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脊梁
關燈
小
中
大
是一場永遠也醒不過來的夢魇。
無論過去的文人，還是現今的知識分子，對于“得”，都是非常在意的。
螢囊映雪，懸梁刺股，為了什麼呢？就是要“得”。
無論如何，對當下的人來說，可得的東西多，能得的途徑也多，為得到而使用的手段格外多。
因此，“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可能，“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可能，“暴得大名，浪得虛名”的可能，“空手套白狼”“做無本買賣”“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可能，相比之徐渭那個科舉取士的時代，要多得多。
徐渭隻有秀才、舉人、進士一路考下去，按其學問，按其努力，按其才華，按其心志，絕對該得，應得。
但上帝從不給人百分之百，你有了文學上的一切，你有了藝術上的一切，對不起，金榜題名，狀元及第，就是沒有你的份兒。
一開始，他意氣風發地從紹興乘船，到省城杭州應省試，信心十足，相當自許，直如探囊取物耳！按他的性格，這大話肯定是吹過的。
紹興城裡也都知道這位徐秀才，才高八鬥，學富五車，憑他的天分，中一舉業，立一旗杆，還不是唾手可得？然而，老天爺故意作梗，此公竟然從二十三歲入場，一直考到四十一歲，無不铩羽而歸。
讀他自編的《畸譜》，真忍不住為他一哭。
二十三歲，科癸卯，北。
二十六歲，科丙午，北。
二十九歲，己酉科，北。
三十二歲，應壬子科。
時督浙學者薛公，諱應旂，閱餘卷，偶第一，得廪科，後北。
三十五歲，乙卯，阮公諱鹗視學，以第二應科，複北。
四十一歲，應辛酉科，複北。
自此，祟漸赫赫，予奔應不暇，與科長别矣。
四十四歲，是歲甲子，當科，以故奪，後竟廢考。
陶望齡也歎息：“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
”宿命如此，夫複何言？ 辛酉這一科，他的上司胡宗憲，一個極有權勢的方面大員，還為他走了後門，關照下去，誰知他犯小人，被人家做了手腳，終于還是名落孫山。
嗚呼！應得而不得，想得而不得，誰都以為他該得，結果偏不得，近二十年的科場失敗，與《儒林外史》裡的那個範進，堪相伯仲，遂成為他人生在世的最大心病。
這心病，使他狂而為文，在文壇獲得極大成功，也是這心病，使他憤而面世，在人間弄得相當失敗。
所以，我看出來，他為什麼對早他半個世紀的唐伯虎，表現出極大興趣。
一方面，唐寅與他同為多面手，書、詩、文、畫，無不高妙；一方面，唐寅也與他同為科場失意，一蹶不振的失敗者。
于是，視作知己，一再道及，感佩之狀，溢于言表。
在他的詩文中，唐寅出現的頻率，是較高的。
有一首《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的題詩，他甚至寫道： 南京解元唐伯虎， 小塗大抹俱高古， 壁中水閣坐何人？ 若論遊魚應着我。
此公恨不能化為那幅畫中的魚，與這位同命同運的前輩交流，可見其内心活動之一斑。
詩中的“解元”二字，雖是信筆拈來，大有深意存焉！别人這樣稱呼，也許隻不過是稱呼而已。
而徐渭寫在紙面上，多少是他科舉不得意的情緒宣洩。
因為，唐寅考場被斥，隻得了個“解元”的虛名，惶恐半生。
徐渭多次鄉試碰壁而歸，不過是個做幕教館，鬻字售畫的廣文先生，惺惺相惜，全在下意識中流露了。
更為精彩的，這兩個人的命際遭遇，巧合得類似電視連續劇的上部和下部。
這兩位考場失意，文壇知名。
唐被江西的甯王朱宸濠禮聘，入幕為賓；徐應浙江督帥胡宗憲邀請，書記文案。
因為官僚好附庸風雅，因為文人好親近權力，這種一拍即合，或者，不拍也合的現象，相當普遍。
唐寅聰明，聰明的人不傻，一看朱宸濠存心謀反，趕緊裝瘋賣傻，抽身而去，因而沒有受到這位藩王叛逆的牽連。
徐渭執着，執着的人呆愚，上了督府胡宗憲的船，竟不知江湖深淺，渾不曉風浪險惡，當真以為自己是船老大呢？扯蓬搖橹，拉纖挽舟，結果，差點為之送命。
這就是中國文人的悲哀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這句話，可謂點準死穴，一語中的。
無論标榜清高者，待價而沽者，自居清流者，終南隐居者，甚至如唐伯虎，“閑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者，總得有一個能領到飯票，拿到菜金，吃到公帑，取得錢糧，過去叫衙門，叫官府的所在，或長遠，或短暫地依“附”着，這才不六神無主，這才不惶惶度日。
附，就是附庸、附屬、附着、附靠，主從關系便分曉了。
因此，不論是禮聘去的，邀請去的，拿八擡大轎擡去的，應博學鴻詞科自投羅網去的；還是用槍逼着去的，拿刀押着去的，揮着大鞭子抽着去的，戴罪立功連滾帶爬去的……端誰的碗，服誰的管，領誰的錢，看誰的臉，一句話，“附”是中國的士，中國的文人，中國知識分子，其精神狀态和物質基礎的全部。
除掉商末孤竹國的君長子伯夷、君少子叔齊偏要在周的體制外讨生活，在還少見這等孤高耿介之士。
兩兄弟拿定主意，“恥不食周粟”，也就是不拿周朝的工資。
最後來到山西永濟，在首陽山挖蕨根和薇菜充饑，可不知當地的誰，說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二位采的這些野菜，可也是周朝土地上長的，你
無論過去的文人，還是現今的知識分子，對于“得”，都是非常在意的。
螢囊映雪，懸梁刺股，為了什麼呢？就是要“得”。
無論如何，對當下的人來說，可得的東西多，能得的途徑也多，為得到而使用的手段格外多。
因此，“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可能，“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可能，“暴得大名，浪得虛名”的可能，“空手套白狼”“做無本買賣”“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可能，相比之徐渭那個科舉取士的時代，要多得多。
徐渭隻有秀才、舉人、進士一路考下去，按其學問，按其努力，按其才華，按其心志，絕對該得，應得。
但上帝從不給人百分之百，你有了文學上的一切，你有了藝術上的一切，對不起，金榜題名，狀元及第，就是沒有你的份兒。
一開始，他意氣風發地從紹興乘船，到省城杭州應省試，信心十足，相當自許，直如探囊取物耳！按他的性格，這大話肯定是吹過的。
紹興城裡也都知道這位徐秀才，才高八鬥，學富五車，憑他的天分，中一舉業，立一旗杆，還不是唾手可得？然而，老天爺故意作梗，此公竟然從二十三歲入場，一直考到四十一歲，無不铩羽而歸。
讀他自編的《畸譜》，真忍不住為他一哭。
二十三歲，科癸卯，北。
二十六歲，科丙午，北。
二十九歲，己酉科，北。
三十二歲，應壬子科。
時督浙學者薛公，諱應旂，閱餘卷，偶第一，得廪科，後北。
三十五歲，乙卯，阮公諱鹗視學，以第二應科，複北。
四十一歲，應辛酉科，複北。
自此，祟漸赫赫，予奔應不暇，與科長别矣。
四十四歲，是歲甲子，當科，以故奪，後竟廢考。
陶望齡也歎息：“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
”宿命如此，夫複何言？ 辛酉這一科，他的上司胡宗憲，一個極有權勢的方面大員，還為他走了後門，關照下去，誰知他犯小人，被人家做了手腳，終于還是名落孫山。
嗚呼！應得而不得，想得而不得，誰都以為他該得，結果偏不得，近二十年的科場失敗，與《儒林外史》裡的那個範進，堪相伯仲，遂成為他人生在世的最大心病。
這心病，使他狂而為文，在文壇獲得極大成功，也是這心病，使他憤而面世，在人間弄得相當失敗。
所以，我看出來，他為什麼對早他半個世紀的唐伯虎，表現出極大興趣。
一方面，唐寅與他同為多面手，書、詩、文、畫，無不高妙；一方面，唐寅也與他同為科場失意，一蹶不振的失敗者。
于是，視作知己，一再道及，感佩之狀，溢于言表。
在他的詩文中，唐寅出現的頻率，是較高的。
有一首《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的題詩，他甚至寫道： 南京解元唐伯虎， 小塗大抹俱高古， 壁中水閣坐何人？ 若論遊魚應着我。
此公恨不能化為那幅畫中的魚，與這位同命同運的前輩交流，可見其内心活動之一斑。
詩中的“解元”二字，雖是信筆拈來，大有深意存焉！别人這樣稱呼，也許隻不過是稱呼而已。
而徐渭寫在紙面上，多少是他科舉不得意的情緒宣洩。
因為，唐寅考場被斥，隻得了個“解元”的虛名，惶恐半生。
徐渭多次鄉試碰壁而歸，不過是個做幕教館，鬻字售畫的廣文先生，惺惺相惜，全在下意識中流露了。
更為精彩的，這兩個人的命際遭遇，巧合得類似電視連續劇的上部和下部。
這兩位考場失意，文壇知名。
唐被江西的甯王朱宸濠禮聘，入幕為賓；徐應浙江督帥胡宗憲邀請，書記文案。
因為官僚好附庸風雅，因為文人好親近權力，這種一拍即合，或者，不拍也合的現象，相當普遍。
唐寅聰明，聰明的人不傻，一看朱宸濠存心謀反，趕緊裝瘋賣傻，抽身而去，因而沒有受到這位藩王叛逆的牽連。
徐渭執着，執着的人呆愚，上了督府胡宗憲的船，竟不知江湖深淺，渾不曉風浪險惡，當真以為自己是船老大呢？扯蓬搖橹，拉纖挽舟，結果，差點為之送命。
這就是中國文人的悲哀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這句話，可謂點準死穴，一語中的。
無論标榜清高者，待價而沽者，自居清流者，終南隐居者，甚至如唐伯虎，“閑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者，總得有一個能領到飯票，拿到菜金，吃到公帑，取得錢糧，過去叫衙門，叫官府的所在，或長遠，或短暫地依“附”着，這才不六神無主，這才不惶惶度日。
附，就是附庸、附屬、附着、附靠，主從關系便分曉了。
因此，不論是禮聘去的，邀請去的，拿八擡大轎擡去的，應博學鴻詞科自投羅網去的；還是用槍逼着去的，拿刀押着去的，揮着大鞭子抽着去的，戴罪立功連滾帶爬去的……端誰的碗，服誰的管，領誰的錢，看誰的臉，一句話，“附”是中國的士，中國的文人，中國知識分子，其精神狀态和物質基礎的全部。
除掉商末孤竹國的君長子伯夷、君少子叔齊偏要在周的體制外讨生活，在還少見這等孤高耿介之士。
兩兄弟拿定主意，“恥不食周粟”，也就是不拿周朝的工資。
最後來到山西永濟，在首陽山挖蕨根和薇菜充饑，可不知當地的誰，說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二位采的這些野菜，可也是周朝土地上長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