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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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攜帶和交易。
因為印着各部位的骨骼，被稱為“骨碟”。
列甯格勒至少有兩三個團夥在大量生産骨碟，十分猖獗。
這張骨碟正是從這小販身上搜出來的。
他處于渠道的最末一節，進貨出貨的量又少，沒什麼訊問的價值。
口供裡寫道，他隻知道到不固定的場所，向不認識的人（戴了墨鏡和口罩）付款，再到指定的地點（儲物櫃或公園的石凳下）取貨，對上遊的情形所知甚少。
他被判了兩年勞改。
庫茲明搬來一台唱機，将骨碟安上唱盤，那小孔正好套進轉軸，然後放下唱針。
那隻顱骨便旋轉起來，音樂随即飄出，像從顱骨裡搜刮出的記憶。
雜音很大，淅淅瀝瀝，一個女人唱起來，像是站在細雨中雍容地唱着。
連唱了五六首。
庫茲明聽不懂英文歌詞，不知是什麼曲子，覺得并不難聽。
幾曲過後，靜了一會，他以為放完了，這時傳來人聲，用俄語低聲說了幾句，重又寂靜。
片刻後，響起了薩克斯的聲音。
像是現場錄音。
那樂聲搖搖袅袅，先是奏出一段頗為動人的旋律，随後開始光怪陸離的即興，架子鼓在一旁雜亂地和着，末了，響起一陣零落的掌聲和口哨。
這是一群人，庫茲明想，是一次地下演奏會。
他們不但翻錄西方的爵士唱片，還在最後加進自己的演奏。
據他了解，這種骨碟賣得尤其好。
這也是區别于其他骨碟團夥的重要特征。
前幾天那次落空的搜捕行動前，庫茲明原想着如果能逮住吹奏薩克斯的人，也許能逼問出黑市裡售賣薩克斯的線索，再沿着這條線索，沒準能找到那個刻錄骨碟、同時演奏薩克斯的團夥；運氣好的話，也許吹薩克斯的就是那團夥裡的人。
然而失敗了。
一次小小的，但是可疑的失敗。
疑點一是，庫茲明不太相信自己會辨錯窗口，他的聽力一向很好，而且他總覺得在樓下聽到的樂聲和老人吹奏的單簧管，雖然像，但似乎不盡相同。
疑點二，是那老人吹奏的時機。
那種集體公寓的牆壁薄，隔壁發生了什麼老人一定聽得清楚，在那樣的時刻突然開始吹奏，這太奇怪了。
如果老人是刻意打掩護，是不是說明真的有一支薩克斯存在？隻是他們沒能找到。
疑點三，和案情關系不大，完全出于庫茲明個人的好奇，即那老人提到的樂曲審查辦公室是個什麼機構？他以前聽說過，但不甚了解，隻知道那裡被外界稱為“聖所”，似乎頗為神秘，連機構位于列甯格勒何處他都不知道。
他拿過兩個人的檔案，猶豫一下，決定把更有趣的留在後頭，先看大學生瓦爾金的。
瓦爾金的檔案很薄，畢竟還年輕。
他埋頭讀了一會，隻發現一處不尋常的地方：裡邊有一則記錄，提到瓦爾金和一群奇裝異服的青年阿飛有來往；在一次舞會中，有人用小号吹奏曲調頹靡的音樂，幾個人跟着哼唱，其中有瓦爾金。
接到舉報的人民志願糾察隊破門而入，當場扭彎了小号，用剪刀剪掉了幾個人顔色誇張的褲子和向上翹起的飛機頭。
因為小号也能演奏古典音樂，糾察隊鬧不清當時吹的是否違禁音樂。
這事性質不嚴重，但也算有了音樂方面的前科，值得留意。
此外沒什麼可供挖掘的信息了。
這時已過了夜裡十二點半。
庫茲明正拿起古廖夫的檔案，值夜班的另一名警員推門進來，問庫茲明要不要一起喝一杯解乏。
他客氣地謝絕了。
庫茲明今年二十八歲，瘦小，安靜，戴厚厚的眼鏡，表情常過于正經，在警局裡并不受歡迎，事實上常被人嘲弄。
比起出外勤，他更情願做些文職工作。
當初他申請來這間分局，就因為這兒有全列甯格勒最大的檔案室。
他經常在下班後借了檔案員的鑰匙，幾小時幾小時地埋頭在文件堆裡。
在那裡他感到如魚得水。
其實他看的多半和工作無關，隻是出于個人癖好。
他沒料到這癖好促使他鍛煉出了卓越的資料分析歸納能力（多年後他将因這能力被招募進克格勃，從而得到權限看更多的資料），隻是隐約地意識到，這種看檔案的癖好和他小時候養螞蟻的癖好，其實是同一種。
庫茲明自小羞怯，文弱，習慣了受欺負，因此對其他警員的作弄處之泰然。
他童年唯一的愛好是用玻璃箱盛滿土壤，在裡頭養螞蟻。
螞蟻們渾然不知巢穴的每個角落都已暴露在人類的目光中，依舊忙忙碌碌地挖掘，搬運，分泌，搖擺着觸角。
玻璃是多麼奇妙的物質，讓地底的秘密一下子變得直視無礙。
他精心地伺候着它們，又頻頻制造着災難，往洞口灌水，薰煙，間或随機碾死一兩隻螞蟻，或者扔進一隻馬蜂。
看着蟻群一團潰亂，他忽然意識到這原是屬于上帝的享樂。
庫茲明每天迷醉地瞧着，擺弄着，直到有一天那玻璃箱被高高舉起，在他的尖叫聲中，被憤怒的父親在地上摔得粉碎……而現在，他可以從容地坐在巨大的檔案櫃間，在明晃晃的燈光下恣意浏覽，再也無人幹擾。
庫茲明感到一陣幸福，他覺得整個城市都放進他的玻璃箱了。
他呷了一口咖啡，翻開古廖夫的檔案，津津有味地看起來。
四、聖所 1901年8月出生。
烏克蘭波爾塔瓦省密爾格拉得縣人。
父親是鄉村醫生。
1919年進入彼得格勒音樂學院作曲系，成績優異。
1920年春，在一次遊行中被槍托砸中了額頭，腦部負傷，因病休學一年。
畢業後留校任助教，五年後升為講師。
1930年，他的導師因一封不謹慎的書信被捕，古廖夫也接受了審問，最終被釋放了。
但他也失去了職位，有兩年沒有工作記錄，不知靠什麼維生。
1932年，他被列甯格勒市樂曲審查辦公室招募了。
工作期間表現良好，從未出過纰漏。
1954年，因喪失工作能力而獲準提前退休。
庫茲明翻到下一頁，見到用回形針夾着一份診斷報告，時間是1931年底。
報告裡充斥着艱深的術語，庫茲明隻看懂開頭幾句：“腦部曾受硬物撞擊，造成短時間昏迷。
傷愈後産生強烈的通感反應，主要集中在聽覺方面，持續多年。
”指的應該是1920年那次負傷，庫茲明想道。
末一欄的結論寫着：“經測試，通感五級，達到報送标準，予以推薦。
”底下是醫生潦草的簽名。
奇怪的是，這份報告是抄送給列甯格勒市文化管理局的。
第二年，古廖夫就進入了那個被外界稱為“聖所”的辦公室。
這兩者間有什麼聯系呢？庫茲明決定非弄清楚那機構不可。
直接詢問是不可能的，他不是克格勃，沒這個權限。
他咬着指甲想了一會，去一個架子上翻出1954年列甯格勒市政府部門退休人員名單。
十五分鐘後，他找到了古廖夫的名字。
那年他的部門隻有他一人退休。
庫茲明又翻看前後幾年的名單，發現去年有一個叫基利洛夫的人從樂曲審查辦公室退休，名單上寫了住址和電話号碼。
這是庫茲明自己摸索出的訣竅：要了解一個機構，沒有比審問退休人員更好的法子了。
他們像飄墜在旁的枯葉，脆弱無用，卻藏着整座森林的秘密。
他随即抄起桌上的話筒。
這是他慣用的另一招：在沒有權力拘捕審問時，就以官方的名義在深夜給人打電話，無論他想問什麼，被驚醒的人既想不到懷疑他的身份，也來不及構思謊言，都會在電話那端顫抖着吐露實情。
接電話的正是基利洛夫。
老人似乎剛醒，嗓音渾濁。
庫茲明告訴他自己是民警局的，卻不說什麼事，隻是親切地問候他的退休生活。
對方迷惑了，小心地說現在在為一家劇院工作。
具體什麼工作，他說得含糊，庫茲明大緻猜到了，這老人是憑借他多年的工作經驗，給劇院提供指導，教他們如何修改歌舞劇的樂譜才更容易通過審查。
庫茲明又閑聊了幾句，這才提起古廖夫。
“不算熟，”基利洛夫說，“沒錯，他過去是我的上級，很多年，不過我們除了工作外不怎麼接觸。
很出色，他的能力是我們中最強的……” 庫茲明問他們是怎麼被招募的，以及這機構的運作機制。
對方猶豫起來，似乎在懷疑他的權限。
庫茲明和藹地說，沒關系，如果電話裡不方便告知的話，明天他可以登門拜訪，或請他到警局配合調查。
基利洛夫嗫嚅了一會，便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說了出來。
1932年，蘇聯作曲家協會成立後，官方決定設置一個專門的辦公室，負責樂曲的審查工作。
過審的樂曲才能在音樂廳和劇院公演，或出版樂譜。
在此之前，審查工作由劇目審查總委員會總攬，采取的是委托專家制，即将政治方面無瑕疵、藝術方面有造詣的音樂家納入專家庫，委托他們負責樂譜的審查和評定。
這時期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專家的可靠性難以保證。
一則藝術家之間要麼有交情，要麼有龃龉，難以确保不徇私，二則是專家本身也是創作者，也許今天還在專家庫裡，明天就被定罪；定罪後經他審定的曲目又得全部推翻，從頭來過。
必須要有更科學、更精細的審查制度。
最初的構想來自日丹諾夫同志。
他創造性地提出将音樂轉化為其他感官上的體驗，如轉成具體的圖像來進行審查，從而将審查過程變得可見、可複核。
他聽取了多名科學家的建議，最終制定了招募聯覺人的計劃。
聯覺人即視、聽、嗅、觸、味覺相互連通，觸此及彼的人。
這些聯覺人經過充分的政治教育、必要的樂理訓練之後，就成為測試音樂安全性的可靠儀表。
審查方式大緻如下：讓多名聯覺人聽同一首樂曲，将音樂在他們腦中激起的形象分别記錄下來，再比對多份記錄，由等級更高的聯覺人篩選把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聯覺的不确定性：例如同一段旋律，有人聽出了霧霭，有人聽出了湖泊……最終得出一份針對音樂内容的形象化描述，由主管領導對這份描述進行意識形态方面的審查。
這是最接近科學，或者說看起來最科學的音樂審查辦法了。
個别音樂界人士提出了異議，認為标題音樂指向具體的意象，也許可以這樣操作；可無标題音樂隻是樂音的單純流動，或蘊含某種難以言說的情緒，怎麼能用印象派的方法來剖析意象呢？日丹諾夫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反映深刻社會内容的音樂，就是脫離了實際的形式主義音樂。
完全的無标題是不允許的，送審時必須标明樂曲的基本内容。
他還風趣地舉例說明：顧客在吃一道菜肴前，要求廚師說明菜肴的原料，是理所當然的權利。
發言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
最初提出異議的幾位鼓掌得尤其使勁，大顆的汗珠從他們蒼白的臉頰邊震落。
他們似乎聽見了筆尖在自己名字上劃線的聲音。
該方案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大力支持。
1932年在列甯格勒試點運行，兩年後在各大城市推廣。
樂曲審查辦公室是出版保護總局和文化管理局的聯合機構，它将原先分散在多個部門的音樂審查職能集中起來：審查演奏會曲目、待出版的曲譜集、歌劇樂譜（歌詞由其他部門審查）、電影配樂（劇本由其他部門審查）……它的标志是一面刻着五線譜的銀盾，意味着護衛全蘇聯人民的耳朵。
1948年，日丹諾夫病故後，他的繼任者“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保留了這一制度，并擴大了辦公室的編制。
辦公室設在西郊一所修道院的樓上。
這座建築相當古老，白牆藍頂，隐沒在深濃的橡樹林中。
修道院在革命後關停了，二樓改成博物館，堆積着一幅幅從各處拆毀的教堂裡卸下來的聖像畫。
這兒名義上是博物館，可從不對外開放，隻能說是一座文物倉庫。
聯覺人每天上下班，都要從那些聖像畫前走過，穿行在燦爛的圖案和靜穆的面容之間，無可避免地産生種種難以言喻的幻象。
他們多數不苟言笑，腳步遲緩，真的像一群修士。
經過一條旋轉樓梯，就進入三樓的審查辦公室。
每天上午，都有一大摞樂譜投遞到一樓的傳達室。
辦事員先将作者姓名登記在表格中，填上一個編号；檢查樂譜上是否有署名，有的話用墨水塗掉，再用号碼章蓋上相應的編号。
這是為了确保公正性。
然後才将這份匿名樂譜放進傳送文件的小電梯，穿過中間樓層的聖像倉庫，升到三樓。
三樓劃分成許多隔音的小間，每人一間，一般配有一張辦公桌和一件樂器。
審查員按譜演奏一番，閉目感受，然後詳細地寫出眼前浮現的景象，有時也記下氣味、味道和觸感，作為評定的佐證。
有的作曲家偷奸耍滑，自己也說不清這曲子講的是什麼，隻好随手安一個标題，如伏爾加河的波濤，白淨草原的月光；雄壯些的曲子就寫鋼鐵廠熱火朝天的轟鳴，原野上呼嘯而行的火車之類，期盼能撞上大運，恰好和某個審查員聽出的意象相符。
這樣的概率極低。
通常一份樂譜由五名聯覺人審查，提交的描述報告經古廖夫複核、彙總，最後才上報給主管。
通過審查後，再由傳達室按編号查出作者姓名，通知其領取排演許可證和出版許可證。
未通過的不另行通知，直接銷毀樂譜。
作曲家們背後将審查辦公室戲稱為“聖所”，不光因為那兒原是修道院，也因為内部過于神秘，甚至有人傳說那裡每天焚燒樂譜的火焰從不熄滅，就像聖所裡的七枝長明燭台一樣。
作曲家之間常這樣對話：最近寫了什麼？别提了，又給聖所供奉了兩支蠟燭。
意思是剛有兩篇作品被燒掉。
這種污蔑是很不負責的，因為審查辦公室四十年代起就用碎紙機處理樂譜了。
基利洛夫從小就有敏銳的通感，一度給他的生活造成困擾。
他聽到急劇的刹車聲，嘴裡就會湧起濃烈的橡膠味；器樂一響他眼前就遊動着一團團色塊，顔色随着曲調變幻；有時嗅覺和觸覺也會聯通，如聞到柏油味時他手心便感到一陣黏稠，幾乎無力張開。
他們這樣的聯覺人通常都深居簡出，出門都得戴着耳罩和墨鏡，沒法勝任正常的工作。
物質世界對他們的刺激太大了。
他的神經科大夫看到了官方通告，推薦他去報名。
經過了一輪又一輪受刑般的考核後——無非是給他們聽各種怪異聲音，要求描繪出腦海中出現的畫面——他和古廖夫同年被錄用了。
聽說古廖夫是事故導緻的後天性通感，但他的通感等級是最高的，又曾在音樂學院任教，業務能力無疑最出衆。
在聖所中，隻有古廖夫的隔音間不設樂器。
他有很強的内心聽覺，不用試演，隻要讀譜，就能看見音符深處潛藏的形象。
一般人因音樂産生的幻象是一團朦胧的色彩，飄忽不定的線條，古廖夫能把它們凝聚成具體的事物，描述出來，幾乎十中八九，簡直像占蔔術或特異功能。
他似乎能沿着曲譜追溯到作曲者創作時的心中所想，乃至潛意識裡掠過的景象，就像品酒師一沾杯沿，就能說出葡萄生長時的陽光雨露；或者如古生物學家，從一小截指爪化石中還原出巨獸的身影。
曾有個别作者不忿作品被斃，層層申訴，直到看了古廖夫寫的描述報告，才記起構思時腦中一閃而過的畫面，隻好服氣。
據說古廖夫的校友肖斯塔科維奇也對他這項本領歎服不已。
古廖夫的工作态度是很嚴謹的。
有一回他們審一首嬉遊曲，一個審查員的描述是“陽光下旋動的花環”，基利洛夫的描述是“草地上一群孩童牽着手轉圈圈”，其他人大緻相似。
古廖夫看了半晌，說，孩童們是在歡笑着做遊戲，但笑得有些虛假；你們沒注意到大提琴在低音部陰恻恻地徘徊嗎？有
因為印着各部位的骨骼，被稱為“骨碟”。
列甯格勒至少有兩三個團夥在大量生産骨碟，十分猖獗。
這張骨碟正是從這小販身上搜出來的。
他處于渠道的最末一節，進貨出貨的量又少，沒什麼訊問的價值。
口供裡寫道，他隻知道到不固定的場所，向不認識的人（戴了墨鏡和口罩）付款，再到指定的地點（儲物櫃或公園的石凳下）取貨，對上遊的情形所知甚少。
他被判了兩年勞改。
庫茲明搬來一台唱機，将骨碟安上唱盤，那小孔正好套進轉軸，然後放下唱針。
那隻顱骨便旋轉起來，音樂随即飄出，像從顱骨裡搜刮出的記憶。
雜音很大，淅淅瀝瀝，一個女人唱起來，像是站在細雨中雍容地唱着。
連唱了五六首。
庫茲明聽不懂英文歌詞，不知是什麼曲子，覺得并不難聽。
幾曲過後，靜了一會，他以為放完了，這時傳來人聲，用俄語低聲說了幾句，重又寂靜。
片刻後，響起了薩克斯的聲音。
像是現場錄音。
那樂聲搖搖袅袅，先是奏出一段頗為動人的旋律，随後開始光怪陸離的即興，架子鼓在一旁雜亂地和着，末了，響起一陣零落的掌聲和口哨。
這是一群人，庫茲明想，是一次地下演奏會。
他們不但翻錄西方的爵士唱片，還在最後加進自己的演奏。
據他了解，這種骨碟賣得尤其好。
這也是區别于其他骨碟團夥的重要特征。
前幾天那次落空的搜捕行動前，庫茲明原想着如果能逮住吹奏薩克斯的人，也許能逼問出黑市裡售賣薩克斯的線索，再沿着這條線索，沒準能找到那個刻錄骨碟、同時演奏薩克斯的團夥；運氣好的話，也許吹薩克斯的就是那團夥裡的人。
然而失敗了。
一次小小的，但是可疑的失敗。
疑點一是，庫茲明不太相信自己會辨錯窗口，他的聽力一向很好，而且他總覺得在樓下聽到的樂聲和老人吹奏的單簧管，雖然像，但似乎不盡相同。
疑點二，是那老人吹奏的時機。
那種集體公寓的牆壁薄，隔壁發生了什麼老人一定聽得清楚，在那樣的時刻突然開始吹奏，這太奇怪了。
如果老人是刻意打掩護，是不是說明真的有一支薩克斯存在？隻是他們沒能找到。
疑點三，和案情關系不大，完全出于庫茲明個人的好奇，即那老人提到的樂曲審查辦公室是個什麼機構？他以前聽說過，但不甚了解，隻知道那裡被外界稱為“聖所”，似乎頗為神秘，連機構位于列甯格勒何處他都不知道。
他拿過兩個人的檔案，猶豫一下，決定把更有趣的留在後頭，先看大學生瓦爾金的。
瓦爾金的檔案很薄，畢竟還年輕。
他埋頭讀了一會，隻發現一處不尋常的地方：裡邊有一則記錄，提到瓦爾金和一群奇裝異服的青年阿飛有來往；在一次舞會中，有人用小号吹奏曲調頹靡的音樂，幾個人跟着哼唱，其中有瓦爾金。
接到舉報的人民志願糾察隊破門而入，當場扭彎了小号，用剪刀剪掉了幾個人顔色誇張的褲子和向上翹起的飛機頭。
因為小号也能演奏古典音樂，糾察隊鬧不清當時吹的是否違禁音樂。
這事性質不嚴重，但也算有了音樂方面的前科，值得留意。
此外沒什麼可供挖掘的信息了。
這時已過了夜裡十二點半。
庫茲明正拿起古廖夫的檔案，值夜班的另一名警員推門進來，問庫茲明要不要一起喝一杯解乏。
他客氣地謝絕了。
庫茲明今年二十八歲，瘦小，安靜，戴厚厚的眼鏡，表情常過于正經，在警局裡并不受歡迎，事實上常被人嘲弄。
比起出外勤，他更情願做些文職工作。
當初他申請來這間分局，就因為這兒有全列甯格勒最大的檔案室。
他經常在下班後借了檔案員的鑰匙，幾小時幾小時地埋頭在文件堆裡。
在那裡他感到如魚得水。
其實他看的多半和工作無關，隻是出于個人癖好。
他沒料到這癖好促使他鍛煉出了卓越的資料分析歸納能力（多年後他将因這能力被招募進克格勃，從而得到權限看更多的資料），隻是隐約地意識到，這種看檔案的癖好和他小時候養螞蟻的癖好，其實是同一種。
庫茲明自小羞怯，文弱，習慣了受欺負，因此對其他警員的作弄處之泰然。
他童年唯一的愛好是用玻璃箱盛滿土壤，在裡頭養螞蟻。
螞蟻們渾然不知巢穴的每個角落都已暴露在人類的目光中，依舊忙忙碌碌地挖掘，搬運，分泌，搖擺着觸角。
玻璃是多麼奇妙的物質，讓地底的秘密一下子變得直視無礙。
他精心地伺候着它們，又頻頻制造着災難，往洞口灌水，薰煙，間或随機碾死一兩隻螞蟻，或者扔進一隻馬蜂。
看着蟻群一團潰亂，他忽然意識到這原是屬于上帝的享樂。
庫茲明每天迷醉地瞧着，擺弄着，直到有一天那玻璃箱被高高舉起，在他的尖叫聲中，被憤怒的父親在地上摔得粉碎……而現在，他可以從容地坐在巨大的檔案櫃間，在明晃晃的燈光下恣意浏覽，再也無人幹擾。
庫茲明感到一陣幸福，他覺得整個城市都放進他的玻璃箱了。
他呷了一口咖啡，翻開古廖夫的檔案，津津有味地看起來。
四、聖所 1901年8月出生。
烏克蘭波爾塔瓦省密爾格拉得縣人。
父親是鄉村醫生。
1919年進入彼得格勒音樂學院作曲系，成績優異。
1920年春，在一次遊行中被槍托砸中了額頭，腦部負傷，因病休學一年。
畢業後留校任助教，五年後升為講師。
1930年，他的導師因一封不謹慎的書信被捕，古廖夫也接受了審問，最終被釋放了。
但他也失去了職位，有兩年沒有工作記錄，不知靠什麼維生。
1932年，他被列甯格勒市樂曲審查辦公室招募了。
工作期間表現良好，從未出過纰漏。
1954年，因喪失工作能力而獲準提前退休。
庫茲明翻到下一頁，見到用回形針夾着一份診斷報告，時間是1931年底。
報告裡充斥着艱深的術語，庫茲明隻看懂開頭幾句：“腦部曾受硬物撞擊，造成短時間昏迷。
傷愈後産生強烈的通感反應，主要集中在聽覺方面，持續多年。
”指的應該是1920年那次負傷，庫茲明想道。
末一欄的結論寫着：“經測試，通感五級，達到報送标準，予以推薦。
”底下是醫生潦草的簽名。
奇怪的是，這份報告是抄送給列甯格勒市文化管理局的。
第二年，古廖夫就進入了那個被外界稱為“聖所”的辦公室。
這兩者間有什麼聯系呢？庫茲明決定非弄清楚那機構不可。
直接詢問是不可能的，他不是克格勃，沒這個權限。
他咬着指甲想了一會，去一個架子上翻出1954年列甯格勒市政府部門退休人員名單。
十五分鐘後，他找到了古廖夫的名字。
那年他的部門隻有他一人退休。
庫茲明又翻看前後幾年的名單，發現去年有一個叫基利洛夫的人從樂曲審查辦公室退休，名單上寫了住址和電話号碼。
這是庫茲明自己摸索出的訣竅：要了解一個機構，沒有比審問退休人員更好的法子了。
他們像飄墜在旁的枯葉，脆弱無用，卻藏着整座森林的秘密。
他随即抄起桌上的話筒。
這是他慣用的另一招：在沒有權力拘捕審問時，就以官方的名義在深夜給人打電話，無論他想問什麼，被驚醒的人既想不到懷疑他的身份，也來不及構思謊言，都會在電話那端顫抖着吐露實情。
接電話的正是基利洛夫。
老人似乎剛醒，嗓音渾濁。
庫茲明告訴他自己是民警局的，卻不說什麼事，隻是親切地問候他的退休生活。
對方迷惑了，小心地說現在在為一家劇院工作。
具體什麼工作，他說得含糊，庫茲明大緻猜到了，這老人是憑借他多年的工作經驗，給劇院提供指導，教他們如何修改歌舞劇的樂譜才更容易通過審查。
庫茲明又閑聊了幾句，這才提起古廖夫。
“不算熟，”基利洛夫說，“沒錯，他過去是我的上級，很多年，不過我們除了工作外不怎麼接觸。
很出色，他的能力是我們中最強的……” 庫茲明問他們是怎麼被招募的，以及這機構的運作機制。
對方猶豫起來，似乎在懷疑他的權限。
庫茲明和藹地說，沒關系，如果電話裡不方便告知的話，明天他可以登門拜訪，或請他到警局配合調查。
基利洛夫嗫嚅了一會，便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說了出來。
1932年，蘇聯作曲家協會成立後，官方決定設置一個專門的辦公室，負責樂曲的審查工作。
過審的樂曲才能在音樂廳和劇院公演，或出版樂譜。
在此之前，審查工作由劇目審查總委員會總攬，采取的是委托專家制，即将政治方面無瑕疵、藝術方面有造詣的音樂家納入專家庫，委托他們負責樂譜的審查和評定。
這時期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專家的可靠性難以保證。
一則藝術家之間要麼有交情，要麼有龃龉，難以确保不徇私，二則是專家本身也是創作者，也許今天還在專家庫裡，明天就被定罪；定罪後經他審定的曲目又得全部推翻，從頭來過。
必須要有更科學、更精細的審查制度。
最初的構想來自日丹諾夫同志。
他創造性地提出将音樂轉化為其他感官上的體驗，如轉成具體的圖像來進行審查，從而将審查過程變得可見、可複核。
他聽取了多名科學家的建議，最終制定了招募聯覺人的計劃。
聯覺人即視、聽、嗅、觸、味覺相互連通，觸此及彼的人。
這些聯覺人經過充分的政治教育、必要的樂理訓練之後，就成為測試音樂安全性的可靠儀表。
審查方式大緻如下：讓多名聯覺人聽同一首樂曲，将音樂在他們腦中激起的形象分别記錄下來，再比對多份記錄，由等級更高的聯覺人篩選把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聯覺的不确定性：例如同一段旋律，有人聽出了霧霭，有人聽出了湖泊……最終得出一份針對音樂内容的形象化描述，由主管領導對這份描述進行意識形态方面的審查。
這是最接近科學，或者說看起來最科學的音樂審查辦法了。
個别音樂界人士提出了異議，認為标題音樂指向具體的意象，也許可以這樣操作；可無标題音樂隻是樂音的單純流動，或蘊含某種難以言說的情緒，怎麼能用印象派的方法來剖析意象呢？日丹諾夫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反映深刻社會内容的音樂，就是脫離了實際的形式主義音樂。
完全的無标題是不允許的，送審時必須标明樂曲的基本内容。
他還風趣地舉例說明：顧客在吃一道菜肴前，要求廚師說明菜肴的原料，是理所當然的權利。
發言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
最初提出異議的幾位鼓掌得尤其使勁，大顆的汗珠從他們蒼白的臉頰邊震落。
他們似乎聽見了筆尖在自己名字上劃線的聲音。
該方案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大力支持。
1932年在列甯格勒試點運行，兩年後在各大城市推廣。
樂曲審查辦公室是出版保護總局和文化管理局的聯合機構，它将原先分散在多個部門的音樂審查職能集中起來：審查演奏會曲目、待出版的曲譜集、歌劇樂譜（歌詞由其他部門審查）、電影配樂（劇本由其他部門審查）……它的标志是一面刻着五線譜的銀盾，意味着護衛全蘇聯人民的耳朵。
1948年，日丹諾夫病故後，他的繼任者“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保留了這一制度，并擴大了辦公室的編制。
辦公室設在西郊一所修道院的樓上。
這座建築相當古老，白牆藍頂，隐沒在深濃的橡樹林中。
修道院在革命後關停了，二樓改成博物館，堆積着一幅幅從各處拆毀的教堂裡卸下來的聖像畫。
這兒名義上是博物館，可從不對外開放，隻能說是一座文物倉庫。
聯覺人每天上下班，都要從那些聖像畫前走過，穿行在燦爛的圖案和靜穆的面容之間，無可避免地産生種種難以言喻的幻象。
他們多數不苟言笑，腳步遲緩，真的像一群修士。
經過一條旋轉樓梯，就進入三樓的審查辦公室。
每天上午，都有一大摞樂譜投遞到一樓的傳達室。
辦事員先将作者姓名登記在表格中，填上一個編号；檢查樂譜上是否有署名，有的話用墨水塗掉，再用号碼章蓋上相應的編号。
這是為了确保公正性。
然後才将這份匿名樂譜放進傳送文件的小電梯，穿過中間樓層的聖像倉庫，升到三樓。
三樓劃分成許多隔音的小間，每人一間，一般配有一張辦公桌和一件樂器。
審查員按譜演奏一番，閉目感受，然後詳細地寫出眼前浮現的景象，有時也記下氣味、味道和觸感，作為評定的佐證。
有的作曲家偷奸耍滑，自己也說不清這曲子講的是什麼，隻好随手安一個标題，如伏爾加河的波濤，白淨草原的月光；雄壯些的曲子就寫鋼鐵廠熱火朝天的轟鳴，原野上呼嘯而行的火車之類，期盼能撞上大運，恰好和某個審查員聽出的意象相符。
這樣的概率極低。
通常一份樂譜由五名聯覺人審查，提交的描述報告經古廖夫複核、彙總，最後才上報給主管。
通過審查後，再由傳達室按編号查出作者姓名，通知其領取排演許可證和出版許可證。
未通過的不另行通知，直接銷毀樂譜。
作曲家們背後将審查辦公室戲稱為“聖所”，不光因為那兒原是修道院，也因為内部過于神秘，甚至有人傳說那裡每天焚燒樂譜的火焰從不熄滅，就像聖所裡的七枝長明燭台一樣。
作曲家之間常這樣對話：最近寫了什麼？别提了，又給聖所供奉了兩支蠟燭。
意思是剛有兩篇作品被燒掉。
這種污蔑是很不負責的，因為審查辦公室四十年代起就用碎紙機處理樂譜了。
基利洛夫從小就有敏銳的通感，一度給他的生活造成困擾。
他聽到急劇的刹車聲，嘴裡就會湧起濃烈的橡膠味；器樂一響他眼前就遊動着一團團色塊，顔色随着曲調變幻；有時嗅覺和觸覺也會聯通，如聞到柏油味時他手心便感到一陣黏稠，幾乎無力張開。
他們這樣的聯覺人通常都深居簡出，出門都得戴着耳罩和墨鏡，沒法勝任正常的工作。
物質世界對他們的刺激太大了。
他的神經科大夫看到了官方通告，推薦他去報名。
經過了一輪又一輪受刑般的考核後——無非是給他們聽各種怪異聲音，要求描繪出腦海中出現的畫面——他和古廖夫同年被錄用了。
聽說古廖夫是事故導緻的後天性通感，但他的通感等級是最高的，又曾在音樂學院任教，業務能力無疑最出衆。
在聖所中，隻有古廖夫的隔音間不設樂器。
他有很強的内心聽覺，不用試演，隻要讀譜，就能看見音符深處潛藏的形象。
一般人因音樂産生的幻象是一團朦胧的色彩，飄忽不定的線條，古廖夫能把它們凝聚成具體的事物，描述出來，幾乎十中八九，簡直像占蔔術或特異功能。
他似乎能沿着曲譜追溯到作曲者創作時的心中所想，乃至潛意識裡掠過的景象，就像品酒師一沾杯沿，就能說出葡萄生長時的陽光雨露；或者如古生物學家，從一小截指爪化石中還原出巨獸的身影。
曾有個别作者不忿作品被斃，層層申訴，直到看了古廖夫寫的描述報告，才記起構思時腦中一閃而過的畫面，隻好服氣。
據說古廖夫的校友肖斯塔科維奇也對他這項本領歎服不已。
古廖夫的工作态度是很嚴謹的。
有一回他們審一首嬉遊曲，一個審查員的描述是“陽光下旋動的花環”，基利洛夫的描述是“草地上一群孩童牽着手轉圈圈”，其他人大緻相似。
古廖夫看了半晌，說，孩童們是在歡笑着做遊戲，但笑得有些虛假；你們沒注意到大提琴在低音部陰恻恻地徘徊嗎？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