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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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被人譴責。
這就是大詩人元稹在自叙體傳奇文學《莺莺傳》中，所描畫出來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這位詩人，一定要将自己這場愛情悲劇，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詳盡地講述出來，用意何在？ 在這篇傳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責之意、負疚之感，既沒有《複活》裡面那位聶黑流道夫伯爵的忏悔，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裡那位渥倫斯基先生的懊喪。
就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詞地辯解：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
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
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這當然是混賬邏輯了，他怎麼能把美麗樸素、溫柔婉約、感真情摯、聰慧可人的莺莺，附會到那樣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騙了，你還說人家是妖精、是禍水，簡直豈有此理了。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也認為元稹的這番表白，純系一派胡言： 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曆之境，雖文章尚非上乘，而時有情緻固亦可觀，唯篇末文過飾非，遂堕惡趣。
而且尤令人費解的，當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輕松而又得意，對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紳，如李建，如前輩楊巨源，講述這場情感上的經曆時，在座諸公，固然“聞之者莫不聳異之”，“于坐者皆為深歎”，沒有人對詩人這樣子的絕情辜負，這樣子的勢利轉向，有過一點譴責的表示。
甚至，“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
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過： 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
此二事，一曰婚。
二曰宦。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之不齒。
也許，唐代的社會風氣，使之然耳；也許，人的生物屬性，永遠受制于人的社會屬性，使之然耳。
但我想不透的是，這位詩人既然舍寒門秀女而就市長千金，為勢之所趨，為利之所擇，天上掉餡兒餅，落在你的嘴裡，你就偷着樂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張旗鼓，寫成文章，衆所周知吧？ 文人無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離得太遠，不得親知親聞。
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七論文人無行，所鞭撻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當隔膜。
但以今度古，從當代文人的德行，大緻也能猜測古代文人的一二。
可奇怪的是，也許今人對待他們個人生活中的莺莺，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無恥。
然而，要讓他們像元稹那樣行之于文，筆之以墨，把自己供認出來的傻瓜，是絕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兒、冒傻氣，倘不是太淺薄、太無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讀北宋趙令畤的《侯鲭錄》，其中《辨傳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調蝶戀花詞》，談及這段故事，在他看來，元稹之所以要寫這篇傳奇，是有他想說、必說，可又不便全說、不能直說的言外之意。
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蓋昔人事有悖于義者，多托之于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雲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
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叙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
況崔之始相得而終相失，豈得已哉。
如崔已他适，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
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豈獨在彼者耶。
從這裡，也就從“自避”“心不自抑”“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這三處提示，略可猜知詩人的心迹。
也許，這就是人的複雜性了。
對他來說，并不悔他的“始亂終棄”，并不悔他的背叛絕情，并不悔他對初戀情人的緻命傷害。
而讓他魂牽夢萦的無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錯失了人間的至美，詩人一生，情之所系，愛之所在，經過時間的延伸，經過空間的移位，最珍貴的，最留戀的，最難忘的，最能激蕩心扉，最能引發波瀾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紅淺碧舊衣裳”“滿頭花草倚新簾”“為見牆頭拂面花”“二十年前曉寺情”的莺莺。
他寫過一首《古決絕詞》： 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别。
天公信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他不是不想終結這段記憶，然而無論時間和空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份情，這份愛，仍是他欲罷不能，欲說還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結，一份希望解脫，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負擔。
也許，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腦海裡已是一片空白之際，這個被他抛棄的女人影子，還影影綽綽在。
因為真正的愛，是不死也不滅的。
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詩中所贊美、所感歎的：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于是，我想，寫出這首詩的元稹，在他心靈深處，至少還有一小塊尚未淪喪的淨土。
沖這一點，比之那些蠅營狗苟、争名奪利、讓人洩氣、漸行漸遠的人，還真是想對一千多年前的這位大師緻敬。
無論如何，在他心裡，還保留着一點最後的可貴良知。
這就是大詩人元稹在自叙體傳奇文學《莺莺傳》中，所描畫出來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這位詩人，一定要将自己這場愛情悲劇，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詳盡地講述出來，用意何在？ 在這篇傳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責之意、負疚之感，既沒有《複活》裡面那位聶黑流道夫伯爵的忏悔，也沒有《安娜·卡列尼娜》裡那位渥倫斯基先生的懊喪。
就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詞地辯解：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
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
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這當然是混賬邏輯了，他怎麼能把美麗樸素、溫柔婉約、感真情摯、聰慧可人的莺莺，附會到那樣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騙了，你還說人家是妖精、是禍水，簡直豈有此理了。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裡，也認為元稹的這番表白，純系一派胡言： 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曆之境，雖文章尚非上乘，而時有情緻固亦可觀，唯篇末文過飾非，遂堕惡趣。
而且尤令人費解的，當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輕松而又得意，對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紳，如李建，如前輩楊巨源，講述這場情感上的經曆時，在座諸公，固然“聞之者莫不聳異之”，“于坐者皆為深歎”，沒有人對詩人這樣子的絕情辜負，這樣子的勢利轉向，有過一點譴責的表示。
甚至，“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
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過： 蓋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
此二事，一曰婚。
二曰宦。
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之不齒。
也許，唐代的社會風氣，使之然耳；也許，人的生物屬性，永遠受制于人的社會屬性，使之然耳。
但我想不透的是，這位詩人既然舍寒門秀女而就市長千金，為勢之所趨，為利之所擇，天上掉餡兒餅，落在你的嘴裡，你就偷着樂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張旗鼓，寫成文章，衆所周知吧？ 文人無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離得太遠，不得親知親聞。
魯迅在20世紀30年代，七論文人無行，所鞭撻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當隔膜。
但以今度古，從當代文人的德行，大緻也能猜測古代文人的一二。
可奇怪的是，也許今人對待他們個人生活中的莺莺，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無恥。
然而，要讓他們像元稹那樣行之于文，筆之以墨，把自己供認出來的傻瓜，是絕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兒、冒傻氣，倘不是太淺薄、太無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讀北宋趙令畤的《侯鲭錄》，其中《辨傳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調蝶戀花詞》，談及這段故事，在他看來，元稹之所以要寫這篇傳奇，是有他想說、必說，可又不便全說、不能直說的言外之意。
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蓋昔人事有悖于義者，多托之于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雲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
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叙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
況崔之始相得而終相失，豈得已哉。
如崔已他适，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
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豈獨在彼者耶。
從這裡，也就從“自避”“心不自抑”“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這三處提示，略可猜知詩人的心迹。
也許，這就是人的複雜性了。
對他來說，并不悔他的“始亂終棄”，并不悔他的背叛絕情，并不悔他對初戀情人的緻命傷害。
而讓他魂牽夢萦的無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錯失了人間的至美，詩人一生，情之所系，愛之所在，經過時間的延伸，經過空間的移位，最珍貴的，最留戀的，最難忘的，最能激蕩心扉，最能引發波瀾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紅淺碧舊衣裳”“滿頭花草倚新簾”“為見牆頭拂面花”“二十年前曉寺情”的莺莺。
他寫過一首《古決絕詞》： 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别。
天公信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他不是不想終結這段記憶，然而無論時間和空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份情，這份愛，仍是他欲罷不能，欲說還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結，一份希望解脫，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負擔。
也許，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腦海裡已是一片空白之際，這個被他抛棄的女人影子，還影影綽綽在。
因為真正的愛，是不死也不滅的。
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詩中所贊美、所感歎的：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于是，我想，寫出這首詩的元稹，在他心靈深處，至少還有一小塊尚未淪喪的淨土。
沖這一點，比之那些蠅營狗苟、争名奪利、讓人洩氣、漸行漸遠的人，還真是想對一千多年前的這位大師緻敬。
無論如何，在他心裡，還保留着一點最後的可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