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毀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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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裡說：
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為人拗強乖張。
就沖王之矯揉造作，蘇之坦蕩率真，兩種性格上的差異，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實際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蘇東坡根本不把他當回事的調侃。
但沖他起勁兒反對的那些政敵，如司馬光，如歐陽修，如蘇轼，都是在文學上有建樹的大手筆。
我又不禁政治大義之外的小人心胸。
因為文人，通常不能寬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
王安石是毫無疑義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還是存在某些質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學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王安石未發迹時，《上歐陽永叔書》之二中寫道： 某以不肖，願趨走于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
接着讀《宋史》，知道曾鞏曾經将王安石介紹給歐陽修，歐“為之延譽”，王才漸漸得志的。
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牽線人抛到一邊。
再後，青雲直上的他，連曾經鼓吹他的歐陽修，也要排擠出政壇，斷情絕義。
這就頗令時人為之不齒了。
這期間有人建議應該留下這位有經驗的政治家，王安石卻說： 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
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 于是把歐陽修逐出開封，回安徽滁縣去築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後是文學家；蘇相反，第一是文學家，第二才是政治家。
政治家允許自己無恥，而文學家至多允許自己風流。
王安石最後終于凄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顧他為相八年，權勢達到頂點，也隻是把所有他的政敵，統統逐出開封而已，說到底，還是他是個文學家的緣故。
而作為一流文學家的蘇東坡，确實風流倜傥一輩子，作為二流政治家的蘇東坡，也“為小人忌惡擠排”了一輩子。
還是那部《邵氏聞見錄》，說到他們兩人在金陵相見的情景。
子瞻曰：“某欲有言與公。
”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
他以為蘇還放不下元豐二年（1079年）被關進大獄，他的那些黨羽李定、舒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
但蘇子瞻并不計較個人恩怨，而是說： “某所言天下事也。
”介甫色定曰：“姑言之。
”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
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
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興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
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
”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蓋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洩其言耳。
介甫又曰：“人須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乃可。
”子瞻戲曰：“今之君子，争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
”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敗的蘇對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雖空間有限，但時間無窮，政治總是短期性的，而文學則長在不敗，表面上的蘇敗了，精神上的蘇并不敗。
顯赫過的王對蘇就看不大透，雖然眼前這個手下敗将，曾經将他扳倒過，時過境遷，竟連一點赢的感覺，也找不到，顯得拘謹而戚戚，惶惶而不安。
看來，清人王夫之著《宋論》一書，在神宗的這一章，将王安石定位在“小人”這一格上，也許不是誅心之論。
四 據宋人陳善《扪虱新話》：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
晚年乃出知洪州，頗多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
據宋人李昌齡的《樂善錄》，也說過： 王韶晚年頻悔取熙河事。
宋神宗熙甯四年（1071年）、五年、六年，王韶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發動了這場與西夏的熙河之戰，獲勝，拓邊兩千餘裡。
因此造就了王韶，更膨脹了王安石，由此而鼓動起動武狂熱，導緻元豐四年（1081年）的靈州之戰，宋軍遭到慘重的損失，接下來，元豐五年的永樂之戰，西征宋軍基本覆滅。
熙河之役的獲勝捷報傳來，宋神宗親自解下龍袍的玉帶，賞賜給這位“大軍事家”王安石；但輕啟兵端，小勝以後的大敗，卻是這位将領永遠也不能釋懷的懊悔，多少将士死在了那幹旱無水的沙漠孤城啊！ 一則宋人筆記，洪邁的《夷堅志》裡講了這樣一個神怪故事，讀來令人不勝恐怖： 王厚，韶長子，位至節度使。
一日家集，菜碟内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案上。
衆皆愕然。
厚怒，悉取食之。
登時嘔吐，明日死。
而王韶之死，更怪異，死于疽，疽腐爛到洞見肺腑，那就更離奇了。
王韶是一位優秀的将領，若生在漢、唐，是大有可為的。
而生在弱宋，你就不得不考慮收複這塊失地之後，如何守得住？那些桀頑不遜的吐蕃、西夏異族，如何管得住？你出其不意地打赢了第一回合，在以後的交手中，你還能屢試不爽嗎？整個國家不給力，主張動武者王韶也好，慫恿動武者王安石也好，縱使三頭六臂，也是回天乏術的。
王夫之在《宋論》裡說： 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為奇策而聽之。
誠奇矣。
唯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也。
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
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強敵而徐效。
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
接着，這位史學家批判王安石： 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
王韶也許至死都未明白，他的熙河之役，隻不過給王安石解圍而已。
神宗熙甯四年、五年、六年，正是王安石實施新法，遭遇強大阻力之際，他需要進行一場冒險的戰争，勝了，證明他一切的一切是對的，敗了，也怪不得他，如同推廣新法所引起的抵抗，全歸罪于朝野上下反對派徹頭徹尾的不合作上。
然而，王夫之卻斷然結論王安石是個“妄人”，何謂“妄人”？說白了，就是嚣張到不進油醬的得志小人。
王夫之對君子和小人的區别，有着精彩的分析： 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
為，就是做，就是行動，所謂“聽其言，觀其行”，怎麼為，怎麼做，才是最重要的觀察指标。
他認為：君子做事情，一、有絕不可做的事情；二、沒有絕對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則不同了，在他們看來，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達目的，誓不罷手；二、而且沒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麼都敢幹，什麼都不在乎，什麼後果都不在話下。
這就是說，君子有能夠約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堅決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
而小人當道得志的話，他們就無顧忌，無制約，無法度，無規矩，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哪怕是不可做，不該幹的，也敢去做去幹。
也許因為王船山是太重要的史學家，這個着實不客氣的結論問世之後，三百多年，沒有一位為王安石辯誣者出來質疑或者反對過。
一個有分
就沖王之矯揉造作，蘇之坦蕩率真，兩種性格上的差異，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實際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蘇東坡根本不把他當回事的調侃。
但沖他起勁兒反對的那些政敵，如司馬光，如歐陽修，如蘇轼，都是在文學上有建樹的大手筆。
我又不禁政治大義之外的小人心胸。
因為文人，通常不能寬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
王安石是毫無疑義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還是存在某些質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學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王安石未發迹時，《上歐陽永叔書》之二中寫道： 某以不肖，願趨走于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
接着讀《宋史》，知道曾鞏曾經将王安石介紹給歐陽修，歐“為之延譽”，王才漸漸得志的。
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牽線人抛到一邊。
再後，青雲直上的他，連曾經鼓吹他的歐陽修，也要排擠出政壇，斷情絕義。
這就頗令時人為之不齒了。
這期間有人建議應該留下這位有經驗的政治家，王安石卻說： 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
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 于是把歐陽修逐出開封，回安徽滁縣去築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後是文學家；蘇相反，第一是文學家，第二才是政治家。
政治家允許自己無恥，而文學家至多允許自己風流。
王安石最後終于凄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顧他為相八年，權勢達到頂點，也隻是把所有他的政敵，統統逐出開封而已，說到底，還是他是個文學家的緣故。
而作為一流文學家的蘇東坡，确實風流倜傥一輩子，作為二流政治家的蘇東坡，也“為小人忌惡擠排”了一輩子。
還是那部《邵氏聞見錄》，說到他們兩人在金陵相見的情景。
子瞻曰：“某欲有言與公。
”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
他以為蘇還放不下元豐二年（1079年）被關進大獄，他的那些黨羽李定、舒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
但蘇子瞻并不計較個人恩怨，而是說： “某所言天下事也。
”介甫色定曰：“姑言之。
”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
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
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興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
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
”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蓋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洩其言耳。
介甫又曰：“人須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乃可。
”子瞻戲曰：“今之君子，争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
”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敗的蘇對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雖空間有限，但時間無窮，政治總是短期性的，而文學則長在不敗，表面上的蘇敗了，精神上的蘇并不敗。
顯赫過的王對蘇就看不大透，雖然眼前這個手下敗将，曾經将他扳倒過，時過境遷，竟連一點赢的感覺，也找不到，顯得拘謹而戚戚，惶惶而不安。
看來，清人王夫之著《宋論》一書，在神宗的這一章，将王安石定位在“小人”這一格上，也許不是誅心之論。
四 據宋人陳善《扪虱新話》：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
晚年乃出知洪州，頗多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
據宋人李昌齡的《樂善錄》，也說過： 王韶晚年頻悔取熙河事。
宋神宗熙甯四年（1071年）、五年、六年，王韶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發動了這場與西夏的熙河之戰，獲勝，拓邊兩千餘裡。
因此造就了王韶，更膨脹了王安石，由此而鼓動起動武狂熱，導緻元豐四年（1081年）的靈州之戰，宋軍遭到慘重的損失，接下來，元豐五年的永樂之戰，西征宋軍基本覆滅。
熙河之役的獲勝捷報傳來，宋神宗親自解下龍袍的玉帶，賞賜給這位“大軍事家”王安石；但輕啟兵端，小勝以後的大敗，卻是這位将領永遠也不能釋懷的懊悔，多少将士死在了那幹旱無水的沙漠孤城啊！ 一則宋人筆記，洪邁的《夷堅志》裡講了這樣一個神怪故事，讀來令人不勝恐怖： 王厚，韶長子，位至節度使。
一日家集，菜碟内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案上。
衆皆愕然。
厚怒，悉取食之。
登時嘔吐，明日死。
而王韶之死，更怪異，死于疽，疽腐爛到洞見肺腑，那就更離奇了。
王韶是一位優秀的将領，若生在漢、唐，是大有可為的。
而生在弱宋，你就不得不考慮收複這塊失地之後，如何守得住？那些桀頑不遜的吐蕃、西夏異族，如何管得住？你出其不意地打赢了第一回合，在以後的交手中，你還能屢試不爽嗎？整個國家不給力，主張動武者王韶也好，慫恿動武者王安石也好，縱使三頭六臂，也是回天乏術的。
王夫之在《宋論》裡說： 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為奇策而聽之。
誠奇矣。
唯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也。
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
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以制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強敵而徐效。
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
接着，這位史學家批判王安石： 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
王韶也許至死都未明白，他的熙河之役，隻不過給王安石解圍而已。
神宗熙甯四年、五年、六年，正是王安石實施新法，遭遇強大阻力之際，他需要進行一場冒險的戰争，勝了，證明他一切的一切是對的，敗了，也怪不得他，如同推廣新法所引起的抵抗，全歸罪于朝野上下反對派徹頭徹尾的不合作上。
然而，王夫之卻斷然結論王安石是個“妄人”，何謂“妄人”？說白了，就是嚣張到不進油醬的得志小人。
王夫之對君子和小人的區别，有着精彩的分析： 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
為，就是做，就是行動，所謂“聽其言，觀其行”，怎麼為，怎麼做，才是最重要的觀察指标。
他認為：君子做事情，一、有絕不可做的事情；二、沒有絕對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則不同了，在他們看來，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達目的，誓不罷手；二、而且沒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麼都敢幹，什麼都不在乎，什麼後果都不在話下。
這就是說，君子有能夠約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堅決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
而小人當道得志的話，他們就無顧忌，無制約，無法度，無規矩，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哪怕是不可做，不該幹的，也敢去做去幹。
也許因為王船山是太重要的史學家，這個着實不客氣的結論問世之後，三百多年，沒有一位為王安石辯誣者出來質疑或者反對過。
一個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