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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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郎，其實也是在長安“居大不易”，才卷鋪蓋走人的。
所以，我在臆測，白居易要到唐元和十年（815年），才明白其中堂奧。
那年，他四十四歲，按孔夫子教導，已是過了“不惑之年”的這位詩人，仍舊改不了他那多血質、好沖動、重感情、易憤激的性格。
結果，為當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無端刺殺，政府反應遲緩，他跳出來打抱不平，伸張正義，結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貶江州，嘗到平生第一次失敗的滋味。
人家告訴他，老弟，為什麼要打你的屁股，因為你越位了。
什麼叫越位，就譬如一間屋子裡有很多人，比你有發言權的多得是。
你的爹，你的媽，你的娘舅，你的姨媽，還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輪不着你第一個搶着說話。
老弟，你要記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為你不是魯濱孫，那荒島上隻你老哥一個，你怎麼折騰怎麼是，可你在這個屋檐底下，你要玩跟頭把式的話，還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經過這次冒傻氣，吃苦頭以後，他終于懂得必須調适個人的生存環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裡，努力順應，才能達到“居天下有何難”的目标。
這是了不起的覺悟，也是詩人此後一輩子謹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歲，在中國古代文人中，算是長壽者。
後四十年，他一直貫徹至終這個目标，一直身體力行這個方向。
第一，努力在物質世界中，營造最為适宜的生存條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間。
在唐代衆多文人中間，他大概是唯一的，過得最快活的聰明人了。
在中國，其實聰明的文人多得是，但活得不那麼辛苦、不那麼操勞、不那麼憂心、不那麼有負擔的聰明人，卻很少。
白居易有一首詩《吾土》： 身心安處為吾土， 豈限長安與洛陽。
這恐怕是他對于“居”這樣一個大題目，最為通脫、最為豁達的诠釋了。
其實，白居易在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期間，以敢言直谏、慷慨陳詞著稱。
這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多血質性格所決定了的。
在元和十年（這是他生命轉折的關鍵一年）以前，他是經常上書，面折廷争，谠言诤論，以忠忱報效自任。
《舊唐書·本傳》裡，有這樣一段關于這位關東漢子，有點倔，有點犟，有點擰，有點一根筋的性格描寫：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
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
唯谏承璀事切，上頗不悅。
謂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緻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耐。
”绛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
陛下欲開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
”上曰：“卿言是也。
” 《新唐書·本傳》也有類似的記載： 後對殿中，論執強鲠，帝未谕，辄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
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
”帝悟，待之如初。
白居易一生，親曆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幾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型期裡全部敗象。
朝政之腐敗，宦官之猖獗，黨争之惡鬥，藩鎮之割據，外族之紛擾，戰亂之頻仍，災難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對詩人而言，不可能不産生感同身受的認知和觸動靈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學觀點，是屬于幹預生活的絕對現實主義者。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中國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心結，在動蕩歲月裡的責任意識，在危亂年代裡的經世熱忱，是不可遏止的。
所以，他從呈顧況披閱的《賦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詩人四十五歲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約為貞元四年至元和十年（788－815年），共二十多年間，白居易是以諷喻詩為他的創作重點。
其中，《秦中吟》十首、《新樂府》四十首，為其代表作。
這些詩歌中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政治色彩，鮮明的時代氣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識，無不激起共鳴；所反映出來的統治者對于被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貪婪榨取，無盡搜刮，民不聊生的慘狀，無不義憤填膺。
他的這些詩篇，滿城傳唱，萬衆吟誦，然而，也觸犯了既得利益階層。
正如他在《與元九書》中所說，“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握軍要者切齒矣”，遂導緻他第一次面臨“長安居大不易”的失敗，嘗到了生存環境沒有調适好的苦頭。
反正，中國文人的臍帶，系在大地母親身上，系在民族國家身上，系在人民大衆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統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統治者龍顔大悅，你就不可能不因為你的幹預時政，挑戰醜類，揭露敗惡，批判權貴，說了些真話，道出些實情，而不遭受統治者的修理。
也許統治者日理萬機，一時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統治者手下的牛頭馬面、打手爪牙，卻絕不是吃幹飯的。
于
所以，我在臆測，白居易要到唐元和十年（815年），才明白其中堂奧。
那年，他四十四歲，按孔夫子教導，已是過了“不惑之年”的這位詩人，仍舊改不了他那多血質、好沖動、重感情、易憤激的性格。
結果，為當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無端刺殺，政府反應遲緩，他跳出來打抱不平，伸張正義，結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貶江州，嘗到平生第一次失敗的滋味。
人家告訴他，老弟，為什麼要打你的屁股，因為你越位了。
什麼叫越位，就譬如一間屋子裡有很多人，比你有發言權的多得是。
你的爹，你的媽，你的娘舅，你的姨媽，還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輪不着你第一個搶着說話。
老弟，你要記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為你不是魯濱孫，那荒島上隻你老哥一個，你怎麼折騰怎麼是，可你在這個屋檐底下，你要玩跟頭把式的話，還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經過這次冒傻氣，吃苦頭以後，他終于懂得必須調适個人的生存環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裡，努力順應，才能達到“居天下有何難”的目标。
這是了不起的覺悟，也是詩人此後一輩子謹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歲，在中國古代文人中，算是長壽者。
後四十年，他一直貫徹至終這個目标，一直身體力行這個方向。
第一，努力在物質世界中，營造最為适宜的生存條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間。
在唐代衆多文人中間，他大概是唯一的，過得最快活的聰明人了。
在中國，其實聰明的文人多得是，但活得不那麼辛苦、不那麼操勞、不那麼憂心、不那麼有負擔的聰明人，卻很少。
白居易有一首詩《吾土》： 身心安處為吾土， 豈限長安與洛陽。
這恐怕是他對于“居”這樣一個大題目，最為通脫、最為豁達的诠釋了。
其實，白居易在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期間，以敢言直谏、慷慨陳詞著稱。
這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多血質性格所決定了的。
在元和十年（這是他生命轉折的關鍵一年）以前，他是經常上書，面折廷争，谠言诤論，以忠忱報效自任。
《舊唐書·本傳》裡，有這樣一段關于這位關東漢子，有點倔，有點犟，有點擰，有點一根筋的性格描寫：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
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
唯谏承璀事切，上頗不悅。
謂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緻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耐。
”绛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
陛下欲開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
”上曰：“卿言是也。
” 《新唐書·本傳》也有類似的記載： 後對殿中，論執強鲠，帝未谕，辄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
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
”帝悟，待之如初。
白居易一生，親曆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幾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型期裡全部敗象。
朝政之腐敗，宦官之猖獗，黨争之惡鬥，藩鎮之割據，外族之紛擾，戰亂之頻仍，災難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對詩人而言，不可能不産生感同身受的認知和觸動靈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學觀點，是屬于幹預生活的絕對現實主義者。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中國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心結，在動蕩歲月裡的責任意識，在危亂年代裡的經世熱忱，是不可遏止的。
所以，他從呈顧況披閱的《賦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詩人四十五歲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約為貞元四年至元和十年（788－815年），共二十多年間，白居易是以諷喻詩為他的創作重點。
其中，《秦中吟》十首、《新樂府》四十首，為其代表作。
這些詩歌中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政治色彩，鮮明的時代氣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識，無不激起共鳴；所反映出來的統治者對于被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貪婪榨取，無盡搜刮，民不聊生的慘狀，無不義憤填膺。
他的這些詩篇，滿城傳唱，萬衆吟誦，然而，也觸犯了既得利益階層。
正如他在《與元九書》中所說，“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握軍要者切齒矣”，遂導緻他第一次面臨“長安居大不易”的失敗，嘗到了生存環境沒有調适好的苦頭。
反正，中國文人的臍帶，系在大地母親身上，系在民族國家身上，系在人民大衆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統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統治者龍顔大悅，你就不可能不因為你的幹預時政，挑戰醜類，揭露敗惡，批判權貴，說了些真話，道出些實情，而不遭受統治者的修理。
也許統治者日理萬機，一時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統治者手下的牛頭馬面、打手爪牙，卻絕不是吃幹飯的。
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