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毀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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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人說了一句有分量的話，盡管事實并非完全如此，王安石最後被醜化，應該說，很多皆為過甚之詞，不足為憑。
但駁诘的異議終于被這位大師的盛名遠譽，給蓋住了。
中國文人要是神化起一個人來，塗抹脂粉不夠，還要遍體貼金，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這其中，以梁啟超嘴巴最大，調門最高，言詞之誇張，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1908年，梁啟超著文贊美王安石： 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适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
梁啟超所以如此推崇王安石，為堯、舜、禹之後的唯一完人，一是引為改良派的志同道合之榮，二是同為失敗者惺惺相惜之親，三、應該說是大人物心裡不甘寂寞的自況。
這位飲冰室主在提醒各位，别忘了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史稱“戊戌變法”的一百天裡，他和康有為，或康有為和他，在光緒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與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說一不二的架勢，是畫等号的。
因此，王安石有多偉大，他就有多偉大。
而王安石被鼓吹得多麼了不起，他也水漲船高跟着了不起。
曆史的最深刻之處，就是不厭其煩地讓人類犯同樣的錯誤，上一個人挖坑，掉了進去，下一個人接着挖坑，仍舊掉了進去，第三個人、第四個人繼續如此，這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被光緒視為“國師”的康、梁二位維新派領袖，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行走”的維新派，譚嗣同、康廣仁、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等人，其雷厲風行，其迫不及待，以光緒的名義發出一道道诏書，連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自愧不如。
這幾位新貴，暴得權力，浪得大名，就忘乎所以，就不知自己吃幾碗幹飯。
維新派腦袋一熱，不但忘了可能的友軍洋務派，也忘了退縮到頤和園裡，圍着老太太轉的保守派。
其行事之急峻，處置之倉促，決策之輕易，政令之草率，以緻诏書頻出，一日數通，國策廢舉，莫衷一是。
與王安石和他的變法大本營三司條例司，不停地頒布變法措施，不停地制造社會混亂，簡直就是一對暹羅雙胞胎。
如此肆無忌憚、毫無顧忌的大動作，實際上也是将自己推上宣武門外菜市口的斷頭台。
王安石這個政治人物，在宋以後，一直延至清末，從來是作為一個負面形象出現在曆史讀物裡面，也是差不多是所有普通中國人心目中的共同觀感。
雖然，王夫之也說過“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與用不用王安石沒有什麼關系，北宋王朝的最後滅亡，是一種必然趨勢。
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一系列的讓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諸如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經義、保甲、免役、保馬……還不包括輕啟邊釁，動兵打仗，收複失地，進行軍事活動。
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都不敢一個早晨起來，立刻實施全面徹底的變革，馬上進行簡直是颠覆性的劇變，并要求立竿見影，萬象更新。
因此，我們在評斷一個曆史人物時，不能就其動機之善良，願望之真誠，初衷之美好，言辭之動聽，而做出他偉大或者了不起的結論，而是看其實踐，觀其結果，察其後效，視看其對于曆史所起到的推進作用，才能得出比較實事求是的準确看法。
即使最偉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處。
何況，王安石離偉大尚遠，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王夫之對他的定位，還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姑且不論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為群衆接受，其推廣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參數，其實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認知可能，其組織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實效治理，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就匆忙地在數年間，簡直來不及地頒布全國，強制推行。
這對積弱的北宋政權來說，猶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經禁受不起峻急的藥石、劇烈的手術，越是折騰得厲害，越是不停地為之開腸破肚、切肺換腎、割胃易心、搭橋支架，這個王朝也就滅亡得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為小人，無可辭也。
安石之所必為者，以桑弘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
則固自以為是，斥之為非而不服。
其必不可為者，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獎遊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诽謗也，毀先聖之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産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舍宅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
乃安石則皆為之矣。
抑豈不知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污塗哉？有所必為，骨疆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荊棘生于腹心，怨毒興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縮以沉淪，其必然者矣。
接下來，王夫之談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強推新法之敗因：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
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
皆可矣，而人猶以為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
誠至矣，然且不見獲于上，不見信于友，不見德于民，則牽身以退，而自樂于天。
唯是學而趨入于異端，行而沉沒于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
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
唯然，則決安石之為小人，非苛責之矣。
王安石之敗，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個緩慢漸進、徐圖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水滴石穿的過程，也是一個面對最頑固、最保守、最害怕變化的小農經濟，需要說服和示範，需要等待和耐心的過程。
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來推動社會變化的。
通常，我們對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話便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這就是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暴力的因素，強迫的因素，專政的因素，武裝的因素，是少不了的。
但改革，雖然也不是請客吃飯，但對被改革的普通群衆而言，得不到實惠，嘗不到甜頭，也就是王夫之所說“人猶以為疑”，那就“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
在王夫之看來，北宋神宗熙甯二年（1069年）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強行變法，屬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為。
中國曆史上的維新、變法、改良、改革，從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譚嗣同止，未獲成功的原因，非常複雜，但重要一條，這些領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國才能和足夠的人格魅力，坐而論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
所以，一個個挖坑不止，明知是坑，也往裡跳，精于謀劃的張居正如此，亂來一氣的王安石尤如此，至于康梁，那就更不足道哉，所以，王比張的政治壽命更短。
幾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團糟以後，回南京賦閑去了。
南宋的朱熹感慨系之： 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
遭遇神宗，緻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為先，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嚣然喪其樂生之心。
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滋極矣！
但駁诘的異議終于被這位大師的盛名遠譽，給蓋住了。
中國文人要是神化起一個人來，塗抹脂粉不夠，還要遍體貼金，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這其中，以梁啟超嘴巴最大，調門最高，言詞之誇張，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1908年，梁啟超著文贊美王安石： 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适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
梁啟超所以如此推崇王安石，為堯、舜、禹之後的唯一完人，一是引為改良派的志同道合之榮，二是同為失敗者惺惺相惜之親，三、應該說是大人物心裡不甘寂寞的自況。
這位飲冰室主在提醒各位，别忘了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史稱“戊戌變法”的一百天裡，他和康有為，或康有為和他，在光緒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與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說一不二的架勢，是畫等号的。
因此，王安石有多偉大，他就有多偉大。
而王安石被鼓吹得多麼了不起，他也水漲船高跟着了不起。
曆史的最深刻之處，就是不厭其煩地讓人類犯同樣的錯誤，上一個人挖坑，掉了進去，下一個人接着挖坑，仍舊掉了進去，第三個人、第四個人繼續如此，這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被光緒視為“國師”的康、梁二位維新派領袖，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行走”的維新派，譚嗣同、康廣仁、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等人，其雷厲風行，其迫不及待，以光緒的名義發出一道道诏書，連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自愧不如。
這幾位新貴，暴得權力，浪得大名，就忘乎所以，就不知自己吃幾碗幹飯。
維新派腦袋一熱，不但忘了可能的友軍洋務派，也忘了退縮到頤和園裡，圍着老太太轉的保守派。
其行事之急峻，處置之倉促，決策之輕易，政令之草率，以緻诏書頻出，一日數通，國策廢舉，莫衷一是。
與王安石和他的變法大本營三司條例司，不停地頒布變法措施，不停地制造社會混亂，簡直就是一對暹羅雙胞胎。
如此肆無忌憚、毫無顧忌的大動作，實際上也是将自己推上宣武門外菜市口的斷頭台。
王安石這個政治人物，在宋以後，一直延至清末，從來是作為一個負面形象出現在曆史讀物裡面，也是差不多是所有普通中國人心目中的共同觀感。
雖然，王夫之也說過“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與用不用王安石沒有什麼關系，北宋王朝的最後滅亡，是一種必然趨勢。
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一系列的讓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諸如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經義、保甲、免役、保馬……還不包括輕啟邊釁，動兵打仗，收複失地，進行軍事活動。
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都不敢一個早晨起來，立刻實施全面徹底的變革，馬上進行簡直是颠覆性的劇變，并要求立竿見影，萬象更新。
因此，我們在評斷一個曆史人物時，不能就其動機之善良，願望之真誠，初衷之美好，言辭之動聽，而做出他偉大或者了不起的結論，而是看其實踐，觀其結果，察其後效，視看其對于曆史所起到的推進作用，才能得出比較實事求是的準确看法。
即使最偉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處。
何況，王安石離偉大尚遠，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王夫之對他的定位，還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姑且不論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為群衆接受，其推廣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參數，其實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認知可能，其組織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實效治理，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就匆忙地在數年間，簡直來不及地頒布全國，強制推行。
這對積弱的北宋政權來說，猶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經禁受不起峻急的藥石、劇烈的手術，越是折騰得厲害，越是不停地為之開腸破肚、切肺換腎、割胃易心、搭橋支架，這個王朝也就滅亡得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為小人，無可辭也。
安石之所必為者，以桑弘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
則固自以為是，斥之為非而不服。
其必不可為者，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獎遊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诽謗也，毀先聖之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産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舍宅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
乃安石則皆為之矣。
抑豈不知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污塗哉？有所必為，骨疆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荊棘生于腹心，怨毒興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縮以沉淪，其必然者矣。
接下來，王夫之談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強推新法之敗因：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
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
皆可矣，而人猶以為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
誠至矣，然且不見獲于上，不見信于友，不見德于民，則牽身以退，而自樂于天。
唯是學而趨入于異端，行而沉沒于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
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
唯然，則決安石之為小人，非苛責之矣。
王安石之敗，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個緩慢漸進、徐圖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水滴石穿的過程，也是一個面對最頑固、最保守、最害怕變化的小農經濟，需要說服和示範，需要等待和耐心的過程。
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來推動社會變化的。
通常，我們對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話便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這就是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暴力的因素，強迫的因素，專政的因素，武裝的因素，是少不了的。
但改革，雖然也不是請客吃飯，但對被改革的普通群衆而言，得不到實惠，嘗不到甜頭，也就是王夫之所說“人猶以為疑”，那就“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
在王夫之看來，北宋神宗熙甯二年（1069年）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強行變法，屬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為。
中國曆史上的維新、變法、改良、改革，從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譚嗣同止，未獲成功的原因，非常複雜，但重要一條，這些領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國才能和足夠的人格魅力，坐而論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
所以，一個個挖坑不止，明知是坑，也往裡跳，精于謀劃的張居正如此，亂來一氣的王安石尤如此，至于康梁，那就更不足道哉，所以，王比張的政治壽命更短。
幾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團糟以後，回南京賦閑去了。
南宋的朱熹感慨系之： 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
遭遇神宗，緻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為先，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嚣然喪其樂生之心。
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滋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