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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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賬舊賬一起算，隻有捏着鼻子“出佐浔陽”。
宋人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卷三十九載： 元和十年，秋，或言居易母堕井死，賦《新井》詩，出為刺史。
王涯言其不可，乃貶江州司馬。
下注：論盜殺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什麼叫出位？就是詩人未能在此時此刻的生存環境中，調适好自己的位置。
據清人徐松撰《唐兩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長安的四個坊裡生活過，有過自己的屋宇房舍。
基本都在東市之東，約相當于今日北京城的東四環部位。
貞元十九年（783年）春，白居易第二次來京會試，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才在長安正式找房子住下來，所謂“蔔宅之始”，住常樂坊；為主客司郎中時，住新昌坊；為左贊善大夫時，住昭國坊；為刑部尚書時，住宣平坊。
其間還曾寄寓永崇坊的華陽觀。
但是，京城對他來說，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環境，未能盡如人願，是與大的政治氣候，未能周全應對，存在必然聯系。
元和十一年（816年），他就在詩中寫道： 行年四十五，兩鬓半蒼蒼。
清瘦詩成癖，麄豪酒放狂。
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
或拟廬山下，來春結草堂。
此時，他就已經萌發出《吾土》詩中“豈限長安與洛陽”的不再逗留首善之區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責備他的退縮、他的軟弱，但你不得不認同他這種聰明人的選擇。
做過鬥士的人，不一定要當永遠的鬥士。
我們總是以完人，全人，盡善，盡美，去期待誰，要求誰，指望誰，推動誰，說到底，其實是一種殘酷，一種不堪負荷的道義承擔。
你得相信，魯迅的《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絕對是人世間的真實寫照。
在宋人葉夢得所撰《避暑錄話》中，有一番诠釋詩人遠離官場紛争，跳出政治絞殺，徹底改變自己，全方位調适的精彩分析： 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僧儒；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
處世者如是人，亦足矣。
推其所由得，唯不汲汲于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
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才五十八，自是蓋不得出。
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
雍容無事，順适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
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
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萬裡之行。
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遊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要知道，對中國文人來說，最大的誘惑，是握權，最大的機遇，是升官。
假設，換一個人，這樣的人際網絡，這樣的夤緣關系，這樣的後台背景，這樣的機遇門路，還不得半夜做夢都會笑出聲來？這不等于阿裡巴巴四十大盜的那座藏金洞嗎？隻消一句“芝麻開門”，還有什麼要求、什麼欲望，不能滿足的呢！ 可白居易簡直像有潔癖似的，遠離着一切是非，逃避着所有邪惡。
這就是詩人令我們欽佩的地方，因為，他表現出來一種高尚的約束，可不是随便一個什麼中國文人，能夠達到的境界。
《新唐書·本傳》贊他： 觀居易以直道曆，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
當宗闵時，權勢震赫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
而（元）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
嗚呼，居易其賢哉！ 其實，佛家講戒，就是提倡自我約束。
為了清心寡欲，為了洗卻塵凡，為了進入修心煉性，為了超度通脫，為了爾後有可能的成佛成仙，就得戒。
然而，這對凡夫俗子而言，談何容易，戒所以為戒，正因為不戒，若是世人都戒，也就無所謂戒了。
唯其不成，這才有戒。
大千世界，充滿誘惑，芸芸衆生，六根不淨，欲望也就成了飲食男女幾乎無法抑制的本能。
因此，不戒或許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有無可指責的一面，但也有不可恣肆的一面。
所以，能戒，能約束，更多體現一種人格力量。
白居易之了不起，即在于此。
前人對其卷入漩渦中，跳出是非外的潔身自好，也有很高評價： 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闵之黨，素喜劉禹錫，而不入任、文之黨。
中立不倚，峻節凜然。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 予按樂天嘗與劉禹錫遊，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司馬黨中。
及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
又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
其風流高尚，進退以義，可想見矣。
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當然，我們還要了解到，白居易之聰明，之睿智，之不斷地調适生存環境，之不停地拓展精神空間，從而延續了他的人生、他的詩歌，奠定了他在曆史上的不朽價值。
之所以要這樣
宋人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卷三十九載： 元和十年，秋，或言居易母堕井死，賦《新井》詩，出為刺史。
王涯言其不可，乃貶江州司馬。
下注：論盜殺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什麼叫出位？就是詩人未能在此時此刻的生存環境中，調适好自己的位置。
據清人徐松撰《唐兩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長安的四個坊裡生活過，有過自己的屋宇房舍。
基本都在東市之東，約相當于今日北京城的東四環部位。
貞元十九年（783年）春，白居易第二次來京會試，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才在長安正式找房子住下來，所謂“蔔宅之始”，住常樂坊；為主客司郎中時，住新昌坊；為左贊善大夫時，住昭國坊；為刑部尚書時，住宣平坊。
其間還曾寄寓永崇坊的華陽觀。
但是，京城對他來說，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環境，未能盡如人願，是與大的政治氣候，未能周全應對，存在必然聯系。
元和十一年（816年），他就在詩中寫道： 行年四十五，兩鬓半蒼蒼。
清瘦詩成癖，麄豪酒放狂。
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
或拟廬山下，來春結草堂。
此時，他就已經萌發出《吾土》詩中“豈限長安與洛陽”的不再逗留首善之區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責備他的退縮、他的軟弱，但你不得不認同他這種聰明人的選擇。
做過鬥士的人，不一定要當永遠的鬥士。
我們總是以完人，全人，盡善，盡美，去期待誰，要求誰，指望誰，推動誰，說到底，其實是一種殘酷，一種不堪負荷的道義承擔。
你得相信，魯迅的《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絕對是人世間的真實寫照。
在宋人葉夢得所撰《避暑錄話》中，有一番诠釋詩人遠離官場紛争，跳出政治絞殺，徹底改變自己，全方位調适的精彩分析： 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僧儒；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
處世者如是人，亦足矣。
推其所由得，唯不汲汲于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
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才五十八，自是蓋不得出。
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
雍容無事，順适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
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
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萬裡之行。
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遊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要知道，對中國文人來說，最大的誘惑，是握權，最大的機遇，是升官。
假設，換一個人，這樣的人際網絡，這樣的夤緣關系，這樣的後台背景，這樣的機遇門路，還不得半夜做夢都會笑出聲來？這不等于阿裡巴巴四十大盜的那座藏金洞嗎？隻消一句“芝麻開門”，還有什麼要求、什麼欲望，不能滿足的呢！ 可白居易簡直像有潔癖似的，遠離着一切是非，逃避着所有邪惡。
這就是詩人令我們欽佩的地方，因為，他表現出來一種高尚的約束，可不是随便一個什麼中國文人，能夠達到的境界。
《新唐書·本傳》贊他： 觀居易以直道曆，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
當宗闵時，權勢震赫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
而（元）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
嗚呼，居易其賢哉！ 其實，佛家講戒，就是提倡自我約束。
為了清心寡欲，為了洗卻塵凡，為了進入修心煉性，為了超度通脫，為了爾後有可能的成佛成仙，就得戒。
然而，這對凡夫俗子而言，談何容易，戒所以為戒，正因為不戒，若是世人都戒，也就無所謂戒了。
唯其不成，這才有戒。
大千世界，充滿誘惑，芸芸衆生，六根不淨，欲望也就成了飲食男女幾乎無法抑制的本能。
因此，不戒或許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有無可指責的一面，但也有不可恣肆的一面。
所以，能戒，能約束，更多體現一種人格力量。
白居易之了不起，即在于此。
前人對其卷入漩渦中，跳出是非外的潔身自好，也有很高評價： 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闵之黨，素喜劉禹錫，而不入任、文之黨。
中立不倚，峻節凜然。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 予按樂天嘗與劉禹錫遊，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司馬黨中。
及與元稹遊，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
又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
其風流高尚，進退以義，可想見矣。
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當然，我們還要了解到，白居易之聰明，之睿智，之不斷地調适生存環境，之不停地拓展精神空間，從而延續了他的人生、他的詩歌，奠定了他在曆史上的不朽價值。
之所以要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