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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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胎裡帶，文人都有做官的沖動。
削尖腦袋，熱戀烏紗，做到了官，很高興，做不到官，很沮喪。
當然也不能完全怪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為從他們入塾啟蒙那天，朝至聖先師磕頭開始，孔夫子就教導“學而優則仕”這五字真言，已經種下了病根兒。
然而，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是一個“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極其兇險所在，一個詩人，一個作家，要混個一官半職，談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來，退隐到他洛陽履道裡的大宅子裡，修身養性，頤養天年，不問政治，隻管快樂。
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歲的高齡。
而元稹，始終懷抱東山再起之心，始終冀圖重獲聖眷之想，心急如焚，輾轉反側，最後，終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樣的不歸之路，因求長生，求雄壯，服藥不慎，飲丹中毒，于大和五年（831年）七月間，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歲。
一個詩人，一個作家，隻要陷在非其所宜的渾水裡，想要保持清純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這種鬼話，說給誰去聽，也不會相信的。
其實，要想了解文人，還是從他的作品下手為宜。
雖然“文如其人”這句話，并不百試百驗，但無論如何，“文為心聲”，總會有蛛絲馬迹，可以稍知秘辛，總會在字裡行間，微露堂奧底裡。
而元稹這篇《莺莺傳》，應該是進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門徑。
再沒有比這篇美文，更能表現元稹做人與作文的強烈反差了。
這篇叙述張生和崔莺莺的戀愛故事，為唐人傳奇中的名篇。
經唐末、五代的戰亂，一度湮沒無聞，不見著錄。
直到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官修《太平廣記》時，才從民間搜尋出來，編入這套類書之中，得以重見天日。
後來，經北宋蘇轼、秦觀、毛滂、趙令畤等文人的推介傳播，大為人知；後來，又經金章宗時董解元改編為《西廂記諸宮調》的搊彈詞；再來，更經元成宗時的王實甫，在董《西廂》的基礎上，敷陳為雜劇搬演出來，《西廂記》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
由《莺莺傳》而《西廂記》，最大的改變，是在結局的處理上。
中國戲劇，特别要考慮到的是觀衆的欣賞習慣，你要讓他買你的票，坐下來看你的戲，有一條，最為重要，那結局必須大團圓。
也許因為五千年來的多災多難，中國人常常不得團圓的緣故，便非常在意這個團圓。
現實世界裡有太多的不團圓，至少你在戲裡，給我一個精神上的大團圓。
戲曲大師王實甫深谙此理，便在戲的第五折結尾處，打出“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旗号，然後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傳》中，元稹毫不顧及中國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歡喜，偏要此恨綿綿，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創造，确确實實是他個人的自身經曆，是發生在唐德宗貞元十六年（799年）以他為主角的一次愛情悲劇。
依今天的觀點，這本應是最情投意合的愛情，最美滿匹配的婚姻，卻活生生被這位詩人，以無情而又殘酷的手段毀滅了。
他的市儈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實用主義，他的勢利取向，導緻了這場得到了她，又抛棄了她的悲劇。
這種始亂之、終棄之的故事，這種女人癡情、男人負心的故事，這種喜新厭舊、見異思遷的故事，這種天譴人責、另覓新歡的故事，長期以來，是章回小說和戲曲文本的母題，也是一個永遠有話好說、有戲好唱、有淚水可賺、有票房價值的創作源泉。
于是，《莺莺傳》從此成為這種類型故事的标準範本。
其大緻梗概，無非：一、邂逅驚豔，一見鐘情；二、詩柬傳話，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會西廂；四、海誓山盟，私訂終身；五、長亭話别，靜候佳音。
後來通行本《西廂記》改進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個大團圓的尾巴。
而在《莺莺傳》中，那個負心的張生，卻是卷鋪蓋一走了之。
對那個為情人奉獻了全部的愛，然後又被情人抛棄的美麗少女來說，西風落葉，長安道遠，“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隻有徹底的絕望和無可奈何的殘生。
在他筆下的她，面臨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預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複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線希望，“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
則殁身之誓，其有終矣！”這是個既有聰慧認識，又有多情天真的少女。
我們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這個最後被抛棄的“顔色豔異，光輝動人”“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的弱者身上。
愛上一個女人，到了論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個更值得娶進門的、娶了以後會獲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馬上改弦更張，背棄承諾，不作任何交代，不作任何善後，就跟她分手。
這就是他在這篇《莺莺傳》中，應該寫，卻沒有寫，或不敢寫出來的卑污。
事實上，是他來到都城準備會試期間，攀上京兆尹韋夏卿的高門，還不過覺察到有可能成為這位長安市市長，後來又為洛陽市市長家的乘龍快婿時，馬上，他那“見事生風”的性格，果斷地、毫不猶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待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諸腦後，一刀兩斷。
這種背情，這種負義，這種不能原諒的行徑，他大概覺得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所以，有意給忽略掉
削尖腦袋，熱戀烏紗，做到了官，很高興，做不到官，很沮喪。
當然也不能完全怪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為從他們入塾啟蒙那天，朝至聖先師磕頭開始，孔夫子就教導“學而優則仕”這五字真言，已經種下了病根兒。
然而，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是一個“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極其兇險所在，一個詩人，一個作家，要混個一官半職，談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來，退隐到他洛陽履道裡的大宅子裡，修身養性，頤養天年，不問政治，隻管快樂。
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歲的高齡。
而元稹，始終懷抱東山再起之心，始終冀圖重獲聖眷之想，心急如焚，輾轉反側，最後，終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樣的不歸之路，因求長生，求雄壯，服藥不慎，飲丹中毒，于大和五年（831年）七月間，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歲。
一個詩人，一個作家，隻要陷在非其所宜的渾水裡，想要保持清純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這種鬼話，說給誰去聽，也不會相信的。
其實，要想了解文人，還是從他的作品下手為宜。
雖然“文如其人”這句話，并不百試百驗，但無論如何，“文為心聲”，總會有蛛絲馬迹，可以稍知秘辛，總會在字裡行間，微露堂奧底裡。
而元稹這篇《莺莺傳》，應該是進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門徑。
再沒有比這篇美文，更能表現元稹做人與作文的強烈反差了。
這篇叙述張生和崔莺莺的戀愛故事，為唐人傳奇中的名篇。
經唐末、五代的戰亂，一度湮沒無聞，不見著錄。
直到宋初太平興國二年，官修《太平廣記》時，才從民間搜尋出來，編入這套類書之中，得以重見天日。
後來，經北宋蘇轼、秦觀、毛滂、趙令畤等文人的推介傳播，大為人知；後來，又經金章宗時董解元改編為《西廂記諸宮調》的搊彈詞；再來，更經元成宗時的王實甫，在董《西廂》的基礎上，敷陳為雜劇搬演出來，《西廂記》遂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
由《莺莺傳》而《西廂記》，最大的改變，是在結局的處理上。
中國戲劇，特别要考慮到的是觀衆的欣賞習慣，你要讓他買你的票，坐下來看你的戲，有一條，最為重要，那結局必須大團圓。
也許因為五千年來的多災多難，中國人常常不得團圓的緣故，便非常在意這個團圓。
現實世界裡有太多的不團圓，至少你在戲裡，給我一個精神上的大團圓。
戲曲大師王實甫深谙此理，便在戲的第五折結尾處，打出“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旗号，然後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傳》中，元稹毫不顧及中國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歡喜，偏要此恨綿綿，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創造，确确實實是他個人的自身經曆，是發生在唐德宗貞元十六年（799年）以他為主角的一次愛情悲劇。
依今天的觀點，這本應是最情投意合的愛情，最美滿匹配的婚姻，卻活生生被這位詩人，以無情而又殘酷的手段毀滅了。
他的市儈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實用主義，他的勢利取向，導緻了這場得到了她，又抛棄了她的悲劇。
這種始亂之、終棄之的故事，這種女人癡情、男人負心的故事，這種喜新厭舊、見異思遷的故事，這種天譴人責、另覓新歡的故事，長期以來，是章回小說和戲曲文本的母題，也是一個永遠有話好說、有戲好唱、有淚水可賺、有票房價值的創作源泉。
于是，《莺莺傳》從此成為這種類型故事的标準範本。
其大緻梗概，無非：一、邂逅驚豔，一見鐘情；二、詩柬傳話，小婢通融；三、花前月下，幽會西廂；四、海誓山盟，私訂終身；五、長亭話别，靜候佳音。
後來通行本《西廂記》改進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個大團圓的尾巴。
而在《莺莺傳》中，那個負心的張生，卻是卷鋪蓋一走了之。
對那個為情人奉獻了全部的愛，然後又被情人抛棄的美麗少女來說，西風落葉，長安道遠，“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隻有徹底的絕望和無可奈何的殘生。
在他筆下的她，面臨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預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複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線希望，“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
則殁身之誓，其有終矣！”這是個既有聰慧認識，又有多情天真的少女。
我們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這個最後被抛棄的“顔色豔異，光輝動人”“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的弱者身上。
愛上一個女人，到了論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個更值得娶進門的、娶了以後會獲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馬上改弦更張，背棄承諾，不作任何交代，不作任何善後，就跟她分手。
這就是他在這篇《莺莺傳》中，應該寫，卻沒有寫，或不敢寫出來的卑污。
事實上，是他來到都城準備會試期間，攀上京兆尹韋夏卿的高門，還不過覺察到有可能成為這位長安市市長，後來又為洛陽市市長家的乘龍快婿時，馬上，他那“見事生風”的性格，果斷地、毫不猶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待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諸腦後，一刀兩斷。
這種背情，這種負義，這種不能原諒的行徑，他大概覺得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所以，有意給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