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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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鬧事的風潮。
在官道上包圍住主考大人，興師問罪，幸虧當時不興扔臭雞蛋，摔西紅杮，否則，歐陽修真得吃不了兜着走。
及試榜出，時之所推譽皆不在選。
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
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 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許因為惺惺相惜心理，深感唐代韓愈進行古文運動之艱難，出于同志式的知心，戰友式的敬意，筆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
《宋史·歐陽修傳》也将韓、歐一體而論： 文章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
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
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不過，即使在北宋，韓愈成為搶手的績優股，溢美誇飾，不絕于口的同時，也有清醒者，既認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
譬如司馬光在《顔樂亭頌》中說： 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如市賈然，以求朝夕刍米仆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貴，戚戚于貧賤如此。
譬如歐陽修在《與尹師魯第一書》中說： 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苦，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
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這就是曆史的視覺差距了。
曆史看一個人，總是聚焦于忠奸賢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
于是，後人隻記住“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的韓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論”的其實“無異庸人”的韓昌黎。
韓愈一生，最有影響、最為風光的一件事，為“文起八代之衰”的複興古文運動；最為英雄、最為知名的一件事，為“忠犯人主之怒”的谏迎佛骨事件。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佞佛的憲宗李純要将法門寺的佛骨，迎至長安，供人敬奉。
出于捍衛道統，出于尊儒排異，或出于自我感覺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請，兼禦史中丞，賜三品衣，為行軍司馬，以功遷刑部侍郎”，韓愈上《谏迎佛骨表》：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李純閱後大怒，要付以極刑。
幸虧丞相裴度為之緩頰，保住了一條命，流放廣東潮州。
從此，人們記住了上書“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铮铮鐵骨，記住了那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悲壯詩篇，然而，并不在意他反佛辟佛的同時，卻與和尚們交往頻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裡，老衲出入門庭，小僧趨前奔後，而且據宋人朱熹說，那都是些酒肉無賴之輩，就不知所為何來了。
到了潮州以後，又與一位名叫大颠的法師，結為莫逆之交，書來信往，甚為投契。
連蘇轼也認為韓愈的拒佛，“其論至于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所以，為了他心目中一個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韓愈，斷然聲言韓的《與大颠書》，為僞作，“退之家奴仆，亦無此語”。
其實，物有優劣，人有長短，這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雖然，儒學原教旨主義者将複古重儒的韓愈，在孔廟配享的排位，列于孟轲之後，等同于聖人。
但聖人并非完人，他發配到潮州以後，攀附，甚至巴結大颠法師，是否期待這位大德高僧，影響那位佞佛的唐憲宗，而對他被貶的政治處境有所改善呢？按他當年“三書抵宰相求官”的臉皮厚度，未必會不存此心。
韓愈登華山，在其《答張徹》詩中，有“洛邑得休告，華山絕窮陉”句，用他最害怕的這個“窮”字，來形容他華山之行的路徑，可見對這次旅行，那想起來後怕的場面，猶耿耿于心。
那天，到達華山最高峰後，定睛環視，千峰壁立，萬丈深淵，立刻，頭暈目眩，魂飛魄散，整個人面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顫抖不已，驚吓得不成個兒。
上山容易下山難，上山時隻看到腳前方寸之地，尚可勉為其難地行走，下山時那腳下卻是命懸一線的生死之途，往下，深不可測，往遠看，雲霧缥缈。
腿肚抽筋，渾身涼透，舉步維艱，精神崩潰的四門博士，竟失控地放聲大哭起來。
據唐代李肇的《唐國史補》：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恸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現在傳世的韓愈肖像，很是莊嚴肅穆的。
據五代陶谷說，弄錯了，那是南唐韓熙載的畫像。
不過，無論如何，這樣一位聖人，那一臉涕淚橫流的德行，我真是想象不出來。
人，自始至終，從來就是一個矛盾的組合體。
有其長處，必有其短處，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
而文人，不過多一點掩飾裝扮的功夫而已。
所以，看人，要懂一點兩分法，而看文人的話，尤其那些大師，則必須一分為二，千萬别被他唬住。
在官道上包圍住主考大人，興師問罪，幸虧當時不興扔臭雞蛋，摔西紅杮，否則，歐陽修真得吃不了兜着走。
及試榜出，時之所推譽皆不在選。
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
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 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許因為惺惺相惜心理，深感唐代韓愈進行古文運動之艱難，出于同志式的知心，戰友式的敬意，筆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
《宋史·歐陽修傳》也将韓、歐一體而論： 文章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
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
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不過，即使在北宋，韓愈成為搶手的績優股，溢美誇飾，不絕于口的同時，也有清醒者，既認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
譬如司馬光在《顔樂亭頌》中說： 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如市賈然，以求朝夕刍米仆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貴，戚戚于貧賤如此。
譬如歐陽修在《與尹師魯第一書》中說： 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苦，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
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這就是曆史的視覺差距了。
曆史看一個人，總是聚焦于忠奸賢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
于是，後人隻記住“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的韓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論”的其實“無異庸人”的韓昌黎。
韓愈一生，最有影響、最為風光的一件事，為“文起八代之衰”的複興古文運動；最為英雄、最為知名的一件事，為“忠犯人主之怒”的谏迎佛骨事件。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佞佛的憲宗李純要将法門寺的佛骨，迎至長安，供人敬奉。
出于捍衛道統，出于尊儒排異，或出于自我感覺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請，兼禦史中丞，賜三品衣，為行軍司馬，以功遷刑部侍郎”，韓愈上《谏迎佛骨表》：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李純閱後大怒，要付以極刑。
幸虧丞相裴度為之緩頰，保住了一條命，流放廣東潮州。
從此，人們記住了上書“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铮铮鐵骨，記住了那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悲壯詩篇，然而，并不在意他反佛辟佛的同時，卻與和尚們交往頻密。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裡，老衲出入門庭，小僧趨前奔後，而且據宋人朱熹說，那都是些酒肉無賴之輩，就不知所為何來了。
到了潮州以後，又與一位名叫大颠的法師，結為莫逆之交，書來信往，甚為投契。
連蘇轼也認為韓愈的拒佛，“其論至于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所以，為了他心目中一個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韓愈，斷然聲言韓的《與大颠書》，為僞作，“退之家奴仆，亦無此語”。
其實，物有優劣，人有長短，這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雖然，儒學原教旨主義者将複古重儒的韓愈，在孔廟配享的排位，列于孟轲之後，等同于聖人。
但聖人并非完人，他發配到潮州以後，攀附，甚至巴結大颠法師，是否期待這位大德高僧，影響那位佞佛的唐憲宗，而對他被貶的政治處境有所改善呢？按他當年“三書抵宰相求官”的臉皮厚度，未必會不存此心。
韓愈登華山，在其《答張徹》詩中，有“洛邑得休告，華山絕窮陉”句，用他最害怕的這個“窮”字，來形容他華山之行的路徑，可見對這次旅行，那想起來後怕的場面，猶耿耿于心。
那天，到達華山最高峰後，定睛環視，千峰壁立，萬丈深淵，立刻，頭暈目眩，魂飛魄散，整個人面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顫抖不已，驚吓得不成個兒。
上山容易下山難，上山時隻看到腳前方寸之地，尚可勉為其難地行走，下山時那腳下卻是命懸一線的生死之途，往下，深不可測，往遠看，雲霧缥缈。
腿肚抽筋，渾身涼透，舉步維艱，精神崩潰的四門博士，竟失控地放聲大哭起來。
據唐代李肇的《唐國史補》：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恸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現在傳世的韓愈肖像，很是莊嚴肅穆的。
據五代陶谷說，弄錯了，那是南唐韓熙載的畫像。
不過，無論如何，這樣一位聖人，那一臉涕淚橫流的德行，我真是想象不出來。
人，自始至終，從來就是一個矛盾的組合體。
有其長處，必有其短處，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
而文人，不過多一點掩飾裝扮的功夫而已。
所以，看人，要懂一點兩分法，而看文人的話，尤其那些大師，則必須一分為二，千萬别被他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