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毀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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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充滿自信，伸出兩隻手，對神宗皇帝講：“你看，每個手有五根手指，從理論上講，一下子按住十個跳蚤是絕對有可能的。
”這是笑話，然而也是熙甯二年的真實。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覺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會贊成王安石這樣的改革。
你是在進行改革，而不是在進行革命。
革命允許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對派敢龇牙，隻要手裡有槍杆子，二話不說，馬上擺平。
這隻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隻新桶，這就叫革命。
而這隻桶再壞再破，也不能一腳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這才叫改革。
因此，改革就得和顔悅色，就得和風細雨，就得由點而面，由局部而全體，潤物無聲地細緻工作。
沒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紮實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這樣的冒失行事，不失敗才怪？ 有論者說，他是一隻叫得太早的公雞。
其實，說準确點，他是一隻想自己下蛋的公雞，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三 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從玉蘭花的綻放開始的。
這一天，光緒正式頒布《明定國是诏》，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的“戊戌變法”正式出籠。
康有為顯然考慮過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教訓，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
于是，他對光緒建議： 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唯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唯漸擢小臣。
彼守舊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别責之于小臣。
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複無失位之懼，則怨謗自息矣！ 急于改革的光緒皇帝，第一個行動就是廢科舉八股。
當時，維新派第二号人物梁啟超，對此舉動興奮得不能自已，說： 海内有志之士讀诏書皆酌酒相慶，以為去千年愚民之弊，為維新第一大事也。
問題在于清光緒犯了宋神宗的同一個錯誤，從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發出一道道诏書，下令各地方推行學堂、商務、鐵路、礦務……短短三個月，其頒發的新政谕旨，比神宗還要神宗，達二百八十多件。
結果，頤和園内那棵開得稍晚一點的辛夷，也就是紫色的玉蘭花，還未落盡，在滿地花瓣的頤和園的漪瀾堂裡，老佛爺像捏死一個臭蟲似的，使這場百日維新，胎死腹中。
雖然，她是主刀者，但她身後卻是絕對不許觸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組成的銅牆鐵壁。
改革派有時想得十分單純，以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樣，大旱之望虹霓一樣期盼着他們舉起義旗，來挽救這隻已成破木桶似的政權。
孰料朝廷内外，舉國上下，擁護者甚少，反對者甚衆。
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
光緒隻有一位太後，而神宗卻有好幾位太後。
這位理想主義者，列甯譽之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卻沒有任何高招可以應對女流之輩。
老太太們一流眼淚，王安石隻好卷鋪蓋走人。
變法之初，得到神宗絕對信任的王安石，意氣風發，确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來估計到可能的反撲。
所以，有一位叫範缜的大臣，上書反對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可以想見他那怒不可遏的樣子。
有一個叫作呂陶的官員： 其初應制科，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願陛下不惑理财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
安石讀卷，神色頓沮，神宗使馮京竟讀，稱其有理。
而卒為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
可以想象王安石彼時氣急敗壞的樣子。
接着，他又犯了一連串策略性的錯誤，樹敵過多，全面出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不争取盟軍和友軍的支持，也不放下身段去說服那些不同意見者，甚至下手打擊其實完全不必打擊的反對者，聽不得任何相反的聲音。
于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範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
結果，如劉述、程頤、劉摯、劉琦等禦史，如範純仁、李常、孫愈等谏官，如歐陽修、富弼、文彥博、曾公亮等名臣，也都被王安石排擠出朝。
這樣一個人皆為敵的刺猬型的人物，要能混得下去，豈非咄咄怪事？ 後來的事實證明，保守派也非鐵闆一塊，當司馬光複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時候，蘇轼并不認同這種絕對的做法，曾與之争辯，新法該去者去之，可不去者留之，可去可不去者也不必一筆勾銷，擇其善而去其惡，為此與司馬光争辯，而獲罪于當局。
現在，回過頭去看蘇轼在熙甯二年《上神宗皇帝書》中：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
立條例司，遣青苗法，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
重點放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變法，隻是新法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皆不與治同道”，過于與民争利，層層盤剝，法令峻急，求速傷民，從老百姓身受其害這個角度，而持有異議罷了。
據宋人王栐《燕翼诒謀錄》，可見實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
上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谯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而蠱惑之。
本來，春季借給農戶的小額低息貸款，秋後還款付息，農民國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無可非議的事情。
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卻變成诓騙農民的一個局。
譬如《保甲法》，老百姓為了逃避攤派的軍費和被抓壯丁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多起自殘事件；再譬如《保馬法》，分戶領養軍馬，平時自用，戰時軍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為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但是，當時大半江山都在長江流域一帶，根本不适合馬的生存，而把馬養瘦了，養病了，或者養死了，飼馬戶便要受到責罰。
諸多事實證明，蘇轼才三次上書神宗，亟論此法之弊。
诏收還司馬光樞密副使告敕，仍舊職。
先是上欲光置兩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
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
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轼、蘇轍之徒而已。
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
” 《長鑒拾補》 看他在神宗面前嚼的這頓舌頭，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絕對容不得反對派；第三，把所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對立面，勢必要成為孤家寡人。
我想，“拗相公”的“拗”，顯然是從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維易走極端而來。
我始終相信，想将蘇東坡送上斷頭台的最緻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為他的《上神宗皇帝書》，不完全因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輕，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幹掉的惡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脫。
從這裡看到，他尤其在意蘇轼，一舉一動，全在眼中。
因為蘇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間，惺惺相惜者少，相輕相嫉者多。
如果僅僅是文友的話，也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緊張，現在這兩個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敵，那就如同荒野裡兩條狼相遇，必有一場較量發生。
因為蘇東坡的詩詞歌賦，甚至為皇帝拟的诏書文告、道德文章，都要勝王安石一籌。
清人袁枚在《随園詩
”這是笑話，然而也是熙甯二年的真實。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覺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會贊成王安石這樣的改革。
你是在進行改革，而不是在進行革命。
革命允許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對派敢龇牙，隻要手裡有槍杆子，二話不說，馬上擺平。
這隻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隻新桶，這就叫革命。
而這隻桶再壞再破，也不能一腳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這才叫改革。
因此，改革就得和顔悅色，就得和風細雨，就得由點而面，由局部而全體，潤物無聲地細緻工作。
沒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紮實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這樣的冒失行事，不失敗才怪？ 有論者說，他是一隻叫得太早的公雞。
其實，說準确點，他是一隻想自己下蛋的公雞，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三 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從玉蘭花的綻放開始的。
這一天，光緒正式頒布《明定國是诏》，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的“戊戌變法”正式出籠。
康有為顯然考慮過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教訓，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
于是，他對光緒建議： 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唯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唯漸擢小臣。
彼守舊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别責之于小臣。
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複無失位之懼，則怨謗自息矣！ 急于改革的光緒皇帝，第一個行動就是廢科舉八股。
當時，維新派第二号人物梁啟超，對此舉動興奮得不能自已，說： 海内有志之士讀诏書皆酌酒相慶，以為去千年愚民之弊，為維新第一大事也。
問題在于清光緒犯了宋神宗的同一個錯誤，從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發出一道道诏書，下令各地方推行學堂、商務、鐵路、礦務……短短三個月，其頒發的新政谕旨，比神宗還要神宗，達二百八十多件。
結果，頤和園内那棵開得稍晚一點的辛夷，也就是紫色的玉蘭花，還未落盡，在滿地花瓣的頤和園的漪瀾堂裡，老佛爺像捏死一個臭蟲似的，使這場百日維新，胎死腹中。
雖然，她是主刀者，但她身後卻是絕對不許觸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組成的銅牆鐵壁。
改革派有時想得十分單純，以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樣，大旱之望虹霓一樣期盼着他們舉起義旗，來挽救這隻已成破木桶似的政權。
孰料朝廷内外，舉國上下，擁護者甚少，反對者甚衆。
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
光緒隻有一位太後，而神宗卻有好幾位太後。
這位理想主義者，列甯譽之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卻沒有任何高招可以應對女流之輩。
老太太們一流眼淚，王安石隻好卷鋪蓋走人。
變法之初，得到神宗絕對信任的王安石，意氣風發，确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來估計到可能的反撲。
所以，有一位叫範缜的大臣，上書反對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可以想見他那怒不可遏的樣子。
有一個叫作呂陶的官員： 其初應制科，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願陛下不惑理财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
安石讀卷，神色頓沮，神宗使馮京竟讀，稱其有理。
而卒為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
可以想象王安石彼時氣急敗壞的樣子。
接着，他又犯了一連串策略性的錯誤，樹敵過多，全面出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不争取盟軍和友軍的支持，也不放下身段去說服那些不同意見者，甚至下手打擊其實完全不必打擊的反對者，聽不得任何相反的聲音。
于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範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
結果，如劉述、程頤、劉摯、劉琦等禦史，如範純仁、李常、孫愈等谏官，如歐陽修、富弼、文彥博、曾公亮等名臣，也都被王安石排擠出朝。
這樣一個人皆為敵的刺猬型的人物，要能混得下去，豈非咄咄怪事？ 後來的事實證明，保守派也非鐵闆一塊，當司馬光複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時候，蘇轼并不認同這種絕對的做法，曾與之争辯，新法該去者去之，可不去者留之，可去可不去者也不必一筆勾銷，擇其善而去其惡，為此與司馬光争辯，而獲罪于當局。
現在，回過頭去看蘇轼在熙甯二年《上神宗皇帝書》中：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
立條例司，遣青苗法，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
重點放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變法，隻是新法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皆不與治同道”，過于與民争利，層層盤剝，法令峻急，求速傷民，從老百姓身受其害這個角度，而持有異議罷了。
據宋人王栐《燕翼诒謀錄》，可見實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
上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谯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而蠱惑之。
本來，春季借給農戶的小額低息貸款，秋後還款付息，農民國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無可非議的事情。
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卻變成诓騙農民的一個局。
譬如《保甲法》，老百姓為了逃避攤派的軍費和被抓壯丁去當兵的雙重威脅，民間發生了多起自殘事件；再譬如《保馬法》，分戶領養軍馬，平時自用，戰時軍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為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但是，當時大半江山都在長江流域一帶，根本不适合馬的生存，而把馬養瘦了，養病了，或者養死了，飼馬戶便要受到責罰。
諸多事實證明，蘇轼才三次上書神宗，亟論此法之弊。
诏收還司馬光樞密副使告敕，仍舊職。
先是上欲光置兩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
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
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轼、蘇轍之徒而已。
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
” 《長鑒拾補》 看他在神宗面前嚼的這頓舌頭，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絕對容不得反對派；第三，把所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對立面，勢必要成為孤家寡人。
我想，“拗相公”的“拗”，顯然是從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維易走極端而來。
我始終相信，想将蘇東坡送上斷頭台的最緻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為他的《上神宗皇帝書》，不完全因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輕，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幹掉的惡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脫。
從這裡看到，他尤其在意蘇轼，一舉一動，全在眼中。
因為蘇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間，惺惺相惜者少，相輕相嫉者多。
如果僅僅是文友的話，也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緊張，現在這兩個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敵，那就如同荒野裡兩條狼相遇，必有一場較量發生。
因為蘇東坡的詩詞歌賦，甚至為皇帝拟的诏書文告、道德文章，都要勝王安石一籌。
清人袁枚在《随園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