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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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調動，也沒有單位願意接收。
一切都要等羅想農畢業了再說。
分崩離析的格局就這麼延續着，隻不過從青陽轉移到了南京。
偶爾羅想農心裡會想，在中國，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會有多少個家庭在上演着差不多相同的悲劇呢？是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厮殺、什麼樣的人性錯位，才使得這些令人噓唏的事情一件件地發生啊。
一九七九年的南京大學，校園是古樸和幽靜的。
教學區在北，生活區在南，中間隔着一條窄窄的小馬路。
早晨、中午和傍晚，成百上千年輕的和不年輕的師生們出校門，進校門，布衣膠鞋，行色匆匆，隻有穿行在其中的叮鈴鈴歡響的自行車才能弄出一些小小的動靜。
任何時候一擡眼睛，“文革”的遺迹随處可見：沒有來得及鏟除幹淨的牆壁上的“打倒”标語，角落裡偶爾會看見的殘留的大字報碎片，屋頂上武鬥中踩碎的瓦礫，不常使用的大樓裡的破損的門窗和玻璃，還有這裡那裡噴塗或是雕塑的“偉人”頭像。
學生們很多是滿面滄桑，如羅想農這樣結了婚，有了家庭。
老師們一律神情嚴肅，走路目不斜視，說話前先顧左右，再言其它，是文革多年養成的習慣。
隻有校園裡的樹木和花草，年複一年的，不顧人世間的紛亂和煩擾，兀自靜悄悄地長。
春天校園裡是梧桐樹和迎春花的世界。
梧桐飄絮，亂花迷眼，滿校園飄蕩着一團一團的半透明的毛毛，讓師生們咳嗽，打噴嚏，淌眼淚水，既苦惱又幸福。
迎春花黃燦燦的，先于所有的花卉熱烈開放，從牆頭和高坡上一簇簇地披挂下來，明豔奪目，弄得大家想不注意都不行。
夏天，榉樹和洋槐樹上的知了叫得聲嘶力竭，仿佛活了今天就沒有明天似的，有一種悲壯搏命的意思。
秋天開始落葉了，花圃和辦公樓窗台上的菊花也開了，一邊是蕭瑟，一邊是明媚，兩相參照，覺得人生還是美好。
最驚喜不過是冬天來一場雪，滿樹銀枝，道路樓房一片潔白，雖然過不長久雪會融化，但是早晨一推窗戶的激動，會久久地留在腦海裡，一直保存到第二天的冬季開始。
羅想農的實驗室窗前，逶迤着小小一片銀杏樹林，每每站在窗前擺弄試管儀器，一擡眼，秀美的銀杏樹就對他颔首微笑，弄得他心情大好。
夏末他進校報到時，銀杏樹葉是墨綠色的，一片一片像是精巧的小耳朵，他弄出的任何動靜它們都聽得到。
一眨眼到了深秋，在他的日夜苦讀之間，在時光流轉中，樹葉黃成了一挂挂的金鎖片，西風吹起來，鎖片和鎖片之間碰撞，飒啦啦地響，安靜下來感受，比校園裡新近流行起來的老柴和老貝的交響樂更好聽。
羅想農盡量不去打擾喬麥子的生活。
知人識趣的男人，甯可在自己喜歡的女孩子面前隐身，也不會選擇做一個張牙舞爪的小醜，讓對方厭惡。
而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生活，本來就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互相之間很少會形成交錯。
本科生人多，動辄就上大課，幾十上百個人擠在一間教室裡，黑壓壓頗有規模。
研究生的人數寥寥無幾，基本上不進教室，教授們需要提供輔導時，會通知學生到自己家裡，促膝之間耳提面命，研讀書目就開出去了，研究方向也商定下來了。
還有，研究生和本科生住不同的宿舍樓，吃不同的食堂，用不同的水房和浴室，在不同的場所娛樂和鍛煉，如果雙方之間不形成主被動關系的話，彼此間實在相隔着遙遠的星系，丢一個眼神過去就要倏忽千百個光年。
曾經有一次，羅想農在他二樓的宿舍窗口看見了喬麥子。
她當時背着一個帆布的黃書包，一個人腳步匆匆地走。
路上的女同學們都是勾肩搭背叽叽喳喳走成快樂的一堆，喬麥子形單影隻的樣子，讓無意中瞥見她的羅想農心裡發疼。
幾乎是下意識地，他趴在窗口，喊了一聲她的名字。
喬麥子聽見了，頭擡起來，目光一下子撞上了他的臉。
一刹那之間，根本還來不及做反應，出于本能地，喬麥子立刻轉身，從樓前的小樹林子裡穿過去，拐上另外一條岔道。
羅想農找到喬麥子的班級輔導員，千方百計打聽出來，她那天要上的是一堂公共英語課，從她的宿舍樓去到英語聽力室，必經羅想農的房間窗口。
第二天，第三天，同一個時間，羅想農趴在窗台上，目不轉睛地，看樓下川流不息的人，在人群中尋找那一張熟悉的臉。
第二個星期，第三個星期，羅想農走火入魔一樣，準時準點地在窗口凝望，辨别，期盼。
他再也沒有在那條路上見到喬麥子。
他知道她不會出現了。
樹木葳蕤的校園，成千上萬的師生，一個人想要躲避另一個人，容易得就像擤一個鼻子那樣簡單。
再然後，有一天，羅想農收到了青陽老家發過來的電報，得知李娟已經入院待産。
他急急忙忙地請了假，坐七個小時的長途公共汽車回老家，興沖沖準備擁抱他的新生嬰兒。
等他下了汽車，飛奔到青陽醫院産科病房時，卻發現氣氛反常，産婦李娟背朝着牆壁，死活都不肯轉過頭來看他，親戚們個個灰頭土臉，閉口不言。
再一問，原來孩子生下來就是死胎，已經交由醫院作了處理。
他的丈母娘，李娟的媽媽，眼淚巴嗒地告訴他：“是個男孩哦。
” 他有點失望，但是并沒有太多悲傷。
坐到李娟床邊，他真心誠意勸說她：“沒事的，我們還會有的。
” 當時他真的是這麼想了。
他們多年輕啊，身體多麼健壯啊，孕育三兩個孩子算個什麼大事呢？說句不難為情的話，分分鐘都可以把種子播下土地。
他哪裡會料到李娟從此埋下了抑郁症的病根子呢？要是知道接下來的災難會像瀑布一樣飛速地往下滑，接都接不住，擋也擋不住，他一定會逼着李娟辭職而後把她帶回南京去，把她放在自己身邊，好好地呵護她，将養她。
世界上的事情，那些順順當當一步踩出一朵蓮花的，都是我們事先曾經想到的；而所有那些悲傷的破碎的令人扼腕長歎的，都悄悄潛伏在暗處，鬼魅一樣無聲無息，專揀某個夜深人靜時，忽拉一下子蹦出來，打你個猝不及防，人仰馬翻。
一切都要等羅想農畢業了再說。
分崩離析的格局就這麼延續着，隻不過從青陽轉移到了南京。
偶爾羅想農心裡會想，在中國，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會有多少個家庭在上演着差不多相同的悲劇呢？是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厮殺、什麼樣的人性錯位，才使得這些令人噓唏的事情一件件地發生啊。
一九七九年的南京大學，校園是古樸和幽靜的。
教學區在北，生活區在南，中間隔着一條窄窄的小馬路。
早晨、中午和傍晚，成百上千年輕的和不年輕的師生們出校門，進校門，布衣膠鞋，行色匆匆，隻有穿行在其中的叮鈴鈴歡響的自行車才能弄出一些小小的動靜。
任何時候一擡眼睛，“文革”的遺迹随處可見：沒有來得及鏟除幹淨的牆壁上的“打倒”标語，角落裡偶爾會看見的殘留的大字報碎片，屋頂上武鬥中踩碎的瓦礫，不常使用的大樓裡的破損的門窗和玻璃，還有這裡那裡噴塗或是雕塑的“偉人”頭像。
學生們很多是滿面滄桑，如羅想農這樣結了婚，有了家庭。
老師們一律神情嚴肅，走路目不斜視，說話前先顧左右，再言其它，是文革多年養成的習慣。
隻有校園裡的樹木和花草，年複一年的，不顧人世間的紛亂和煩擾，兀自靜悄悄地長。
春天校園裡是梧桐樹和迎春花的世界。
梧桐飄絮，亂花迷眼，滿校園飄蕩着一團一團的半透明的毛毛，讓師生們咳嗽，打噴嚏，淌眼淚水，既苦惱又幸福。
迎春花黃燦燦的，先于所有的花卉熱烈開放，從牆頭和高坡上一簇簇地披挂下來，明豔奪目，弄得大家想不注意都不行。
夏天，榉樹和洋槐樹上的知了叫得聲嘶力竭，仿佛活了今天就沒有明天似的，有一種悲壯搏命的意思。
秋天開始落葉了，花圃和辦公樓窗台上的菊花也開了，一邊是蕭瑟，一邊是明媚，兩相參照，覺得人生還是美好。
最驚喜不過是冬天來一場雪，滿樹銀枝，道路樓房一片潔白，雖然過不長久雪會融化，但是早晨一推窗戶的激動，會久久地留在腦海裡，一直保存到第二天的冬季開始。
羅想農的實驗室窗前，逶迤着小小一片銀杏樹林，每每站在窗前擺弄試管儀器，一擡眼，秀美的銀杏樹就對他颔首微笑，弄得他心情大好。
夏末他進校報到時，銀杏樹葉是墨綠色的，一片一片像是精巧的小耳朵，他弄出的任何動靜它們都聽得到。
一眨眼到了深秋，在他的日夜苦讀之間，在時光流轉中，樹葉黃成了一挂挂的金鎖片，西風吹起來，鎖片和鎖片之間碰撞，飒啦啦地響，安靜下來感受，比校園裡新近流行起來的老柴和老貝的交響樂更好聽。
羅想農盡量不去打擾喬麥子的生活。
知人識趣的男人，甯可在自己喜歡的女孩子面前隐身，也不會選擇做一個張牙舞爪的小醜，讓對方厭惡。
而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生活，本來就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互相之間很少會形成交錯。
本科生人多，動辄就上大課，幾十上百個人擠在一間教室裡，黑壓壓頗有規模。
研究生的人數寥寥無幾，基本上不進教室，教授們需要提供輔導時，會通知學生到自己家裡，促膝之間耳提面命，研讀書目就開出去了，研究方向也商定下來了。
還有，研究生和本科生住不同的宿舍樓，吃不同的食堂，用不同的水房和浴室，在不同的場所娛樂和鍛煉，如果雙方之間不形成主被動關系的話，彼此間實在相隔着遙遠的星系，丢一個眼神過去就要倏忽千百個光年。
曾經有一次，羅想農在他二樓的宿舍窗口看見了喬麥子。
她當時背着一個帆布的黃書包，一個人腳步匆匆地走。
路上的女同學們都是勾肩搭背叽叽喳喳走成快樂的一堆，喬麥子形單影隻的樣子，讓無意中瞥見她的羅想農心裡發疼。
幾乎是下意識地，他趴在窗口，喊了一聲她的名字。
喬麥子聽見了，頭擡起來，目光一下子撞上了他的臉。
一刹那之間，根本還來不及做反應，出于本能地，喬麥子立刻轉身，從樓前的小樹林子裡穿過去，拐上另外一條岔道。
羅想農找到喬麥子的班級輔導員，千方百計打聽出來，她那天要上的是一堂公共英語課，從她的宿舍樓去到英語聽力室，必經羅想農的房間窗口。
第二天，第三天，同一個時間，羅想農趴在窗台上，目不轉睛地，看樓下川流不息的人，在人群中尋找那一張熟悉的臉。
第二個星期，第三個星期，羅想農走火入魔一樣，準時準點地在窗口凝望，辨别，期盼。
他再也沒有在那條路上見到喬麥子。
他知道她不會出現了。
樹木葳蕤的校園，成千上萬的師生，一個人想要躲避另一個人，容易得就像擤一個鼻子那樣簡單。
再然後，有一天，羅想農收到了青陽老家發過來的電報，得知李娟已經入院待産。
他急急忙忙地請了假，坐七個小時的長途公共汽車回老家，興沖沖準備擁抱他的新生嬰兒。
等他下了汽車，飛奔到青陽醫院産科病房時，卻發現氣氛反常，産婦李娟背朝着牆壁，死活都不肯轉過頭來看他，親戚們個個灰頭土臉，閉口不言。
再一問，原來孩子生下來就是死胎，已經交由醫院作了處理。
他的丈母娘，李娟的媽媽，眼淚巴嗒地告訴他：“是個男孩哦。
” 他有點失望，但是并沒有太多悲傷。
坐到李娟床邊，他真心誠意勸說她：“沒事的，我們還會有的。
” 當時他真的是這麼想了。
他們多年輕啊，身體多麼健壯啊，孕育三兩個孩子算個什麼大事呢？說句不難為情的話，分分鐘都可以把種子播下土地。
他哪裡會料到李娟從此埋下了抑郁症的病根子呢？要是知道接下來的災難會像瀑布一樣飛速地往下滑，接都接不住，擋也擋不住，他一定會逼着李娟辭職而後把她帶回南京去，把她放在自己身邊，好好地呵護她，将養她。
世界上的事情，那些順順當當一步踩出一朵蓮花的，都是我們事先曾經想到的；而所有那些悲傷的破碎的令人扼腕長歎的，都悄悄潛伏在暗處，鬼魅一樣無聲無息，專揀某個夜深人靜時，忽拉一下子蹦出來，打你個猝不及防，人仰馬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