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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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文鈔》，将韓愈名列領銜位置，一直為世人所首肯，延續至今，無人異議，這大概是真正的不朽了。
近年來，追求不朽，成了某些同行的心病，一些還健在的，有點子成就的作家，一些剛逝世的，有點子名望的作家，便來不及地在家鄉蓋廟建祠，樹碑立傳，香燭紙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
其實，文學史這把尺子，以數年計，以數十年計，而不是數百年來測量不朽，往往是不準的。
如今，已成為廣東潮州的一個景點的韓祠，又稱韓文公廟，卻有值得人們思考的地方。
唐代文學大師的廟，到隔朝宋代才修，說明古人對“不朽”一詞的慎重。
這座宋真宗成平二年（999年）興建的廟，離韓愈逝世的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時間跨度。
是真金白銀，是廢銅爛鐵，是騾子，是馬，經過近二百年的過濾沉澱，朽或不朽，自有公論，闆上釘釘，毋庸置疑。
由此來看，肉眼凡胎的我們，對于同時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斷，難免有藕斷絲連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哄、鼓吹、擡轎，雲山霧罩，撲朔迷離，薰莸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讀者無所适從，莫衷一是，遠不如時間老人那樣看得準、看得透。
所以，在跟班和跑腿的馬屁簇擁下，在虛榮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紀念館以求不朽的同行，自封不朽，贻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話。
再說，不朽又不是小籠包子，需要趁熱吃，至于那麼急着加冕嗎？該不朽，誰也擋不住你不朽，不該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賢蓋三千生祠，最後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韓愈這個名字，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來有自，因他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人物。
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蓋文學小廟者，可曾有創新，領先，走在時代前面，令文學面貌一變的努力，能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嗎？如果回答為“否”，這種一廂情願，以為樹一個牌位，挂兩張舊照，放幾本著作，存數冊手稿，就會永遠被後人記住，那也忒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運動，說到底，是把丢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所以又稱之複古。
不過，韓愈并非全盤照搬的複古，而是在繼承古文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全新的散文文體。
雖然他主張“破骈為散”，恢複兩漢以來司馬遷、楊雄的自然質樸的文體，但他更主張“師其意而不師其辭”“言貴獨到”“能自樹立”“辭必己出”“文從字順”“唯陳言之務去”。
然而，去陳出新，談何容易。
所以，他在《答李翊書》裡說，創新是“戛戛乎難哉”的事情，問題還在于新生事物，不但不會得到習慣勢力、保守思想的接納，而是被抵制、被非難，甚至受嘲笑，受打擊。
但他堅信，隻要能夠“處心有道，行己有方”，頂住壓力，沖鋒陷陣，古文運動的這場改革，在他看來，隻要“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地堅守陣地，倒下再起，總是能夠蕩滌浮華，掃盡豔麗，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韓祠建成以後，又數十年，對韓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蘇東坡，撰寫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現在，在潮州韓文公祠裡，還保存着這塊碑石。
其中贊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複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蘇東坡對韓愈的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登峰造極。
宋人司馬光在其《答陳師仲司法書》，說到韓愈“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備纖靡，窮無所之。
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等文字，也是臻至極緻的贊美。
錢锺書在《談藝錄》裡，對宋代高擡韓愈的現象，有過一番諷刺： 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也。
其實，北宋追捧韓愈，是一種必然。
北宋立國以後，到真宗、仁宗之際，适與陳子昂《登幽州台》問世時的唐代，從貞觀之治，到武後臨朝，同處于盛世光景的輝煌中。
因此，對于前朝文學遺産的揚棄，對于當代新興文學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務。
而北宋所承接五代文學，除了綿軟無骨的花間詞，便是空泛無物的西昆體，可謂烏煙瘴氣，不成氣候，與前朝的“梁陳宮掖之風”，浮豔骈偶之文，有得一拼。
于是，以韓愈為樣闆，歐陽修、尹師魯奮起撥亂反正，加之司馬光、王安石、“三蘇”和“兩曾”等的創作實踐，使文學重歸于正道。
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證明宋代散文的發展，要進步于唐。
北宋的詩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礙重重的進程中前行。
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選了蘇轼、曾鞏，而将時望所歸的考生除外，因為他們的文章華而不實。
歐陽修本意，希望通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來促進文風的改變。
結果，事與願違，開封城裡，竟引發了一場落榜考
近年來，追求不朽，成了某些同行的心病，一些還健在的，有點子成就的作家，一些剛逝世的，有點子名望的作家，便來不及地在家鄉蓋廟建祠，樹碑立傳，香燭紙馬，供奉鼓吹，以示不朽。
其實，文學史這把尺子，以數年計，以數十年計，而不是數百年來測量不朽，往往是不準的。
如今，已成為廣東潮州的一個景點的韓祠，又稱韓文公廟，卻有值得人們思考的地方。
唐代文學大師的廟，到隔朝宋代才修，說明古人對“不朽”一詞的慎重。
這座宋真宗成平二年（999年）興建的廟，離韓愈逝世的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時間跨度。
是真金白銀，是廢銅爛鐵，是騾子，是馬，經過近二百年的過濾沉澱，朽或不朽，自有公論，闆上釘釘，毋庸置疑。
由此來看，肉眼凡胎的我們，對于同時代文人和作品的判斷，難免有藕斷絲連的感情因素，再加之炒作、起哄、鼓吹、擡轎，雲山霧罩，撲朔迷離，薰莸不分，泥沙俱下，弄得讀者無所适從，莫衷一是，遠不如時間老人那樣看得準、看得透。
所以，在跟班和跑腿的馬屁簇擁下，在虛榮心和麻木感的微醺懵懂中，那些建紀念館以求不朽的同行，自封不朽，贻人笑柄，人捧不朽，更是笑話。
再說，不朽又不是小籠包子，需要趁熱吃，至于那麼急着加冕嗎？該不朽，誰也擋不住你不朽，不該不朽，你即使如明末魏宗賢蓋三千生祠，最後不也土崩瓦解了嘛！ 韓愈這個名字，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來有自，因他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人物。
那些活着的和死去的蓋文學小廟者，可曾有創新，領先，走在時代前面，令文學面貌一變的努力，能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嗎？如果回答為“否”，這種一廂情願，以為樹一個牌位，挂兩張舊照，放幾本著作，存數冊手稿，就會永遠被後人記住，那也忒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運動，說到底，是把丢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所以又稱之複古。
不過，韓愈并非全盤照搬的複古，而是在繼承古文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全新的散文文體。
雖然他主張“破骈為散”，恢複兩漢以來司馬遷、楊雄的自然質樸的文體，但他更主張“師其意而不師其辭”“言貴獨到”“能自樹立”“辭必己出”“文從字順”“唯陳言之務去”。
然而，去陳出新，談何容易。
所以，他在《答李翊書》裡說，創新是“戛戛乎難哉”的事情，問題還在于新生事物，不但不會得到習慣勢力、保守思想的接納，而是被抵制、被非難，甚至受嘲笑，受打擊。
但他堅信，隻要能夠“處心有道，行己有方”，頂住壓力，沖鋒陷陣，古文運動的這場改革，在他看來，隻要“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地堅守陣地，倒下再起，總是能夠蕩滌浮華，掃盡豔麗，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韓祠建成以後，又數十年，對韓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蘇東坡，撰寫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現在，在潮州韓文公祠裡，還保存着這塊碑石。
其中贊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複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蘇東坡對韓愈的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登峰造極。
宋人司馬光在其《答陳師仲司法書》，說到韓愈“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備纖靡，窮無所之。
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等文字，也是臻至極緻的贊美。
錢锺書在《談藝錄》裡，對宋代高擡韓愈的現象，有過一番諷刺： 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也。
其實，北宋追捧韓愈，是一種必然。
北宋立國以後，到真宗、仁宗之際，适與陳子昂《登幽州台》問世時的唐代，從貞觀之治，到武後臨朝，同處于盛世光景的輝煌中。
因此，對于前朝文學遺産的揚棄，對于當代新興文學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務。
而北宋所承接五代文學，除了綿軟無骨的花間詞，便是空泛無物的西昆體，可謂烏煙瘴氣，不成氣候，與前朝的“梁陳宮掖之風”，浮豔骈偶之文，有得一拼。
于是，以韓愈為樣闆，歐陽修、尹師魯奮起撥亂反正，加之司馬光、王安石、“三蘇”和“兩曾”等的創作實踐，使文學重歸于正道。
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證明宋代散文的發展，要進步于唐。
北宋的詩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礙重重的進程中前行。
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選了蘇轼、曾鞏，而将時望所歸的考生除外，因為他們的文章華而不實。
歐陽修本意，希望通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來促進文風的改變。
結果，事與願違，開封城裡，竟引發了一場落榜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