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王維的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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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此鎮定自若，大概也就隻有李白這位高手做得出來。
你不得不對這位自我标榜時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師，五體投地表示欽佩了。
還有一封《與韓荊州書》，因為被收入《古文觀止》的緣故，更是廣為人知。
在這封信裡，他把自己的這點老本，強調到極緻地步。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于諸侯。
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
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于君侯哉？幸願開張心顔，不以長揖見拒。
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其實，安州裴長史也好，荊州韓朝宗也好，能幫李白什麼忙？這些官場人物，不過是政客而已，因為喜歡舞文弄墨，傍幾個詩人作家，做風雅狀，裝門面而已。
即使大政治家、大軍事家、了不起的領袖又如何？也是不把文人雅士當一回事的。
1812年6月，拿破侖一世大舉進攻莫斯科，曾經帶了一個連的詩人同往，準備在他進入這座城池時，向他貢獻歌頌武功的十四行詩；結果卻大敗而歸，狼狽逃竄，詩人的鵝毛筆沒派上用場。
副官問這位小個子統帥拿這班詩人怎麼辦才是，拿破侖說：“将他們編入騾馬辎重隊裡當力夫好了。
” 這就充分說明，當政治家附庸風雅的時候，可能對文人假之以顔色，待之以賓客，而當他進入權力角逐的狀态下，再大的詩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為可有可無、可生可殺的草芥了。
但是李白這兩通吃了閉門羹的上書，并沒有使他的清醒。
中國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強，待價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
将文學資本兌換成為政治資本的念頭，一發不可收拾，這就成了李白要到長安來打拼天下的原動力。
無獨有偶，早在三年前，開元十五年（727年），王維就離開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與李白同樣的目的，來到都城，也想開創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
開元之治，史稱盛世，也是這兩位詩人創作的黃金季節。
王維的詩，“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涵泳大雅，無異天籁。
李白的詩，高昂則黃鐘大呂、金聲玉振，低回則浪漫奇絕、靈思奔湧。
他們作品中那無與倫比的創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學價值，構築了盛唐詩歌的繁榮景象。
那時的中國，尚無專事捧場的評論家，尚無隻要給錢就擡轎子的吹鼓手，尚無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黃的牛皮匠，尚無臭蟲、蟑螂、蚊子、小咬之類以叮人為業的文學小蟲子。
因之，唐朝讀者的胃口，還沒有退化到不辨薰莸；唐朝讀者的智商，還沒有被訓練到集體無意識狀态。
所以，這兩位大師的詩篇，隻要一出手，立刻洛陽紙貴，隻要一傳唱，馬上不胫而走。
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衆望所歸；高至帝王後妃，低至販夫走卒，無不宗奉。
可對詩人而言，盡管名氣大，地位卻不高，盡管很風光，身份卻較低。
這種因名位上的不對稱，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兩位大師，很有一點食不知味、寝不安席的苦惱。
王維二十三歲就進士及第了，巴結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職，也就是一個科級幹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慘，雖然娶了過氣高門之孫女，沾了一點門閥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釋褐”，仍是白丁，總不免自慚形穢，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問題還是出在中國文人幾乎都有的政治情結上。
中國文人，在文學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學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來彌補，以求人五人六站穩腳跟。
但是，中國文人，絕對長于文學者，也絕對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學。
因此，文學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
這兩位，成功于文學，失敗在政治。
這大概也是中國文人難逃的宿命。
然而他倆還是義無反顧地要到長安打拼，加入“長漂”一族，求得出頭之日。
依世俗的看法，這兩位同來長安、同求發達的詩人，聯袂出現于公開場合，叙談契闊于文藝沙龍，寒暄問候于皇家宮苑，見面握手于殿堂宮阙，是理所當然的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是知己，但一定有接觸。
同進同出，親密無間，也許不可能；但視若陌路，互不理會，總是說不過去的。
然而後來研究唐代詩歌的人，忍不
你不得不對這位自我标榜時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師，五體投地表示欽佩了。
還有一封《與韓荊州書》，因為被收入《古文觀止》的緣故，更是廣為人知。
在這封信裡，他把自己的這點老本，強調到極緻地步。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于諸侯。
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
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于君侯哉？幸願開張心顔，不以長揖見拒。
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其實，安州裴長史也好，荊州韓朝宗也好，能幫李白什麼忙？這些官場人物，不過是政客而已，因為喜歡舞文弄墨，傍幾個詩人作家，做風雅狀，裝門面而已。
即使大政治家、大軍事家、了不起的領袖又如何？也是不把文人雅士當一回事的。
1812年6月，拿破侖一世大舉進攻莫斯科，曾經帶了一個連的詩人同往，準備在他進入這座城池時，向他貢獻歌頌武功的十四行詩；結果卻大敗而歸，狼狽逃竄，詩人的鵝毛筆沒派上用場。
副官問這位小個子統帥拿這班詩人怎麼辦才是，拿破侖說：“将他們編入騾馬辎重隊裡當力夫好了。
” 這就充分說明，當政治家附庸風雅的時候，可能對文人假之以顔色，待之以賓客，而當他進入權力角逐的狀态下，再大的詩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為可有可無、可生可殺的草芥了。
但是李白這兩通吃了閉門羹的上書，并沒有使他的清醒。
中國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強，待價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
将文學資本兌換成為政治資本的念頭，一發不可收拾，這就成了李白要到長安來打拼天下的原動力。
無獨有偶，早在三年前，開元十五年（727年），王維就離開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與李白同樣的目的，來到都城，也想開創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
開元之治，史稱盛世，也是這兩位詩人創作的黃金季節。
王維的詩，“畫中有詩，詩中有畫”，涵泳大雅，無異天籁。
李白的詩，高昂則黃鐘大呂、金聲玉振，低回則浪漫奇絕、靈思奔湧。
他們作品中那無與倫比的創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學價值，構築了盛唐詩歌的繁榮景象。
那時的中國，尚無專事捧場的評論家，尚無隻要給錢就擡轎子的吹鼓手，尚無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黃的牛皮匠，尚無臭蟲、蟑螂、蚊子、小咬之類以叮人為業的文學小蟲子。
因之，唐朝讀者的胃口，還沒有退化到不辨薰莸；唐朝讀者的智商，還沒有被訓練到集體無意識狀态。
所以，這兩位大師的詩篇，隻要一出手，立刻洛陽紙貴，隻要一傳唱，馬上不胫而走。
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衆望所歸；高至帝王後妃，低至販夫走卒，無不宗奉。
可對詩人而言，盡管名氣大，地位卻不高，盡管很風光，身份卻較低。
這種因名位上的不對稱，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兩位大師，很有一點食不知味、寝不安席的苦惱。
王維二十三歲就進士及第了，巴結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職，也就是一個科級幹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慘，雖然娶了過氣高門之孫女，沾了一點門閥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釋褐”，仍是白丁，總不免自慚形穢，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問題還是出在中國文人幾乎都有的政治情結上。
中國文人，在文學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學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來彌補，以求人五人六站穩腳跟。
但是，中國文人，絕對長于文學者，也絕對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學。
因此，文學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
這兩位，成功于文學，失敗在政治。
這大概也是中國文人難逃的宿命。
然而他倆還是義無反顧地要到長安打拼，加入“長漂”一族，求得出頭之日。
依世俗的看法，這兩位同來長安、同求發達的詩人，聯袂出現于公開場合，叙談契闊于文藝沙龍，寒暄問候于皇家宮苑，見面握手于殿堂宮阙，是理所當然的事。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是知己，但一定有接觸。
同進同出，親密無間，也許不可能；但視若陌路，互不理會，總是說不過去的。
然而後來研究唐代詩歌的人，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