的爪牙，又将他拘押在大牢裡。
在神宗強烈支持下，王安石變法諸多措施，終于一一出台。
他大概沒料到輿論大嘩，天下大亂。
因為他作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這是當時和後來所公認的。
但從來沒有一位研究他的學者，認為他是具有行政能力，具有管理經驗，具有靈活機智，應變圓通，能夠從容進退，周旋回轉。
他連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談其他？這樣一位高智商而低能力的學者型幹部，适合做領導者的智庫，出謀劃策，可以，運籌帷幄，則不行。
不要說北宋時期的那種因循保守的政治體制，也不要說北宋時期那種颟顸臃腫的官僚架構，更不要說幾乎不跟大宋王朝的老百姓打一聲招呼，簡直讓人吓一個跟頭的改革大計，像雷陣雨似的傾盆而來。
老子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是經不起像烙餅似的翻來覆去。
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來，連小鮮那樣還保持着一條魚的形狀都說不上，隻能說是即将散架，還沒有馬上散架的，快要箍不住的一隻漏水不止的木桶。
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補的保守療法，而是大卸八塊，這隻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