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折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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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解職歸鄉，将他抛棄。
最終，詩人竟遭到一個小小縣令構陷，瘐斃獄中，死時隻四十多歲，實在令人惋惜。
當初，他從四川射洪來到長安為官，這個慷慨任俠、風流倜傥的文人，很快成為那些活躍的，時代的，風頭的，逆反的，非僵屍型同行的核心人物。
長安很大，比現在的西安大十倍，沒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實行戒嚴，這一夥兒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厮混在他身邊。
陳子昂不甚有錢，但敢花錢，這與韓愈有錢還哭窮正好相反，經常邀朋聚友，高談闊論，文學派對，座無虛席，或評彈文壇，或刻薄權威，或笑話同行，或索性罵娘。
因為，初唐文人仍舊宗奉“梁陳宮掖之風”，骈文統治文壇，而為唐高宗文膽的上官儀，以宮廷詩人的身份，所寫的輕靡藻麗的詩篇，竟成為時人競相仿效的“上官體”，流行一時。
這讓陳子昂相當惱火，什麼東西，老爺子這種“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玩意兒，怎麼能夠大行其道呢？于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熱之餘，拍案亂噴狂言，對主持文學領導層面的要員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薊北台，朔風呼嘯，山海蒼茫，天高地闊，心胸豁朗，這是陳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絕對欣賞不到的大氣派、大場面。
他馬上想到當時那種很不提氣，很不給力的花裡胡哨、空洞無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頹的文字，馬上想到繼承六朝以來，骈偶浮豔，華而不實，毫無生氣可言的文風，馬上想到這一切與盛世王朝絕對相悖的文學狀況，馬上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結論。
在這樣的大時代裡，讀不到震撼靈魂、振奮人心的文章，真是好不爽啊！于是，脫口而出，寫下這四句名詩：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
這首詩幾乎無人不知，解釋者也其說不一，其實，陳的這首吊古傷今的《登幽州台》，并無悲天憫人之意，而是充滿着詩人對于當時文學走入絕境的憂慮。
有人說他呼喚時代、呼喚英雄，這就是絕對的胡扯了。
從李世民到武則天，那是唐朝最強盛的時代，而李世民和武則天，也是唐朝最傑出的英雄，用得着陳子昂在那兒迎風掉淚嗎？這四句詩，是領風氣之先的文學呼喚，具石破天驚的警醒意義，從此揭開唐代文學運動的序幕。
韓愈有一首《薦士》詩，其中一句“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認為陳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學改革的先鋒。
從陳子昂到韓愈，約一百年間，嘗試文學改革的人士，絡繹不絕。
包括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閣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骈文啊！即使這樣一位大手筆，他也認為唐代文風，沒有什麼起色，“骨氣都盡，剛健不聞”，讓他感到沮喪。
同期還有蕭穎士、李華、顔真卿、元結諸人，用散文寫作，推動改革。
但改骈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氣候，有什麼辦法呢？文學老爺的厲害，就在于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動他，比撼山還難。
上官婉兒的祖父，除了武後能收拾他，一幫文學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韓愈打出複古旗幟，加之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李翺、皇甫湜等志同道合，才終結了宋齊梁陳以來的軟文學。
軟文學并非絕對不好，要統統都是軟文學的話，文學離完蛋也就不會太遠。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學的發展，總是要與時代的發展同步，它倆是命運共同體，兩者有時吻合一點，有時疏離一點，但背道而馳是絕不可能的。
時代變了，文學也得變，辛亥革命以後的五四運動，取白話文，去文言文，這一場僅僅是書面語言的改變，竟比民國後剪掉辮子，更讓國人震動，這也是時代變了，上層建築勢所必然的适應。
現在來說攀登華山的韓愈本人，他生于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年），逝于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享年五十七歲。
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後遷孟津（河南省焦作孟州市）。
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因谥文，又稱韓文公。
他還有一個不見諸典籍的響亮頭銜，為唐宋八大家的首席。
唐宋兩朝，乃中國文學的最最黃金時代，文人如滿天星鬥，璀璨奪目，作品如大海湧濤，波瀾壯闊。
就在這成百上千的傑出人士中，選了韓愈、柳宗元、“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這八位，為大家，這是何等崇高的褒譽？我們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每年一個，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選了這八位，平均下來，每一百年才有一位，這就意味着八大家的每一位，等于得了一百個諾貝爾文學獎。
首席韓愈，成為“百代文宗”，也就順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國人的記憶裡。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中國人，你讀過古文嗎？如果他點頭，這就意味着他知道韓愈，知道唐宋八大家，這是稍通文化的中國人，最起碼的文學常識。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外國人，你知道諾貝爾獎嗎？如果他點頭，你要是讓他一口氣，不查資料，不點谷歌，能說出八位獲獎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計張口結舌者多。
唐宋八大家的說法，始自明代，有一個叫茅坤的選家，編了一部
最終，詩人竟遭到一個小小縣令構陷，瘐斃獄中，死時隻四十多歲，實在令人惋惜。
當初，他從四川射洪來到長安為官，這個慷慨任俠、風流倜傥的文人，很快成為那些活躍的，時代的，風頭的，逆反的，非僵屍型同行的核心人物。
長安很大，比現在的西安大十倍，沒有公交，而且夜禁，天一黑，就實行戒嚴，這一夥兒潮人，吃喝睡住，成天厮混在他身邊。
陳子昂不甚有錢，但敢花錢，這與韓愈有錢還哭窮正好相反，經常邀朋聚友，高談闊論，文學派對，座無虛席，或評彈文壇，或刻薄權威，或笑話同行，或索性罵娘。
因為，初唐文人仍舊宗奉“梁陳宮掖之風”，骈文統治文壇，而為唐高宗文膽的上官儀，以宮廷詩人的身份，所寫的輕靡藻麗的詩篇，竟成為時人競相仿效的“上官體”，流行一時。
這讓陳子昂相當惱火，什麼東西，老爺子這種“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玩意兒，怎麼能夠大行其道呢？于是，他和他的文友，酒酣耳熱之餘，拍案亂噴狂言，對主持文學領導層面的要員表示不敬，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到幽州出差，登薊北台，朔風呼嘯，山海蒼茫，天高地闊，心胸豁朗，這是陳子昂在巴蜀盆地，河洛平原，絕對欣賞不到的大氣派、大場面。
他馬上想到當時那種很不提氣，很不給力的花裡胡哨、空洞無物、精神萎靡、情志衰頹的文字，馬上想到繼承六朝以來，骈偶浮豔，華而不實，毫無生氣可言的文風，馬上想到這一切與盛世王朝絕對相悖的文學狀況，馬上得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結論。
在這樣的大時代裡，讀不到震撼靈魂、振奮人心的文章，真是好不爽啊！于是，脫口而出，寫下這四句名詩：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
這首詩幾乎無人不知，解釋者也其說不一，其實，陳的這首吊古傷今的《登幽州台》，并無悲天憫人之意，而是充滿着詩人對于當時文學走入絕境的憂慮。
有人說他呼喚時代、呼喚英雄，這就是絕對的胡扯了。
從李世民到武則天，那是唐朝最強盛的時代，而李世民和武則天，也是唐朝最傑出的英雄，用得着陳子昂在那兒迎風掉淚嗎？這四句詩，是領風氣之先的文學呼喚，具石破天驚的警醒意義，從此揭開唐代文學運動的序幕。
韓愈有一首《薦士》詩，其中一句“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也認為陳子昂是唐代最早提倡文學改革的先鋒。
從陳子昂到韓愈，約一百年間，嘗試文學改革的人士，絡繹不絕。
包括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他的《滕王閣序》，是多漂亮的一篇骈文啊！即使這樣一位大手筆，他也認為唐代文風，沒有什麼起色，“骨氣都盡，剛健不聞”，讓他感到沮喪。
同期還有蕭穎士、李華、顔真卿、元結諸人，用散文寫作，推動改革。
但改骈為散的努力，一直未成氣候，有什麼辦法呢？文學老爺的厲害，就在于他要掐死你，易如反掌，你要推動他，比撼山還難。
上官婉兒的祖父，除了武後能收拾他，一幫文學小青年徒奈他何？直到韓愈打出複古旗幟，加之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李翺、皇甫湜等志同道合，才終結了宋齊梁陳以來的軟文學。
軟文學并非絕對不好，要統統都是軟文學的話，文學離完蛋也就不會太遠。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學的發展，總是要與時代的發展同步，它倆是命運共同體，兩者有時吻合一點，有時疏離一點，但背道而馳是絕不可能的。
時代變了，文學也得變，辛亥革命以後的五四運動，取白話文，去文言文，這一場僅僅是書面語言的改變，竟比民國後剪掉辮子，更讓國人震動，這也是時代變了，上層建築勢所必然的适應。
現在來說攀登華山的韓愈本人，他生于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年），逝于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享年五十七歲。
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後遷孟津（河南省焦作孟州市）。
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因谥文，又稱韓文公。
他還有一個不見諸典籍的響亮頭銜，為唐宋八大家的首席。
唐宋兩朝，乃中國文學的最最黃金時代，文人如滿天星鬥，璀璨奪目，作品如大海湧濤，波瀾壯闊。
就在這成百上千的傑出人士中，選了韓愈、柳宗元、“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這八位，為大家，這是何等崇高的褒譽？我們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每年一個，而近八百年的唐和宋，就選了這八位，平均下來，每一百年才有一位，這就意味着八大家的每一位，等于得了一百個諾貝爾文學獎。
首席韓愈，成為“百代文宗”，也就順理成章地印刻在中國人的記憶裡。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中國人，你讀過古文嗎？如果他點頭，這就意味着他知道韓愈，知道唐宋八大家，這是稍通文化的中國人，最起碼的文學常識。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外國人，你知道諾貝爾獎嗎？如果他點頭，你要是讓他一口氣，不查資料，不點谷歌，能說出八位獲獎者的名字和代表作，估計張口結舌者多。
唐宋八大家的說法，始自明代，有一個叫茅坤的選家，編了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