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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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者絕不惜力，不該支持者哪怕鬧事也絕不苟同。
梅堯臣詩裡提到的曾子固，即曾鞏，也是受到歐陽修關注過的。
《宋史》說曾鞏： 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辄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
甫冠，名聞四方。
歐陽修見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過他，得以受到歐陽修的教益。
《宋史》的《曾鞏傳》和《王安石傳》裡都記載有這段： 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于歐陽修，及安石得意，遂與之異。
安石少好讀書……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
他的作品集中，有許多與這些年輕文友們的唱和、交遊、思念、酬應的詩篇。
歐陽修曾被他的政敵指斥，說他有朋黨之嫌。
他立即著《朋黨論》，毫不掩飾他與同道者的親密關系。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凡大師，其學術成就，其文化貢獻，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總是能夠像電光雷鳴一樣，産生巨大影響，在曆史的一頁上留下濃墨鑄成的銘記，永不磨滅，這才是胡适所說的“大成績”。
作章句儒，做老雕蟲，拾人牙慧，雞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師的。
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紙上的冰山，厚似城牆的臉皮，吹牛皮不上稅，與“大師”二字更相差十萬八千裡了。
1056年，已經頭角峥嵘的蘇東坡方二十二歲，他的弟弟小他三歲，比之現在那些後生代的作家，還要年輕些。
不知道由于什麼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則偏向晚熟。
且不說外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都在未長胡子以前，就寫出了傳誦一時的名篇，僅以中國的李賀為例，孩提時，就寫出《高軒過》一詩，令韓愈吃驚。
李長吉死時才三十出頭，可他在唐代詩壇的重要位置，已經牢固地奠定，為公認的大家。
大概如今時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歲，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頭銜者，不算稀奇。
過了而立之年，還稱之為新生代，或後生代作家者，也屬正常。
以此類推，蘇東坡就該是兒童團作家，李賀隻能算幼兒園作家。
我想，造成這樣的現象，有許多因素。
但缺乏像歐陽修這樣獎掖後進，發現新人的大師級人物，恐怕是相當重要的原因。
韓愈就了不起，他聽說李賀那小孩子有才華，親自登門。
後來，李賀考試，因避父諱，取消報考機會。
韓愈專門寫了文章說明諱無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
正是這些大師的關懷，李賀的禀賦才得以發揮出來，成為詩中鬼才吧！ 所以韓愈說“不怕沒有千裡馬，而怕沒有伯樂”，這句話是有道理的。
當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内，硬是沒有伯樂出現，或出現了他也不幹伯樂的事，盡去沽名釣譽，盡去風花雪月，盡去撈一官半職，那也隻能無可奈何，就靠千裡馬自己去馳騁了。
但千萬别碰上一位非伯樂，卻裝作伯樂的家夥，“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那就該倒黴大了。
但真正的伯樂，如歐陽修者，在讀到蘇轼的文章以後，給梅聖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說： 取讀轼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
一個在文壇扛鼎的大人物，會為一個年輕作家的出現，高興到甘願為他讓路，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還能找出類似的第二人嗎？ 宋人朱弁在他的筆記《曲洧舊聞》裡提到： 東坡之文，落筆辄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
前輩類若此。
一日，與其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
” 從這裡，我們更看到他那寬大的心懷，深情的期勉，以及對于年輕人成功的喜悅。
若是能得這樣大師的惠澤，豈不也是一種難得的幸福！ 大師的預見沒有錯，朱弁接着寫道： 崇甯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複言歐公者。
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蘇轼文字），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
士大夫不能讀坡詩，便自覺氣索。
蘇東坡在北宋文壇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時，雖然他一次坐牢，兩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調動，最後充軍到海南島，一生之中，始終與提攜過他的前輩歐陽修一樣，接棒的蘇轼，也是以扶持年輕人為己任的。
身體力行，盡最大力量去發現、支持、援助、提攜文壇新人，在《宋史》中，這樣的例子，簡直俯拾皆是。
熙甯初，舉四京學官，策文為優。
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
蘇轼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轶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
《黃庭堅傳》 十七歲從父官至杭州
梅堯臣詩裡提到的曾子固，即曾鞏，也是受到歐陽修關注過的。
《宋史》說曾鞏： 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辄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
甫冠，名聞四方。
歐陽修見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過他，得以受到歐陽修的教益。
《宋史》的《曾鞏傳》和《王安石傳》裡都記載有這段： 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于歐陽修，及安石得意，遂與之異。
安石少好讀書……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
他的作品集中，有許多與這些年輕文友們的唱和、交遊、思念、酬應的詩篇。
歐陽修曾被他的政敵指斥，說他有朋黨之嫌。
他立即著《朋黨論》，毫不掩飾他與同道者的親密關系。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凡大師，其學術成就，其文化貢獻，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總是能夠像電光雷鳴一樣，産生巨大影響，在曆史的一頁上留下濃墨鑄成的銘記，永不磨滅，這才是胡适所說的“大成績”。
作章句儒，做老雕蟲，拾人牙慧，雞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師的。
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紙上的冰山，厚似城牆的臉皮，吹牛皮不上稅，與“大師”二字更相差十萬八千裡了。
1056年，已經頭角峥嵘的蘇東坡方二十二歲，他的弟弟小他三歲，比之現在那些後生代的作家，還要年輕些。
不知道由于什麼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則偏向晚熟。
且不說外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都在未長胡子以前，就寫出了傳誦一時的名篇，僅以中國的李賀為例，孩提時，就寫出《高軒過》一詩，令韓愈吃驚。
李長吉死時才三十出頭，可他在唐代詩壇的重要位置，已經牢固地奠定，為公認的大家。
大概如今時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歲，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頭銜者，不算稀奇。
過了而立之年，還稱之為新生代，或後生代作家者，也屬正常。
以此類推，蘇東坡就該是兒童團作家，李賀隻能算幼兒園作家。
我想，造成這樣的現象，有許多因素。
但缺乏像歐陽修這樣獎掖後進，發現新人的大師級人物，恐怕是相當重要的原因。
韓愈就了不起，他聽說李賀那小孩子有才華，親自登門。
後來，李賀考試，因避父諱，取消報考機會。
韓愈專門寫了文章說明諱無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
正是這些大師的關懷，李賀的禀賦才得以發揮出來，成為詩中鬼才吧！ 所以韓愈說“不怕沒有千裡馬，而怕沒有伯樂”，這句話是有道理的。
當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内，硬是沒有伯樂出現，或出現了他也不幹伯樂的事，盡去沽名釣譽，盡去風花雪月，盡去撈一官半職，那也隻能無可奈何，就靠千裡馬自己去馳騁了。
但千萬别碰上一位非伯樂，卻裝作伯樂的家夥，“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那就該倒黴大了。
但真正的伯樂，如歐陽修者，在讀到蘇轼的文章以後，給梅聖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說： 取讀轼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
一個在文壇扛鼎的大人物，會為一個年輕作家的出現，高興到甘願為他讓路，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還能找出類似的第二人嗎？ 宋人朱弁在他的筆記《曲洧舊聞》裡提到： 東坡之文，落筆辄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
前輩類若此。
一日，與其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
” 從這裡，我們更看到他那寬大的心懷，深情的期勉，以及對于年輕人成功的喜悅。
若是能得這樣大師的惠澤，豈不也是一種難得的幸福！ 大師的預見沒有錯，朱弁接着寫道： 崇甯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複言歐公者。
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蘇轼文字），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
士大夫不能讀坡詩，便自覺氣索。
蘇東坡在北宋文壇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時，雖然他一次坐牢，兩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調動，最後充軍到海南島，一生之中，始終與提攜過他的前輩歐陽修一樣，接棒的蘇轼，也是以扶持年輕人為己任的。
身體力行，盡最大力量去發現、支持、援助、提攜文壇新人，在《宋史》中，這樣的例子，簡直俯拾皆是。
熙甯初，舉四京學官，策文為優。
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
蘇轼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轶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
《黃庭堅傳》 十七歲從父官至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