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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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忍苛責了。
同時代的湯顯祖，不知是否因為這點緣故，始終與他保持着有禮貌的距離？徐文長對湯顯祖的贊賞，最初由詩而起。
“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見。
”他曾經素昧平生地主動與之聯絡，對這位目空一切的大師來講，實為破天荒之舉。
信是這樣寫的： 某于客所讀《問棘堂集》，自謂平生所未嘗見，便作詩一首以道此懷，藏此久矣。
頃值客有道出尊鄉者，遂托以塵，兼呈鄙刻二種，用替傾蓋之談。
《問棘》之外，别構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支，将需灑藻。
《與湯義仍》 詩是這樣寫的： 《讀問〈棘堂集〉拟寄湯君》 蘭苕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 鼓瑟定應遭客罵，執鞭今始慰生平。
即收呂覽千金市，直換鹹陽許座城， 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劄報任卿。
信也好，詩也好，充分表現他對湯顯祖的渴慕之意，期待之情。
然而，這封不會不送到的信，這首不會不讀到的詩，湯顯祖既無複函，更不和詩，實在是件令人感到蹊跷的公案。
王思任評《牡丹亭》時曾經提及： 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禀。
”雖為妒語，大覺俯心。
則若士曾語盧氏李恒峤雲：“《四聲猿》乃詞場飛将，辄為之唱演數通，安得生緻文長，自拔其舌。
” 看來，徐渭對湯顯祖，大有“嘤其鳴兮，求其友聲”的熱情，而湯顯祖對徐渭，隻是出于職業上的尊敬，不但不願深交，連最起碼的同行來往也沒有。
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說： 青藤自言書一，畫次，文第一，詩次，此欺人耳。
吾以為《四聲猿》與草草花卉俱無第二。
清人鄭闆橋在《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中說： 憶予幼時，行匣中唯徐天池《四聲猿》，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
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 這多多少少都能聽出一點弦外之音。
從《萬曆野獲編》，約略能夠看出一絲端倪，沈德符稍晚于湯顯祖，但所記卻是親見親聞。
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義仍，寄詩與訂交，推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
餘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詞。
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長。
再說，徐渭的《壽嚴嵩詞》，一直為人所垢辱，以天下為己任的湯顯祖，不會不介意的。
這種了無回音的冷漠态度，對“眼高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皆斥而奴之，恥不為交”的徐文長來說，可想而知，是何等的難堪了。
因此，當嚴世蕃掉了腦袋，嚴分宜回鄉看墳，朱厚熜大發雷霆，胡宗憲瘐斃诏獄之際，我們這位大師，面臨着巨大的政治壓力、經濟壓力、遣散後被逮有口難辯的壓力，以及失去保護傘後，群起而攻之的報複壓力，恐怕還包括在文壇上被鄙視、被唾棄的輿論壓力，于是，身心全面崩潰，精神徹底垮台。
按照現代精神病學的論點，極為天才的人，其精神狀态未必就是十分健全的，“慮禍及，遂發狂”。
據徐渭自編《畸譜》： 四十五歲，病易。
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歲，易複，殺張下獄，隆慶元年丁卯。
徐渭的“易”病，當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種。
否則，他絕不可能像荷蘭畫家凡·高那樣，跟自己的耳朵過不去，用一根大釘子刺進去。
而且，因為一下子死不掉，又用棍棒敲擊自己的陰囊，使睾丸碎裂，以促速死。
陶望齡是唯一自始至終了解他、關注他的同鄉友人，據他的記載： 引巨錐剚耳，剌深數寸，流血幾殆。
又以椎擊腎囊碎之。
這樣極其殘忍的、匪夷所思的自殺方法，史所罕見，世所罕見，說句絕對應該掌嘴的話，對大師之卓絕，之堅韌，之狠愎，之非常人所能為的奇行，觸目驚心的同時，也不能不為這位中國文人所創造的非正常死亡方式贊歎。
這位面對死亡毫無懼色的文人多次自殺未果，殺妻坐牢八年“絕谷食十餘歲”；“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也哉”。
然而，生命力頑強的他，在他出獄之後到抱憤而卒的十九年間，是他創作最旺盛、作品最輝煌的時期，凡他筆下傾瀉而出的“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羁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裡，偶爾幽峭，鬼語秋墳”（袁宏道語），其才情睿智，其韻語華章，其彩墨精粹，其放談高論，無一不達到了“光芒夜半驚鬼神”（黃宗羲詩）的巅峰狀态。
雖然，大師的晚景凄涼，結局很慘，死時“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窮得不能再窮。
但是，他所留存下來的詩、文、書、畫，“豈知文章有定價”（黃宗羲詩），成為中國文化遺産中無與倫比的瑰寶。
因此，袁宏道大聲呐喊，譽他為“有明一人”。
其實，他那摧折不倒、折騰不死、挺挺兀立、敢殺敢砍的精神，對于中國文人的感召啟發意義，千古以來，恐怕也就是徐渭“這一個”罷了。
正是這一個，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的脊梁，中國文人的希望。
同時代的湯顯祖，不知是否因為這點緣故，始終與他保持着有禮貌的距離？徐文長對湯顯祖的贊賞，最初由詩而起。
“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見。
”他曾經素昧平生地主動與之聯絡，對這位目空一切的大師來講，實為破天荒之舉。
信是這樣寫的： 某于客所讀《問棘堂集》，自謂平生所未嘗見，便作詩一首以道此懷，藏此久矣。
頃值客有道出尊鄉者，遂托以塵，兼呈鄙刻二種，用替傾蓋之談。
《問棘》之外，别構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支，将需灑藻。
《與湯義仍》 詩是這樣寫的： 《讀問〈棘堂集〉拟寄湯君》 蘭苕翡翠逐時鳴，誰解鈞天響洞庭？ 鼓瑟定應遭客罵，執鞭今始慰生平。
即收呂覽千金市，直換鹹陽許座城， 無限龍門蠶室淚，難偕書劄報任卿。
信也好，詩也好，充分表現他對湯顯祖的渴慕之意，期待之情。
然而，這封不會不送到的信，這首不會不讀到的詩，湯顯祖既無複函，更不和詩，實在是件令人感到蹊跷的公案。
王思任評《牡丹亭》時曾經提及： 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禀。
”雖為妒語，大覺俯心。
則若士曾語盧氏李恒峤雲：“《四聲猿》乃詞場飛将，辄為之唱演數通，安得生緻文長，自拔其舌。
” 看來，徐渭對湯顯祖，大有“嘤其鳴兮，求其友聲”的熱情，而湯顯祖對徐渭，隻是出于職業上的尊敬，不但不願深交，連最起碼的同行來往也沒有。
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說： 青藤自言書一，畫次，文第一，詩次，此欺人耳。
吾以為《四聲猿》與草草花卉俱無第二。
清人鄭闆橋在《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中說： 憶予幼時，行匣中唯徐天池《四聲猿》，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
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 這多多少少都能聽出一點弦外之音。
從《萬曆野獲編》，約略能夠看出一絲端倪，沈德符稍晚于湯顯祖，但所記卻是親見親聞。
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義仍，寄詩與訂交，推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
餘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詞。
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長。
再說，徐渭的《壽嚴嵩詞》，一直為人所垢辱，以天下為己任的湯顯祖，不會不介意的。
這種了無回音的冷漠态度，對“眼高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騷士墨客，皆斥而奴之，恥不為交”的徐文長來說，可想而知，是何等的難堪了。
因此，當嚴世蕃掉了腦袋，嚴分宜回鄉看墳，朱厚熜大發雷霆，胡宗憲瘐斃诏獄之際，我們這位大師，面臨着巨大的政治壓力、經濟壓力、遣散後被逮有口難辯的壓力，以及失去保護傘後，群起而攻之的報複壓力，恐怕還包括在文壇上被鄙視、被唾棄的輿論壓力，于是，身心全面崩潰，精神徹底垮台。
按照現代精神病學的論點，極為天才的人，其精神狀态未必就是十分健全的，“慮禍及，遂發狂”。
據徐渭自編《畸譜》： 四十五歲，病易。
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歲，易複，殺張下獄，隆慶元年丁卯。
徐渭的“易”病，當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種。
否則，他絕不可能像荷蘭畫家凡·高那樣，跟自己的耳朵過不去，用一根大釘子刺進去。
而且，因為一下子死不掉，又用棍棒敲擊自己的陰囊，使睾丸碎裂，以促速死。
陶望齡是唯一自始至終了解他、關注他的同鄉友人，據他的記載： 引巨錐剚耳，剌深數寸，流血幾殆。
又以椎擊腎囊碎之。
這樣極其殘忍的、匪夷所思的自殺方法，史所罕見，世所罕見，說句絕對應該掌嘴的話，對大師之卓絕，之堅韌，之狠愎，之非常人所能為的奇行，觸目驚心的同時，也不能不為這位中國文人所創造的非正常死亡方式贊歎。
這位面對死亡毫無懼色的文人多次自殺未果，殺妻坐牢八年“絕谷食十餘歲”；“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也哉”。
然而，生命力頑強的他，在他出獄之後到抱憤而卒的十九年間，是他創作最旺盛、作品最輝煌的時期，凡他筆下傾瀉而出的“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羁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裡，偶爾幽峭，鬼語秋墳”（袁宏道語），其才情睿智，其韻語華章，其彩墨精粹，其放談高論，無一不達到了“光芒夜半驚鬼神”（黃宗羲詩）的巅峰狀态。
雖然，大師的晚景凄涼，結局很慘，死時“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窮得不能再窮。
但是，他所留存下來的詩、文、書、畫，“豈知文章有定價”（黃宗羲詩），成為中國文化遺産中無與倫比的瑰寶。
因此，袁宏道大聲呐喊，譽他為“有明一人”。
其實，他那摧折不倒、折騰不死、挺挺兀立、敢殺敢砍的精神，對于中國文人的感召啟發意義，千古以來，恐怕也就是徐渭“這一個”罷了。
正是這一個，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的脊梁，中國文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