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王維的陌路
關燈
小
中
大
住感到蹊跷的，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
第一，在他們兩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對方的一字一句。
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裡，也查不出來他們來往過、聚會過、碰過頭、見過面的資料。
兩位大師在長安期間，竟然毫無交往，這個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謎。
我們知道：王維生于701年，死于760年。
李白生于701年，死于762年。
兩人年紀相仿，寫作相類，名聲相似，甚至連資本兌換的欲求也都相同，這哥兒倆，沒有理由不在一起賦詩唱和，說文詠句，論道談禅，行樂遨遊。
那是中國曆史上的開元盛世，也是中國詩歌史的黃金年代，更是中國文人最足以釋放能量的無限空間啊！ 可是，從開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730－733年），從天寶元年至天寶三載（742－744年），先後共有五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區的兩位詩人，卻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這樣，不禁要問一聲“為什麼”了！ 同時出現在8世紀20年代，首都長安的李白與王維，使我們聯想到20世紀20年代的古都北京，五四新文學運動肇始時期的魯迅與胡适。
也許，胡魯或魯胡，李王或王李，無法類比，但在領銜文壇、引導潮流、左右輿論、吸引眼球這幾點上，性質多少相似。
胡魯或魯胡，文學觀點不盡相同，政治立場也大為相左，但都在北京教書做事，無論怎樣悖背不一，并不妨礙他們聚在前門外厚德福飯莊吃鐵鍋蛋，無論怎樣分歧交惡，也不影響他們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品雨前茶。
尤其天寶年間，李白與王維第二次相集長安，李白被唐玄宗由布衣擢為待诏翰林，一朝得意，滿身朱紫。
王維為從七品上的左補阙，相當于準部級的高幹，高軒華蓋，随從骖乘。
同在朝廷供職，同捧皇家飯碗，同是禦用文人，同為詩界泰鬥。
但不知為什麼，仍是形若水火、動若參商，仍是咫尺天涯、不謀一面。
這就使人惶惑了。
唐代的長安，比之今天的西安，要大三四倍，無論怎麼大，在同一座城池裡，怎麼找理由，怎麼設法解釋，李白、王維，盛唐詩壇的領軍人物，不至于好幾年工夫，像捉迷藏似的互相躲着。
唐代長安，如果這兩位詩人，不那麼故意鬧别扭的話，見面碰頭的機會，應是有的。
大家知道，王維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很難想象這樣虔誠的佛教徒，會不去佛寺禱拜祈福。
大家更知道，李白風流，“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是個既離不開酒，也離不女人的聲色才子，會安穩地坐在家裡納福？當時長安外廓城裡，“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觀十，女觀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布人煙稠密的裡坊間，而著名的聲色場所，如平康裡的上、中、下三曲，也處于鬧市區，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鄰而居，乃長安開放社會的特色。
那時，王維的辋川别業，尚未完全修繕完畢，自然借住其弟王缙在城裡的宅子。
據清人徐松所撰的《唐兩京城坊考》，屬于“長漂”一族的李白，并無在他名下的邸宅。
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進奏院，相當于今天的外省市駐京辦，與王維、王缙所居的道政坊，隻有一街之隔，相距不遠。
因此，拈香禮佛的王維與尋花問柳的李白，狹路相逢，絕有可能。
除非他們倆，刻意回避，有心躲讓，否則，這種不照面、不往來、不相識、不過話的背後，不能不令人疑窦叢生。
何況，《李白集》中，有《贈孟浩然》《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春日歸山寄孟浩然》等詩，交情匪淺；而《王維集》中，則有《送孟六歸襄陽》《哭孟浩然》等詩，友誼頗深。
由此判斷，孟浩然乃李白、王維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當無疑問。
實際情況卻是：你的朋友，可以成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為你的朋友，獨獨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為朋友。
李白和王維，就這麼别扭着，豈非咄咄怪事？ 孟浩然怎麼對待這兩位朋友，估計也是很不自在的。
難就難在與王在一起的時候，不能有李，而與李在一起的時候，又不能有王。
這就成了一袋米、一隻雞和一個狐狸乘船過河的腦筋急轉彎的難題了。
孟浩然肯定做過努力，因為重感情、講友誼、喜交往、好賓客，正是這兩位詩人的共同之處。
王維那首《送元二使安西》中的“西出陽關無故人”，是盡人皆知的。
在他詩集裡，這樣的“送别詩”，幾占總量的五分
第一，在他們兩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對方的一字一句。
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裡，也查不出來他們來往過、聚會過、碰過頭、見過面的資料。
兩位大師在長安期間，竟然毫無交往，這個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謎。
我們知道：王維生于701年，死于760年。
李白生于701年，死于762年。
兩人年紀相仿，寫作相類，名聲相似，甚至連資本兌換的欲求也都相同，這哥兒倆，沒有理由不在一起賦詩唱和，說文詠句，論道談禅，行樂遨遊。
那是中國曆史上的開元盛世，也是中國詩歌史的黃金年代，更是中國文人最足以釋放能量的無限空間啊！ 可是，從開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730－733年），從天寶元年至天寶三載（742－744年），先後共有五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區的兩位詩人，卻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這樣，不禁要問一聲“為什麼”了！ 同時出現在8世紀20年代，首都長安的李白與王維，使我們聯想到20世紀20年代的古都北京，五四新文學運動肇始時期的魯迅與胡适。
也許，胡魯或魯胡，李王或王李，無法類比，但在領銜文壇、引導潮流、左右輿論、吸引眼球這幾點上，性質多少相似。
胡魯或魯胡，文學觀點不盡相同，政治立場也大為相左，但都在北京教書做事，無論怎樣悖背不一，并不妨礙他們聚在前門外厚德福飯莊吃鐵鍋蛋，無論怎樣分歧交惡，也不影響他們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品雨前茶。
尤其天寶年間，李白與王維第二次相集長安，李白被唐玄宗由布衣擢為待诏翰林，一朝得意，滿身朱紫。
王維為從七品上的左補阙，相當于準部級的高幹，高軒華蓋，随從骖乘。
同在朝廷供職，同捧皇家飯碗，同是禦用文人，同為詩界泰鬥。
但不知為什麼，仍是形若水火、動若參商，仍是咫尺天涯、不謀一面。
這就使人惶惑了。
唐代的長安，比之今天的西安，要大三四倍，無論怎麼大，在同一座城池裡，怎麼找理由，怎麼設法解釋，李白、王維，盛唐詩壇的領軍人物，不至于好幾年工夫，像捉迷藏似的互相躲着。
唐代長安，如果這兩位詩人，不那麼故意鬧别扭的話，見面碰頭的機會，應是有的。
大家知道，王維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很難想象這樣虔誠的佛教徒，會不去佛寺禱拜祈福。
大家更知道，李白風流，“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是個既離不開酒，也離不女人的聲色才子，會安穩地坐在家裡納福？當時長安外廓城裡，“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觀十，女觀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布人煙稠密的裡坊間，而著名的聲色場所，如平康裡的上、中、下三曲，也處于鬧市區，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鄰而居，乃長安開放社會的特色。
那時，王維的辋川别業，尚未完全修繕完畢，自然借住其弟王缙在城裡的宅子。
據清人徐松所撰的《唐兩京城坊考》，屬于“長漂”一族的李白，并無在他名下的邸宅。
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進奏院，相當于今天的外省市駐京辦，與王維、王缙所居的道政坊，隻有一街之隔，相距不遠。
因此，拈香禮佛的王維與尋花問柳的李白，狹路相逢，絕有可能。
除非他們倆，刻意回避，有心躲讓，否則，這種不照面、不往來、不相識、不過話的背後，不能不令人疑窦叢生。
何況，《李白集》中，有《贈孟浩然》《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春日歸山寄孟浩然》等詩，交情匪淺；而《王維集》中，則有《送孟六歸襄陽》《哭孟浩然》等詩，友誼頗深。
由此判斷，孟浩然乃李白、王維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當無疑問。
實際情況卻是：你的朋友，可以成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為你的朋友，獨獨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為朋友。
李白和王維，就這麼别扭着，豈非咄咄怪事？ 孟浩然怎麼對待這兩位朋友，估計也是很不自在的。
難就難在與王在一起的時候，不能有李，而與李在一起的時候，又不能有王。
這就成了一袋米、一隻雞和一個狐狸乘船過河的腦筋急轉彎的難題了。
孟浩然肯定做過努力，因為重感情、講友誼、喜交往、好賓客，正是這兩位詩人的共同之處。
王維那首《送元二使安西》中的“西出陽關無故人”，是盡人皆知的。
在他詩集裡，這樣的“送别詩”，幾占總量的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