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與李商隐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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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杜牧非凡的才氣，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筆，靈動的詩韻，也給了他一個跌宕的、多事的、不順遂的，污言濁語的大環境，以及一群跟他過不去，看他不順眼，總是要琢磨他，算計他的二、三、四類文人，讓他氣喘不勻，心展不開，路走不通，飯吃不香，最後除了短命而亡，還有其他生路嗎？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應該說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詩》收有他們的詩作。
當然，說不上有什麼才氣，更談不到有什麼創新。
别看他們寫詩不行，寫文不靈，但搞起朋黨惡鬥來，株連面之廣，牽涉人之多，除敵務盡的徹底，斬草除根的堅決，唯恐漏網的搜羅，不論無辜的查辦，無所不用其極。
據說，連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們今天将這個人打出朝廷，明天将那個人攆出京城，弄得煩心透頂。
據《資治通鑒》： 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 随着宣宗李忱登基為帝，李德裕失勢，被踢出京外，最後發配崖州，終于退出曆史舞台。
為黨争牽累的其實不過是小八臘子的杜牧、李商隐之流，很有一點落實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從外放地陸續回到京城長安。
大約在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前後，這兩位詩人久别之後，終于聚合了。
幸好杜牧，這位具有傷時感世的智者胸懷，具有多面突出的才思風采，具有風流潇灑的感性世界，具有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詩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隐，揮灑自如一點，多姿多彩一點，能在不開心中尋找快樂，能在不順利中謀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個在精神上不肯敗、不想敗，雖敗也不倒的強者。
這兩位詩壇扛鼎人物，回到長安後，杜牧為司勳員外郎，李商隐暫代京兆府法曹參軍。
文學史習慣于“李杜”并稱，除了他們共同的文學聲名之外，也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私下情誼。
兩人在這段日子裡，肯定有過頻繁的相處交遊，有過密切的來往酬唱。
在《全唐詩》的《李商隐卷》中，除了“人間唯有杜司勳”的《杜司勳》外，還有一首《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
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
心鐵已從幹镆利，鬓絲休歎雪霜垂。
漢江遠吊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
特别講究曲折含蓄、隐晦奧秘的李商隐，是不願将詩寫得很白，不肯将話說得很直的詩人，但他寫下如此近乎絕對的評語，說明他對杜牧詩壇領銜地位的推崇，對杜牧作品高度成就的贊譽，可謂無以複加了。
李商隐給杜牧贈詩，正是他風風光光地奉诏，為已故功臣韋丹寫《遺愛碑》。
如今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杜牧親筆手書《張好好詩》，那“潇灑流逸，深得六朝人風韻”，《金石錄補》的評價，所言非虛。
他還擅畫，宋人米芾稱其“精彩照人”，可惜後世無存。
杜牧注釋過《〈孫子兵法〉十三章》，所著《罪言》《原十六衛》以及早期的《阿房宮賦》等文，都能看到這位詩人在政治上的高瞻遠矚，以及關心國事，主張削藩、強兵、固邊、禁佛，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氣概。
所以，李商隐對杜牧的這個“人間唯有杜司勳”的至高評價，是一種跳出文人圈子的由衷贊美。
清人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杜牧更有很切實準确的論述。
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于元、白，其風骨實出元、白上。
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
《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
費衮《梁溪漫志》載歐陽修使其子讀《新唐書》列傳，卧而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
”識曲聽真，殆非偶爾。
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
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茫茫。
近者四君子，與古争強梁。
”則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長慶體矣。
讀到這裡，誰都會忍不住思索：上天要假以時日，多享年月，還不知他會為中國文學史做出多大貢獻呢！ 可是，令人無法不感歎系之的，這一年，杜牧四十七歲，已進入他生命倒計時的階段，對他來講，喪鐘即将敲響，日子已經是屈指可數了。
文人的不幸，最痛苦的莫如上帝不讓他活下去，要他撒手離開這個遠沒有看夠、遠沒有寫盡的鮮活世界了。
這也許是我們後世之讀者，對那些活得很爽、活得味道好極了的二、三、四類文人切齒的理由。
給了杜牧非凡的才氣，多面的功力，超常的文筆，靈動的詩韻，也給了他一個跌宕的、多事的、不順遂的，污言濁語的大環境，以及一群跟他過不去，看他不順眼，總是要琢磨他，算計他的二、三、四類文人，讓他氣喘不勻，心展不開，路走不通，飯吃不香，最後除了短命而亡，還有其他生路嗎？ 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應該說都是文人出身，《全唐詩》收有他們的詩作。
當然，說不上有什麼才氣，更談不到有什麼創新。
别看他們寫詩不行，寫文不靈，但搞起朋黨惡鬥來，株連面之廣，牽涉人之多，除敵務盡的徹底，斬草除根的堅決，唯恐漏網的搜羅，不論無辜的查辦，無所不用其極。
據說，連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被他們今天将這個人打出朝廷，明天将那個人攆出京城，弄得煩心透頂。
據《資治通鑒》： 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 随着宣宗李忱登基為帝，李德裕失勢，被踢出京外，最後發配崖州，終于退出曆史舞台。
為黨争牽累的其實不過是小八臘子的杜牧、李商隐之流，很有一點落實政策、平反改正的意思，從外放地陸續回到京城長安。
大約在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前後，這兩位詩人久别之後，終于聚合了。
幸好杜牧，這位具有傷時感世的智者胸懷，具有多面突出的才思風采，具有風流潇灑的感性世界，具有卓立特行的思想情操的詩人，要比淹蹇的李商隐，揮灑自如一點，多姿多彩一點，能在不開心中尋找快樂，能在不順利中謀求幸福，至少能做到一個在精神上不肯敗、不想敗，雖敗也不倒的強者。
這兩位詩壇扛鼎人物，回到長安後，杜牧為司勳員外郎，李商隐暫代京兆府法曹參軍。
文學史習慣于“李杜”并稱，除了他們共同的文學聲名之外，也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私下情誼。
兩人在這段日子裡，肯定有過頻繁的相處交遊，有過密切的來往酬唱。
在《全唐詩》的《李商隐卷》中，除了“人間唯有杜司勳”的《杜司勳》外，還有一首《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
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
心鐵已從幹镆利，鬓絲休歎雪霜垂。
漢江遠吊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
特别講究曲折含蓄、隐晦奧秘的李商隐，是不願将詩寫得很白，不肯将話說得很直的詩人，但他寫下如此近乎絕對的評語，說明他對杜牧詩壇領銜地位的推崇，對杜牧作品高度成就的贊譽，可謂無以複加了。
李商隐給杜牧贈詩，正是他風風光光地奉诏，為已故功臣韋丹寫《遺愛碑》。
如今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杜牧親筆手書《張好好詩》，那“潇灑流逸，深得六朝人風韻”，《金石錄補》的評價，所言非虛。
他還擅畫，宋人米芾稱其“精彩照人”，可惜後世無存。
杜牧注釋過《〈孫子兵法〉十三章》，所著《罪言》《原十六衛》以及早期的《阿房宮賦》等文，都能看到這位詩人在政治上的高瞻遠矚，以及關心國事，主張削藩、強兵、固邊、禁佛，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氣概。
所以，李商隐對杜牧的這個“人間唯有杜司勳”的至高評價，是一種跳出文人圈子的由衷贊美。
清人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杜牧更有很切實準确的論述。
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于元、白，其風骨實出元、白上。
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
《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
費衮《梁溪漫志》載歐陽修使其子讀《新唐書》列傳，卧而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
”識曲聽真，殆非偶爾。
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
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茫茫。
近者四君子，與古争強梁。
”則牧于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長慶體矣。
讀到這裡，誰都會忍不住思索：上天要假以時日，多享年月，還不知他會為中國文學史做出多大貢獻呢！ 可是，令人無法不感歎系之的，這一年，杜牧四十七歲，已進入他生命倒計時的階段，對他來講，喪鐘即将敲響，日子已經是屈指可數了。
文人的不幸，最痛苦的莫如上帝不讓他活下去，要他撒手離開這個遠沒有看夠、遠沒有寫盡的鮮活世界了。
這也許是我們後世之讀者，對那些活得很爽、活得味道好極了的二、三、四類文人切齒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