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與李商隐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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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司勳，即杜牧，晚唐詩人之翹楚。
李商隐有一首七絕《杜司勳》，這樣寫他： 高樓風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複傷别， 人間唯有杜司勳。
唐代詩歌，經過了初唐的勃興、盛唐的輝煌、中唐的赓續，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勢。
若無杜牧、李商隐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難畫上圓滿句号的。
不過，晚唐的這兩位詩人都很短命，可憐得很。
杜牧，803年生，852年死，活了四十九歲；李商隐更慘一點，812年生，858年死，活了四十六歲，都處于郁悶困頓中，愁病而逝。
中國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時，這可算一對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裡，他們卻能給詩歌、給文學，留下來長久不衰的精彩，實在是了不起的。
在中國，凡讀過點古文，念過點舊詩的知識分子，幾乎不假思索，就能脫口而出這兩人的詩句。
為什麼他們的作品能夠擁有千秋萬代、持續相繼的讀者，道理很簡單，因為從他們心底流出來的詩，永遠洋溢着鮮活的新意。
唯其新，詩人也就伴随着讀者長存下來。
作詩也許不難，創新為文學的生命，卻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
魯迅曾經感歎，他的舊體詩之所以未能多作，就在于前人已經把詩寫盡了。
一個“盡”字，道出創新者難以為繼的苦衷。
創新，遂成了文人的緻命傷，困惑着一代又一代想寫出點好東西、想寫出點新東西的作家和詩人。
自唐以降，一千多年，詩人何啻千萬，所寫的詩、詞、歌、賦，數以億計，還有什麼沒想到的？還有什麼沒寫到的？還有什麼未開墾的處女地，留給文學的後來者耕耘呢？魯迅盡量不寫，這就是智者的抉擇了，與其露醜，不若藏拙。
而不幸的是，總有一些自命風雅的，弄上兩首順口溜、打油詩、快闆書，混充五言七律、絕句漢俳，這純粹是有了把子年紀以後，還要穿開裆褲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丢人的了。
這就是中國人多，中國文人跟着也多的後遺症了。
林子大，便什麼鳥都會有了。
一般來說，樹林雖大，鳥頗多，大緻也就以下這四類。
自古以來，凡耍筆杆子的，都逃不脫這樣的區分： 一、把文學當成生命的； 二、把文學看成飯碗的； 三、拿文學當玩意兒的； 四、拿文學找碴兒以折磨文人的。
第一類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創新者，更苦；第二類人，大半活得很爽，隻要拿起敲門磚，幾乎都有成為阿裡巴巴的可能，自然，臉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長度；第三類人，不管别人如何，總是能夠自得其樂；而第四類人，别人開心他不開心，别人不開心他倒開心了，一副“天喪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遠些為佳。
這就是既相生相克，又相輔相成的文學生物鍊。
但最奇怪，無論以上第二類文人搞的功利文學，第三類文人搞的撓癢文學，第四類文人搞的整人文學，統統都要标榜自己為百分百的正宗文學。
唯恐人家不認賬、不買賬，便借助于權力，借助于金錢，偏要擠進文學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儀。
這大概就是魯迅所諷刺過的，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徑了。
當然，各式各樣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學，本是文壇的客觀存在，大可不必諱言。
拍馬文學未必低，清高文學未必高，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得了魚，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魚。
但文人是種很有欲望的動物，魚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
于是，就不停地寫，拼命地寫。
但别忘了，聲名的誘惑，功利的追求，從政的驅使，經營的用力，一個勁兒地投身于這種非文學的活動之中，就難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幹涸、情思衰竭、感覺遲鈍的可能。
提起筆來，也就隻有蹈襲陳規、依樣葫蘆、駕輕就熟、因循守舊這條路可走。
我想，一個真正把文學當成生命的人，應該不會滿足于這樣的文學生産方法。
從古至今的文人，稍有點出息的，不願落入窠臼，不願重蹈覆轍，不願嚼别人嚼過的馍，不願尾随他人走同一條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對唐代詩人這種創新的執着，“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語）的一根筋的精神贊歎不已。
他們總是希望創造出“今古未嘗經道”，“遠去筆墨畦徑間”（杜牧語）的新格局；總是努力開拓出“唯陳言之務去”（韓愈語），“作不經人道語”之“一家言”（李賀語）的新境界。
李商隐有一首七絕《杜司勳》，這樣寫他： 高樓風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傷春複傷别， 人間唯有杜司勳。
唐代詩歌，經過了初唐的勃興、盛唐的輝煌、中唐的赓續，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勢。
若無杜牧、李商隐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難畫上圓滿句号的。
不過，晚唐的這兩位詩人都很短命，可憐得很。
杜牧，803年生，852年死，活了四十九歲；李商隐更慘一點，812年生，858年死，活了四十六歲，都處于郁悶困頓中，愁病而逝。
中國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時，這可算一對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裡，他們卻能給詩歌、給文學，留下來長久不衰的精彩，實在是了不起的。
在中國，凡讀過點古文，念過點舊詩的知識分子，幾乎不假思索，就能脫口而出這兩人的詩句。
為什麼他們的作品能夠擁有千秋萬代、持續相繼的讀者，道理很簡單，因為從他們心底流出來的詩，永遠洋溢着鮮活的新意。
唯其新，詩人也就伴随着讀者長存下來。
作詩也許不難，創新為文學的生命，卻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
魯迅曾經感歎，他的舊體詩之所以未能多作，就在于前人已經把詩寫盡了。
一個“盡”字，道出創新者難以為繼的苦衷。
創新，遂成了文人的緻命傷，困惑着一代又一代想寫出點好東西、想寫出點新東西的作家和詩人。
自唐以降，一千多年，詩人何啻千萬，所寫的詩、詞、歌、賦，數以億計，還有什麼沒想到的？還有什麼沒寫到的？還有什麼未開墾的處女地，留給文學的後來者耕耘呢？魯迅盡量不寫，這就是智者的抉擇了，與其露醜，不若藏拙。
而不幸的是，總有一些自命風雅的，弄上兩首順口溜、打油詩、快闆書，混充五言七律、絕句漢俳，這純粹是有了把子年紀以後，還要穿開裆褲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丢人的了。
這就是中國人多，中國文人跟着也多的後遺症了。
林子大，便什麼鳥都會有了。
一般來說，樹林雖大，鳥頗多，大緻也就以下這四類。
自古以來，凡耍筆杆子的，都逃不脫這樣的區分： 一、把文學當成生命的； 二、把文學看成飯碗的； 三、拿文學當玩意兒的； 四、拿文學找碴兒以折磨文人的。
第一類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創新者，更苦；第二類人，大半活得很爽，隻要拿起敲門磚，幾乎都有成為阿裡巴巴的可能，自然，臉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長度；第三類人，不管别人如何，總是能夠自得其樂；而第四類人，别人開心他不開心，别人不開心他倒開心了，一副“天喪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遠些為佳。
這就是既相生相克，又相輔相成的文學生物鍊。
但最奇怪，無論以上第二類文人搞的功利文學，第三類文人搞的撓癢文學，第四類文人搞的整人文學，統統都要标榜自己為百分百的正宗文學。
唯恐人家不認賬、不買賬，便借助于權力，借助于金錢，偏要擠進文學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儀。
這大概就是魯迅所諷刺過的，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徑了。
當然，各式各樣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學，本是文壇的客觀存在，大可不必諱言。
拍馬文學未必低，清高文學未必高，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得了魚，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魚。
但文人是種很有欲望的動物，魚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
于是，就不停地寫，拼命地寫。
但别忘了，聲名的誘惑，功利的追求，從政的驅使，經營的用力，一個勁兒地投身于這種非文學的活動之中，就難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幹涸、情思衰竭、感覺遲鈍的可能。
提起筆來，也就隻有蹈襲陳規、依樣葫蘆、駕輕就熟、因循守舊這條路可走。
我想，一個真正把文學當成生命的人，應該不會滿足于這樣的文學生産方法。
從古至今的文人，稍有點出息的，不願落入窠臼，不願重蹈覆轍，不願嚼别人嚼過的馍，不願尾随他人走同一條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對唐代詩人這種創新的執着，“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語）的一根筋的精神贊歎不已。
他們總是希望創造出“今古未嘗經道”，“遠去筆墨畦徑間”（杜牧語）的新格局；總是努力開拓出“唯陳言之務去”（韓愈語），“作不經人道語”之“一家言”（李賀語）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