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王維的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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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開元十八年(730年),李白經河南南陽至長安。

    在此之前,他漫遊天下,行至湖北安陸,因娶了故相許圉師的孫女,成了上門女婿,遂定居下來。

    這期間,多次向地方長官上書自薦,以求聞達,不應。

    于是,就如同當下很多藝術家、文化人到北京闖世界而成為“北漂”那樣,李白要當唐朝的“長漂”一族,遂下定決心來首都長安發展。

     這位大師是中國文學史上最不肯安分的詩人之一,他總是想盡一切方法釋放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現他的風采,突出他的欲望。

    一個人,像一杯溫吞水,過一輩子,“清風吹不起半點漣漪”,是一種活法;同樣,像大海裡的一葉扁舟,忽而騰升,忽而傾覆,忽而危殆,忽而逃生,驚濤駭浪一輩子,也未嘗不是一種活法。

     李白的一生,近似後者。

    他曾經寫過一首《上李邕》的詩,大有寓意在焉。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裡。

     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詩中的主人公,其實就是他自己。

    這既是他對自己平生的自況,也是他對自己創作的自信。

     誠然,自信,是中國文人具有強勢沖擊力的表現;自信,也是中國文人能夠在大環境中保持獨立精神的根本。

    李白給中國文學留下的衆多遺産之中,這種強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稱道的。

    否則,中國文人統統都成了鼻涕蟲,成了膿包蛋,成了點頭哈腰、等因奉此的小員司,成了跪在皇帝腳下“臣罪當誅兮”的窩囊廢,恐怕中國文學史上,再也找不到一篇腰杆兒筆直、精神昂揚的作品了。

     唐代詩運之興隆旺盛,應歸功于唐代詩人的狂放。

     什麼叫狂放?狂放就是盡情盡性,狂放就是我行我素,狂放就是不在乎别人怎麼看,狂放就是不理會别人怎麼想。

    一個社會,安分守己者多,對于統治者來說,當然是件好事。

    一個文壇,循規蹈矩的詩人多了,老實本分的作家多了,恐怕就不容易出大作品了。

     詩稱盛唐,其所以盛,就在于有李白這樣桀骜不馴的大師。

     此公活着的時候,就聞名遐迩、如日中天,就期然自許、藐視群倫。

    因此,他認為自己有資格這樣做,也就放任自己這樣做。

    這種率性而為的自信,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存方式。

    所以,無論是得意的時候,還是失意的時候,他那腦袋總是昂得高高的。

     文人的狂,可分兩類:一是有資本的狂,一是無資本的狂。

    李白一生,文學資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資本卻是一窮二白。

    因此,他活着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狂,對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識時務的傻狂了。

    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無人,當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忌,容易成為衆矢之的。

    中國文人的許多悲劇,無不由此而生,這也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

     杜甫寫過一首詩,題曰《不見》,副題為《近無李白消息》: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

     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此中的一個“殺”字,令人不寒而栗。

    也許杜甫說得誇張了些,但也可見當時的社會輿論,對他的張狂,未必都欣賞的。

     一個純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谙世務。

    他不明白,文學資本擁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兌換的貨币,在文學圈子裡面流通可以,一出這個範圍,就大為貶值。

    在政治資本的天下,在世人眼裡,權力才是硬通貨。

    李白的計算公式,文學資本等于政治資本,不過是一廂情願;統治者的計算公式,文學資本不等于政治資本,才是嚴酷的事實。

     李白一輩子沒少碰釘子,一直碰到死為止。

    根本原因,就出在這個公式的計算錯誤上。

    從他下面這封自薦信,可見他是多麼看重自己這點文學本錢。

     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

    ”四海明識,具如此談。

    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禮,許為奇才。

    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

    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

    ” 《上安州裴長史書》 這本是應該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譽之詞,由當事人自己大言不慚地講出來,從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稱經典。

    在中國文學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将别人看扁,擡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