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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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蘇轼。
轼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隽偉，絕人遠甚，必顯于世，由是知名。
其弟晁詠才，少有異材，晁補之以其詩文獻轼，轼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 《晁補之傳》 見蘇轼于徐，為賦黃樓，轼以為有屈、宋才。
又介其詩于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
及死，轼聞之歎曰：“少遊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複有斯人乎！” 《秦觀傳》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邵博的《聞見錄》裡所說的一則故事。
魯直以晁載之《闵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
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
晁君喜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雲爾。
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
”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師的胸懷，大師的關愛，從這一席話中，千年以後的讀書寫作的人，也能體會到大師的體貼和溫馨。
聯想到時下那些“大師”，凡谀己者皆榮寵之，凡異己者皆糞土之，踏破門檻者為高足，不去磕頭者為叛逆，無所謂是非，也不辨真僞，隻以個人好惡而定愛憎。
而真正的大師，永遠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應該支持的文壇新秀。
也許他并不喜歡他，如歐陽修之對王安石，後來兩個人甚至成為政敵，但不因此改變他對王安石文學才華的看法。
因為大師有這樣足夠的自信。
其實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創作狀态緊密相關的。
任何一個作家，都有其創作的始創期、鼎盛期、衰微期三個階段。
一旦到了寫不出，即使寫出也寫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願意看到别人好過自己，更不願意看到小字輩超越自己，這種類似婦女更年期的折騰現象，也是許多作家難以逃脫的病态。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聽，“您是屬于三者中的哪一期？”因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處于良好的狀态之中。
曆史上，隻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認自己不靈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實坦白。
所以，有“江郎才盡”這成語，除此以外，我們沒聽過有張郎、李郎、王郎、趙郎才盡這一說，都認為自己的才華如不盡長江，滾滾而來。
實際并非如此，作家與世間萬物一樣，有其新陳代謝的規律，會衰老的。
雖然這種老化現象與年齡并無一定的關系，有些高壽的作家，照樣才華洋溢，筆力雄健；有些年紀尚輕的作家，也可能中氣不足，未老先衰。
問題就在于想寫和能寫，寫得出與寫得好，并非依主觀意志而定。
歐陽修的避路精神，我們為之大聲喝彩的同時，也看到他的自信，唯其自信，敢于避路，讓出一頭地。
而有些前輩，唯其不自信，才對年輕人，橫挑鼻子豎挑眼。
歐陽修雖然說，三十年後，我就沒戲了，但實際上他到今天還是有戲。
現在，還有這樣樂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師嗎？當然有，這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文人的人梯精神、團隊意識，自會薪火相傳，香火不絕的。
但在正如太史公“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所言的特别強調物質的社會裡，此風縱存，大概為數也不多了。
而像歐、蘇如此摩頂放踵，不遺餘力為文壇新進推波助瀾的大師，幾乎看不大到了。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幹忙？”古代的大師似乎要想得開，所以，他們不怎麼忙，因而有時間為文學發展，培養新人，做一些事情。
至于身後，歐陽修頂多也就是和梅堯臣約定，我死了以後你給我寫墓志銘而已。
蘇東坡連這一點甚至沒有想到，他死後的紀傳，隻好由其弟蘇轍編撰了。
想想也真是感到遺憾，由于歐陽修處于朝廷政治鬥争的漩渦中，蘇東坡處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裡，這兩位大師竟沒工夫，也沒有想到，應該去衙門辦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權，永遠不予拆遷，以供後人瞻仰。
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沒有蘇轼的故居，在江西永豐也找不到歐陽修祖屋之類。
這當然令對這些真正大師的崇敬者，多少有點惋惜。
眉山的一處公園裡，尚有一座東坡先生的塑像，永豐那裡的六一居士的遺址，早就蕩然無存。
轉而一想，沒有故居留存下來，影響他們的偉大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環滁皆山也”的醉翁亭，“畢竟西湖六月中”的蘇堤，不比一處兩處故居，更具有文學價值嗎？ 寫到這裡，不禁生出一種杞人憂天的思慮：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師或準大師或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師的故居，都保留下來的話，活人還有立錐之地嗎？
轼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隽偉，絕人遠甚，必顯于世，由是知名。
其弟晁詠才，少有異材，晁補之以其詩文獻轼，轼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 《晁補之傳》 見蘇轼于徐，為賦黃樓，轼以為有屈、宋才。
又介其詩于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
及死，轼聞之歎曰：“少遊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複有斯人乎！” 《秦觀傳》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邵博的《聞見錄》裡所說的一則故事。
魯直以晁載之《闵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
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
晁君喜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雲爾。
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
”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師的胸懷，大師的關愛，從這一席話中，千年以後的讀書寫作的人，也能體會到大師的體貼和溫馨。
聯想到時下那些“大師”，凡谀己者皆榮寵之，凡異己者皆糞土之，踏破門檻者為高足，不去磕頭者為叛逆，無所謂是非，也不辨真僞，隻以個人好惡而定愛憎。
而真正的大師，永遠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應該支持的文壇新秀。
也許他并不喜歡他，如歐陽修之對王安石，後來兩個人甚至成為政敵，但不因此改變他對王安石文學才華的看法。
因為大師有這樣足夠的自信。
其實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創作狀态緊密相關的。
任何一個作家，都有其創作的始創期、鼎盛期、衰微期三個階段。
一旦到了寫不出，即使寫出也寫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願意看到别人好過自己，更不願意看到小字輩超越自己，這種類似婦女更年期的折騰現象，也是許多作家難以逃脫的病态。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聽，“您是屬于三者中的哪一期？”因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處于良好的狀态之中。
曆史上，隻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認自己不靈的，那就是南朝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實坦白。
所以，有“江郎才盡”這成語，除此以外，我們沒聽過有張郎、李郎、王郎、趙郎才盡這一說，都認為自己的才華如不盡長江，滾滾而來。
實際并非如此，作家與世間萬物一樣，有其新陳代謝的規律，會衰老的。
雖然這種老化現象與年齡并無一定的關系，有些高壽的作家，照樣才華洋溢，筆力雄健；有些年紀尚輕的作家，也可能中氣不足，未老先衰。
問題就在于想寫和能寫，寫得出與寫得好，并非依主觀意志而定。
歐陽修的避路精神，我們為之大聲喝彩的同時，也看到他的自信，唯其自信，敢于避路，讓出一頭地。
而有些前輩，唯其不自信，才對年輕人，橫挑鼻子豎挑眼。
歐陽修雖然說，三十年後，我就沒戲了，但實際上他到今天還是有戲。
現在，還有這樣樂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師嗎？當然有，這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文人的人梯精神、團隊意識，自會薪火相傳，香火不絕的。
但在正如太史公“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所言的特别強調物質的社會裡，此風縱存，大概為數也不多了。
而像歐、蘇如此摩頂放踵，不遺餘力為文壇新進推波助瀾的大師，幾乎看不大到了。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幹忙？”古代的大師似乎要想得開，所以，他們不怎麼忙，因而有時間為文學發展，培養新人，做一些事情。
至于身後，歐陽修頂多也就是和梅堯臣約定，我死了以後你給我寫墓志銘而已。
蘇東坡連這一點甚至沒有想到，他死後的紀傳，隻好由其弟蘇轍編撰了。
想想也真是感到遺憾，由于歐陽修處于朝廷政治鬥争的漩渦中，蘇東坡處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裡，這兩位大師竟沒工夫，也沒有想到，應該去衙門辦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權，永遠不予拆遷，以供後人瞻仰。
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沒有蘇轼的故居，在江西永豐也找不到歐陽修祖屋之類。
這當然令對這些真正大師的崇敬者，多少有點惋惜。
眉山的一處公園裡，尚有一座東坡先生的塑像，永豐那裡的六一居士的遺址，早就蕩然無存。
轉而一想，沒有故居留存下來，影響他們的偉大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環滁皆山也”的醉翁亭，“畢竟西湖六月中”的蘇堤，不比一處兩處故居，更具有文學價值嗎？ 寫到這裡，不禁生出一種杞人憂天的思慮：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師或準大師或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師的故居，都保留下來的話，活人還有立錐之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