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與李商隐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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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開成四年(839年)前後,就相知相識了。

     從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斂的。

    從出身來看,杜牧是世家子弟,雖然到他父親這一代,沒落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從他的靈魂,到他的詩文,無不豪爽大氣,特立獨行。

    李商隐則是從吏佐家庭中走出來的,總是仰着臉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現出來的精神,便是小心謹慎,低調緘默,盡量收縮,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詩,以氣勝;李商隐的詩,以情長。

    甚至,他倆的風流,他倆的浪漫,他倆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

    應該說,文人有幾個不風流、不浪漫的呢?也許不是所有能風流、會浪漫的人,都必然成為作家和詩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風流,要不浪漫,要想成為大文人,也難。

     杜牧的風流浪漫,是張揚的,是放肆的,是泛愛的,是略無顧忌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赢得青樓薄幸名”,大張旗鼓,引以為光。

    而李商隐的風流浪漫,則是影影綽綽的,似隐似現的,鐘情深沉的,淺吟慢唱的,“相見時難别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充滿着無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當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當一名随員、見習生時,見到這位傾動長安的詩壇領袖,該是多麼的傾慕和心儀了。

    那年,杜牧三十七歲,風華正茂,任職左補阙,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員外郎,标準的中級文官。

    對曆任諸鎮節度使,為地方諸侯,現回來京城,在朝廷裡做到尚書仆射這樣極高層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說平起平坐,按常禮,杜牧應該垂手侍立才是。

    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場面,不禁失色,卻是他的恩公,反客為主,趨前迎問,倒過頭來巴結讨好這位大咧咧的詩人。

     現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還是稀客?但據《唐詩紀事本末》,杜牧為他的詩友張祜被逐科舉,專門跑來找令狐楚幫過忙的。

    “一聲何滿子,雙淚滴君前”的張祜,少年氣盛,惹惱了白居易。

    而白老前輩也欠雅量,認為年輕人未免嚣張,不敲打敲打,不知馬王爺長幾隻眼,遂讓在皇帝面前說話算數的元稹在會考時取消其資格,弄得張祜一輩子未能發達。

     于是,激于義憤的杜牧,專門寫過詩鳴不平: 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由此可見杜牧提攜同志的熱忱,和對于老一輩指摘後生的抗争。

    新舊《唐書》說,杜牧“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萬分痛切”。

    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詩所言: 飾心無彩缋,到骨是風塵, 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

     事未必能做到,話一定要說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認識這位比他小九歲、初露頭角、稍有詩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見恨晚。

    但是,兩位詩人的這段友情,很快就結束了。

    為什麼這兩位詩友,參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後期才重得聚首呢? 這就是尼采說過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讓一個人滅亡,就先讓他瘋狂。

    同樣,要讓一個王朝滅亡,一個時代滅亡,也是先得從瘋狂開始。

    安史之亂以後,李唐王朝便日漸衰弱,但似乎覺得死得還不夠快,宦官之亂,方鎮之亂,還不夠,從821年起,到859年止,以李德裕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為一方的朋黨之争,像兩台開足馬力的官場絞肉機,互相格鬥将近四十年,創中國曆史上宗派鬥争時間最長紀錄,也是中國文人史上,一群由二、三、四類文人組成的隊伍,在政治舞台上,所做的最惡心、最醜陋的一次表演。

     從牛、李黨争的這些主角身上,我由此也明白,為什麼那些江郎才盡,或壓根兒就不曾有過才的江郎,拼命削尖腦袋,為一頂烏紗帽而跑斷腿,說破嘴,磕斷頭,求爺告奶了。

    替他們想一想,諸公不幹這個,還能做其他什麼營生呢? 重重壓力之下,杜牧離開長安,由黃州,而池州,而睦州,跌跌撞撞,一路外放,幾近家破人亡,無以存身;同樣,左右排斥,怎麼也不是的李商隐,由華州,而桂州,而徐州,而梓州,蠅營狗苟,碌碌謀生,越活越差,每況愈下。

    根本原因就在于杜牧也好,李商隐也好,在這場朋黨鬥争的棋局上,連兵、連卒這樣棋子資格也不配。

    但宗派主義發展到瘋狂階段,紅了眼連親爹親娘也不認的階段,人人排隊,個個畫線,像過篩子一樣,這兩個詩人也不能幸免,卷入這台絞肉機内,落入了不知伊于胡底的被整肅的命運之中。

     也許上帝制造天才,同時會嫉妒天才,因此,從不百分之百地成全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