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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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能給皇帝拍馬屁，那更使詩人感到無上榮光，為使龍顔大悅。
那些日子裡，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個時辰，不寐不歇，歌功頌德，萬壽無疆，大唱贊歌的。
中國文人之沒出息，就是見了皇帝，忍不住要磕頭的那一份賤。
何況，他有磕頭的本錢，你想磕還未必能磕得上呢！ 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
《舊唐書》 元稹是一個“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的詩壇領袖，是一個“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風流人物。
據說，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還統治着紫禁城的時候，曾經召見胡适進宮，與博士面談半小時。
看來，皇帝作為讀者而不是屠夫時，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這位才子，以馬屁為敲門之磚，以奸佞為晉升之階，現身在帝王的視線半徑之中，一步登天；聲聞于帝王的聽覺範圍之内，直達丹墀。
中國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風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還真是屈指可數。
據說，有一次早朝過後，他隻是對穆宗抱怨一句：“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邏出沒，尾随跟蹤，不知是何用意？”當天，京兆尹主管公安的首長二話不說，就把刑偵隊長免職，連機構也奉旨撤銷。
一幹人馬，失業下崗，到底也沒搞清楚，因何精兵簡政？真是頭掉了不知是誰砍的。
詩人的聲勢威風，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文人中間，這種出類拔萃的能量；二、你若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話，或者，不那麼卑鄙的話，也難達到這種京師為之側目的地位。
元稹的成功之路，我以為原因有三：一、從人種學角度考量，與他家族的鮮卑後裔血管裡流動着的野性基因有關，野，什麼都敢伸手；二、從地域學角度考量，與他長期生活在陝西鳳翔，在那僻壤荒域裡求生謀存的艱難有關，餓，什麼都敢張嘴；三、從進化學角度考量，與他出身于卑微的一個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頭地，拼命想改變局面有關，爬、攀、附、靠，也就不擇手段，不問是非。
所以，長慶二年（822年），他到底當上了宰相，這是元稹風頭最健的一年。
這也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鑽營投機、攀附巴結、效忠納誠、緊跟高舉的結果。
盡管他奔走的是旁門左道，投靠的是太監佞臣，頗“為士類訾薄”，以緻“朝野雜然輕笑”。
但昏庸的穆宗李恒在诏書中，卻對他褒揚備至，說他“勁氣嘗勵于風霜，敏識頗知于今古”，可見其被寵幸、被倚重、被高看、被優渥的程度。
連他老婆也跟着水漲船高，成為宮廷貴婦沙龍的領袖。
“予在中書日，妻以郡君朝太後于興慶宮，猥為班首。
”小人得志，喜不自勝，那時的他，肯定飛揚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對派聯手起來，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
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決策中樞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愊之故，但也足以證明詩人吹到巧舌如簧、拍到爐火純青、哄到不露馬腳、騙到天衣無縫的功力。
文人能爬到這麼高的位置，在曆史上屈指可數，确是非同小可。
然而，幸運之神，來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從二月到五月，連一百天也沒熬到，就被人排擠出局。
到同州當刺史後，元稹聲淚俱下地給穆宗上書： 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
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顔，乃至今日竄逐。
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
每至五更朝谒之時，實制淚不已。
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顔，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
元稹還夢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齋宮”，再沐天恩。
可哪知道穆宗隻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長生不老藥駕崩了。
詩人在《題長慶四年曆日尾》詩中寫道： 殘曆半張餘十四，灰心雪鬓兩凄然。
定知新歲禦樓後，從此不名長慶年。
那無望失落之情，溢于紙面。
看來，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說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兒，再富心機，再小心謹慎，再心明眼亮，永遠不是那些職業政客的對手。
政治家玩文學家，如貓搏鼠，讓你死，你就死；而文學家玩政治家，則如羊驅虎，你讓人家死，死不成，反過來，你倒可能搭上一條命。
要知道，為文，做官，兩者通常不能得兼。
做得一個好官者，未必寫得一手好文，同樣，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為得一個好官。
所以，沒才氣的文人，才熱衷做官，沒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風雅。
打草摟兔子，一舉兩得。
而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從屈原起，到司馬遷，到謝靈運，到李白，在官場無不混得很失敗，歸根結底，他們壓根兒不是當官的料。
也許，他們一開始就不應該攪到政治的渾水中來。
老百姓有一句民諺：“沒有金剛鑽，别攬瓷器活兒。
”沒有為官禀賦，千萬别求仕進。
總結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敗更快，問題全出在他“見事風生”的性格上。
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為，太随風使舵，太容易轉向。
這種性格悲劇，決定了他一生的結局。
然而很不幸，似乎
那些日子裡，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個時辰，不寐不歇，歌功頌德，萬壽無疆，大唱贊歌的。
中國文人之沒出息，就是見了皇帝，忍不住要磕頭的那一份賤。
何況，他有磕頭的本錢，你想磕還未必能磕得上呢！ 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
《舊唐書》 元稹是一個“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的詩壇領袖，是一個“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風流人物。
據說，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還統治着紫禁城的時候，曾經召見胡适進宮，與博士面談半小時。
看來，皇帝作為讀者而不是屠夫時，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這位才子，以馬屁為敲門之磚，以奸佞為晉升之階，現身在帝王的視線半徑之中，一步登天；聲聞于帝王的聽覺範圍之内，直達丹墀。
中國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風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還真是屈指可數。
據說，有一次早朝過後，他隻是對穆宗抱怨一句：“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邏出沒，尾随跟蹤，不知是何用意？”當天，京兆尹主管公安的首長二話不說，就把刑偵隊長免職，連機構也奉旨撤銷。
一幹人馬，失業下崗，到底也沒搞清楚，因何精兵簡政？真是頭掉了不知是誰砍的。
詩人的聲勢威風，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文人中間，這種出類拔萃的能量；二、你若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話，或者，不那麼卑鄙的話，也難達到這種京師為之側目的地位。
元稹的成功之路，我以為原因有三：一、從人種學角度考量，與他家族的鮮卑後裔血管裡流動着的野性基因有關，野，什麼都敢伸手；二、從地域學角度考量，與他長期生活在陝西鳳翔，在那僻壤荒域裡求生謀存的艱難有關，餓，什麼都敢張嘴；三、從進化學角度考量，與他出身于卑微的一個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頭地，拼命想改變局面有關，爬、攀、附、靠，也就不擇手段，不問是非。
所以，長慶二年（822年），他到底當上了宰相，這是元稹風頭最健的一年。
這也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鑽營投機、攀附巴結、效忠納誠、緊跟高舉的結果。
盡管他奔走的是旁門左道，投靠的是太監佞臣，頗“為士類訾薄”，以緻“朝野雜然輕笑”。
但昏庸的穆宗李恒在诏書中，卻對他褒揚備至，說他“勁氣嘗勵于風霜，敏識頗知于今古”，可見其被寵幸、被倚重、被高看、被優渥的程度。
連他老婆也跟着水漲船高，成為宮廷貴婦沙龍的領袖。
“予在中書日，妻以郡君朝太後于興慶宮，猥為班首。
”小人得志，喜不自勝，那時的他，肯定飛揚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對派聯手起來，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
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決策中樞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愊之故，但也足以證明詩人吹到巧舌如簧、拍到爐火純青、哄到不露馬腳、騙到天衣無縫的功力。
文人能爬到這麼高的位置，在曆史上屈指可數，确是非同小可。
然而，幸運之神，來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從二月到五月，連一百天也沒熬到，就被人排擠出局。
到同州當刺史後，元稹聲淚俱下地給穆宗上書： 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
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顔，乃至今日竄逐。
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
每至五更朝谒之時，實制淚不已。
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顔，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
元稹還夢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齋宮”，再沐天恩。
可哪知道穆宗隻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長生不老藥駕崩了。
詩人在《題長慶四年曆日尾》詩中寫道： 殘曆半張餘十四，灰心雪鬓兩凄然。
定知新歲禦樓後，從此不名長慶年。
那無望失落之情，溢于紙面。
看來，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說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兒，再富心機，再小心謹慎，再心明眼亮，永遠不是那些職業政客的對手。
政治家玩文學家，如貓搏鼠，讓你死，你就死；而文學家玩政治家，則如羊驅虎，你讓人家死，死不成，反過來，你倒可能搭上一條命。
要知道，為文，做官，兩者通常不能得兼。
做得一個好官者，未必寫得一手好文，同樣，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為得一個好官。
所以，沒才氣的文人，才熱衷做官，沒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風雅。
打草摟兔子，一舉兩得。
而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從屈原起，到司馬遷，到謝靈運，到李白，在官場無不混得很失敗，歸根結底，他們壓根兒不是當官的料。
也許，他們一開始就不應該攪到政治的渾水中來。
老百姓有一句民諺：“沒有金剛鑽，别攬瓷器活兒。
”沒有為官禀賦，千萬别求仕進。
總結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敗更快，問題全出在他“見事風生”的性格上。
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為，太随風使舵，太容易轉向。
這種性格悲劇，決定了他一生的結局。
然而很不幸，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