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與李商隐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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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之所以為唐詩，就建立在這種不斷更新的宏大氣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詩由初唐的“王楊盧駱”，到盛唐的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韓愈、李賀，進入公元9世紀中葉，當時的文學界，肯定也會有魯迅寫作時，這種受到被前人寫盡，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猶如到果園去采摘，你興沖沖地來了，可發現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場價值的果實，席卷而去，隻剩下殘枝敗葉，一片狼藉。
這種無所适從、無從下手、無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個時期的杜牧、李商隐、許渾、張祜等晚唐詩人，所面臨的現狀。
唐詩有兩個“李杜”，一為公元6世紀的李白與杜甫；一為公元9世紀的李商隐和杜牧。
對後“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經達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勢，實在是難以逾越的巅峰。
要想與他們比肩，必須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須要寫出與他們的不同來，這才能擁有絕對屬于自己的世界。
你要當跟屁蟲，永遠也不會有出息。
杜牧不會這麼講，但一定會這麼想。
我是根據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十月中，杜牧為《李賀集》做的序，做出這樣的判斷。
他在文章結尾如此寫道，口氣之大，令人咋舌： 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騷》可也！” 他對李賀的褒揚，也是對自己的期許。
雖然，他在《獻詩啟》裡說明他的創作原則： 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
他的為人一生，也許很失敗，但為文一生，卻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負，決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
清人趙翼指出： 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
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時弊。
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詩序》說到杜牧，也認為他： 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緻，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
又有甚者，甯為幽僻奇谲，雜出于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緻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才有發自内心的“人間唯有杜司勳”的極高評價。
要知道，文人稱贊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虛頭巴腦，不是順水人情，不是當面點頭，背後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場讨好，而是由衷贊美，真心褒揚，是極少有的，因而也是極難得的。
這就印證南北朝時梁人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說過的金玉良言：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這兩句話，八個字，絕對是想在文學領域中，要幹出些名堂來的人的座右銘。
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
你要想頭角峥嵘，領時代之風騷，你要想獨樹一幟，引文學之新潮，那就必須有這種本領，在努力傳承的同時，能夠不斷創新，在博采衆長的同時，表現自我。
幸好後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郎當年紀，果然創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華彩。
文學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有其相通相應的内在聯系。
如果說前者，其恢宏開闊的氣勢，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麼後者，其精緻、典雅、秀麗、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的寫真。
文學史告訴我們，一個時期，大師聯袂而至，滿天星鬥燦爛；一個時期，文人缺席失語，文學暗淡無光。
這都是屬于造物主的安排，并無必然的規律可循。
然而老天對唐詩頗為關照，真讓人嫉妒。
盡管，憲宗元和十一年（816年），李賀卒；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卒；穆宗長慶四年（824年），韓愈卒；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元稹卒；武宗會昌二年（842年），劉禹錫卒，會昌三年（843年），賈島卒，像秋風掃落葉一樣，詩壇凋零，四顧蒼茫，文事寂寥，一派凄涼。
這時，誰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現，以枇杷晚翠的絢麗，以魯殿靈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詩的聖火傳遞下去。
在常見的中國文學史上，都認為杜牧的詩，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風流倜傥、餘韻邈遠的風格著稱；李商隐的詩，以深情綿邈、沉博婉曲、華彩豐贍、邃密缜思的特色聞世。
這兩位詩人的珠聯璧合，成為一時雅望所至。
加之同時代如許渾、和凝、張祜、李紳、姚合之流的團隊作用，遂變革着詩壇風氣，創造出時代潮流，終于一改中唐以來聲绮情靡、勢弱力頹的詩風。
杜牧和李商隐，應該早在
于是，我在想，唐詩由初唐的“王楊盧駱”，到盛唐的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韓愈、李賀，進入公元9世紀中葉，當時的文學界，肯定也會有魯迅寫作時，這種受到被前人寫盡，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
猶如到果園去采摘，你興沖沖地來了，可發現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場價值的果實，席卷而去，隻剩下殘枝敗葉，一片狼藉。
這種無所适從、無從下手、無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個時期的杜牧、李商隐、許渾、張祜等晚唐詩人，所面臨的現狀。
唐詩有兩個“李杜”，一為公元6世紀的李白與杜甫；一為公元9世紀的李商隐和杜牧。
對後“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經達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勢，實在是難以逾越的巅峰。
要想與他們比肩，必須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須要寫出與他們的不同來，這才能擁有絕對屬于自己的世界。
你要當跟屁蟲，永遠也不會有出息。
杜牧不會這麼講，但一定會這麼想。
我是根據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十月中，杜牧為《李賀集》做的序，做出這樣的判斷。
他在文章結尾如此寫道，口氣之大，令人咋舌： 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騷》可也！” 他對李賀的褒揚，也是對自己的期許。
雖然，他在《獻詩啟》裡說明他的創作原則： 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
他的為人一生，也許很失敗，但為文一生，卻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負，決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
清人趙翼指出： 自中唐以後，律詩盛行，競講聲病，故多音節和諧，風調圓美。
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創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矯時弊。
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詩序》說到杜牧，也認為他： 精思獨悟，不屑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緻，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
又有甚者，甯為幽僻奇谲，雜出于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緻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才有發自内心的“人間唯有杜司勳”的極高評價。
要知道，文人稱贊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虛頭巴腦，不是順水人情，不是當面點頭，背後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場讨好，而是由衷贊美，真心褒揚，是極少有的，因而也是極難得的。
這就印證南北朝時梁人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說過的金玉良言：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這兩句話，八個字，絕對是想在文學領域中，要幹出些名堂來的人的座右銘。
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
你要想頭角峥嵘，領時代之風騷，你要想獨樹一幟，引文學之新潮，那就必須有這種本領，在努力傳承的同時，能夠不斷創新，在博采衆長的同時，表現自我。
幸好後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郎當年紀，果然創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華彩。
文學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有其相通相應的内在聯系。
如果說前者，其恢宏開闊的氣勢，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麼後者，其精緻、典雅、秀麗、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的寫真。
文學史告訴我們，一個時期，大師聯袂而至，滿天星鬥燦爛；一個時期，文人缺席失語，文學暗淡無光。
這都是屬于造物主的安排，并無必然的規律可循。
然而老天對唐詩頗為關照，真讓人嫉妒。
盡管，憲宗元和十一年（816年），李賀卒；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卒；穆宗長慶四年（824年），韓愈卒；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元稹卒；武宗會昌二年（842年），劉禹錫卒，會昌三年（843年），賈島卒，像秋風掃落葉一樣，詩壇凋零，四顧蒼茫，文事寂寥，一派凄涼。
這時，誰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現，以枇杷晚翠的絢麗，以魯殿靈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詩的聖火傳遞下去。
在常見的中國文學史上，都認為杜牧的詩，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風流倜傥、餘韻邈遠的風格著稱；李商隐的詩，以深情綿邈、沉博婉曲、華彩豐贍、邃密缜思的特色聞世。
這兩位詩人的珠聯璧合，成為一時雅望所至。
加之同時代如許渾、和凝、張祜、李紳、姚合之流的團隊作用，遂變革着詩壇風氣，創造出時代潮流，終于一改中唐以來聲绮情靡、勢弱力頹的詩風。
杜牧和李商隐，應該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