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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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不管胡秉宸平日對史峤多麼崇尚、信賴，他也不抱任何僥幸的幻想。
不要說史峤，即便死心塌地愛着他的白帆或他的親娘老子被捕，也别想讓他放棄警惕和設防。
胡秉宸意識到，整個地下情報交通系統處在嚴重的危急之中，立即通知所有同志并組織緊急撤退。
他首先考慮的是電台，迅速将電台工作人員撤至延安。
大體安排就緒，隻是還有兩件事沒有落實。
一個負責電台收發的牧師堅決不肯撤離，一再傻頭傻腦地堅持着：“真正的共産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
” 這位頑固堅持“真正的共産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牧師，讓胡秉宸傷透了腦筋。
既不能強行撤離又不能放任自流，萬一牧師被捕誰敢擔保他不出問題？！即使不叛變，這樣的傻頭傻腦怎能應付奸險狡詐的審訊?于是隻好委派牧師一個無足輕重的任務，讓他遠離重慶，傻頭傻腦的牧師才揣着那個任務高高興興上路了。
事後證明，牧師對“真正的共産黨員”估計不錯。
李琳叛變，能出賣的隻是那個聯絡點。
國民黨特工捕獲史峤，應該說是機會使然，如果沒有那個突如其來的交通帶來重要情報，史峤是不會被捕的。
掌握整個情報交通系統的史峤，顯然并沒出賣任何機密、任何人。
因為自他被捕後，再也沒有同志被捕，地下工作也沒有遭到任何破壞。
國民黨特工掌握的線索，隻好在他那裡中斷。
後來上級機關花錢找門路，終于将史峤具結保釋。
此外就是胥德章前去執行任務尚未返回，胡秉宸擔心胥德章不能及時得到緊急撤退的通知，難免不出意外。
眼下情況危急，他決定親自出馬前去攔截。
他神速來到另一個地下聯絡點，一個“雞鳴早看天”的小旅店，有點像《沙家浜》裡阿慶嫂的那個茶館，老闆也是寡婦，能力上與開茶館的阿慶嫂不相上下。
晚上，胡秉宸剛和幾個住店人在同一隻巨木盆裡洗過腳，就發現氣氛緊張起來，說不出什麼明顯征候，隻覺得老闆娘看他的眼色有些特别。
以他多年的經驗來說，“危險”這兩個字絕對是一種物質，一種可以嗅得出氣味的物質，而不是一個蒼白無力的形容詞。
還發現有人在旅店門口轉來轉去，甚至有槍托砸地的聲音…… 胡秉宸反複回想自己的一舉一動，最後認定自己沒有暴露身份的可能，沿途也肯定沒有人跟蹤，當地更不可能有人發現他，于是他斷定有人認錯了人。
這種五色雜陳的地方認錯人的事經常發生，這種情況下最好裝做什麼都不知道，免得把與己無關的事扯上身來。
于是他上了那張公用大木床，鑽進…餘又硬又厚木闆樣的公用棉被，倒頭就睡。
不一會兒，兩個年輕漢子就睡在了他的兩側，把他緊緊地夾在了中間。
這種“雞鳴早看天”的小店，就是這麼個住法。
好幾個人在同一隻巨木盆裡洗腳，在同一張大木，床上睡覺，同蓋一張被……不論世家出身的胡秉宸多麼不習慣這種睡法，他也不能拒絕。
兩個漢子有意這裡擠他一下，那裡擠他一下，顯然想摸一摸他身上有沒有槍。
第二天早晨起床後，在旅店門口轉來轉去的人和身邊兩個壯漢卻不知去向，好像與晨霧一起消散了。
按照原來計劃，胥德章應該在這天早晨到達這個聯絡點，但他投有如期到達。
加上昨夜的情況，胡秉宸緊張起來。
他決定到縣城探探虛實。
迎面撞上一個翻譯官或叫做漢奸的那種人。
就像後來在電影上常見的那樣，推一輛自行車，上身一件黑色對襟短襖，裡襯一件白色對襟内衣，下身是打着綁腿的黑色緬裆褲，腰裡别把盒子槍。
那人一眼看到胡秉宸這張陌生的臉，馬上将他攔住，盤問有無“良民證”。
胡秉宸說：“有。
” 就在胡秉宸慢慢吞吞往外掏“良民證”的時候，突然看到胥德章沿着縣城那條街，從對面晃晃悠悠走來。
原來胥德章返回時途經一座曆史名城，想着任務已經完成不妨憑吊一番，所以沒有按時到達聯絡點，當然也沒想到胡秉宸會前來攔截。
胡秉宸反應異常之快地摸着自己的衣襟，高聲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金磚丢了，那可是我跑生意的本錢!”希望就此引起胥德章的注意，抓緊機會趕快離開。
胥德章聽到了胡秉宸的吵鬧，一看形勢，立刻明白胡秉宸為什麼高腔大嗓，但怎麼也想不出胡秉宸到這裡幹什麼，又怎麼被漢奸抓住。
面對此情此景，胥德章判斷眼下沒有可行的營救辦法，痛心自己什麼也不能做，隻能裝做不相幹的樣子繞道而去。
胡秉宸回轉身去朝來路張望，…副尋找失物的模樣，又拔腿向來路跑去，将漢奸的注意力引向自己。
見胡秉宸要跑，漢奸喊道：“站住，不然我要開槍啦！” 原本可能是例行公事的盤查，不一定要采取什麼行動，但胡秉宸這通不知真假的金磚丢失案以及逃跑企圖，讓漢奸非常惱怒，果然沒有發現背後的胥德章，對胡秉宸吼道：“跟我走一趟廠當胡秉宸被關進牢房時，他想的最多的是胥德章是否安全到達聯絡點并離開了此地，相信他的情況胥德章會迅速通知組織……然後開始考慮對策，門卻砰的一聲開了。
先進來一夥密偵隊的漢奸特務，劈頭蓋臉給他一頓亂揍，然後就是搜身。
他身上那些蔣管區新發行的，一元等于法币二十元的保值鈔票“關金券”，着實讓漢奸特務們歡喜了一陣。
随後不了個日本軍曹，開始對胡秉宸進行審訊。
日本軍曹并不坐在桌子後面，而是一邊審訊一邊繞着他轉，出其不意就掀起胡秉宸的長袍下擺，妄圖從他的立姿上尋出軍人的蛛絲馬迹，幸虧他的兩腿自由散漫地叉着而不像軍人那樣繃得筆直；或驟然掀掉他的禮帽，查看他的額頭有無戴過軍帽的痕迹；或喝令他伸出手來，查看他的手指、手掌，有否使用武器或勞動過的迹象……凡此種種，白臉書生胡秉宸一概全無，始終咬定自己是商人。
日本軍曹一禾所獲，便叫人把他押到牢房關了起來。
一直隐蔽在後的寡婦此時隻好出面。
這女人非但談不上俊俏，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醜陋，按照二十世紀末的說法還非常骨感，可在那時骨感還，末走進時尚，所以沒有任何女人的武器可以憑仗，居然在封鎖線上開店、跑生意，而且幹得不比男人差，該是何等功夫!說到營救胡秉宸，花錢就是，上上下下打點一番于她該是駕輕就熟。
特務漢奸們在日本人面前給胡秉宸來了個形式上的過堂，就“取保釋放，随傳随到”了。
她親自來接胡秉宸。
胡秉宸剛跨過牢門她便就地燒了一堆紙，又讓胡秉宸從火堆上跨過，一直前行不準回頭，說是這樣才不沖犯獄神，不會再坐牢。
胡秉宸一一照辦，沒有敷衍，誠心誠意。
胥德章還在“雞鳴早看天”等他，他們一同回到重慶，一同隐蔽下來。
胥德章從未對胡秉宸說過因憑吊曆史名城，不能按時到達聯絡點惹下的禍。
幸虧胡秉宸被營救出來，如果救不出來呢?想想都後怕。
越是後怕，他越不敢對胡秉宸說出實情。
很長一段時間内，胥德章對這位老同學充滿感激、感動和敬仰，甚至胡秉宸遲遲未能發展他人黨，他也沒有心生芥蒂。
死亡、艱難險阻算得了什麼?難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着一口氣的日子。
這種日子一過就是十幾年，什麼時候才能松口氣?誰也無法回答。
那時連胥德章的夢都是黑的。
楚霸王隻不過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劍自刎，而他們則是長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長年累月地住在無牆的牢房裡，且沒有一毫屏障可以間隔，一不公心就會賠進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黨的事業!這個分量不好掂量啊。
那時候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沒有必然成功的保證，為革命作出的任何犧牲都不具有“投資”性質，絕對沒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黨員”兩個字是高度濃縮、高度凝結的崇高誓言。
除了更多的負擔、更危險的工作、更五條件的服從……什麼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發展胥德章入黨，隻能說他胥德章付出的還不夠，除了繼續奮鬥、努力争取，沒有什麼可說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後，“黨員”這個稱号才漸漸“增容”，它不僅僅是高度濃縮、高度凝結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級别……實非他們當初的想像。
那麼人不入黨、黨齡長短，也就凸現出特别的意義。
胡秉宸為什麼壓了多年不批準胥德章入黨?胥德章有什麼突出的缺陷嗎? 按照胡秉宸的說法，一九四二年後中央有個暫停發展黨員的政策。
可是這粒不經意掉下、被他們暫時忽略不計的種子，卻在當初無法想像的情況下發了芽。
不過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冰凍幾千年、毫無生命迹象的種子，在适當培育下都能發芽，何況這樣一粒種子? 胡秉宸險些為胥德章丢了性命的往事，自然也就随風而去。
胥德章不但沒有心生芥蒂，還一廂情願地以胡秉宸為知己。
哪怕當時常梅的興趣在胡秉宸身上，胥德章也沒有嫉恨于心。
直到胡秉宸選定白帆，并在同居當天晚上，從他們房間傳出那一聲巨響之後，胥德章才作為胡秉宸的遞補，被常梅接受。
胥德章甚至感謝那聲巨響，為他炸開了常梅緊閉的門。
而那一聲巨響，卻把常梅的心不是炸開一條日後可以彌補的裂縫，而是炸為再也不能補綴的碎片，就像無法修複的粉碎性骨折。
那天晚上，常梅一直在等着一個她也說不清楚的驗證。
她不死心地站在院子裡，等待着，辨聽着，可沒想到等來的是這樣一聲巨響。
常梅恨恨地想：白帆，你是不是太過分了?你怎麼能把床都折騰塌了?你在向誰顯擺你的得意、你被操的快活? 無人可以想像，胡秉宸和白帆将床闆折騰塌了的後果；無人能夠知曉，那聲巨響對常梅的傷害。
隻能從幾十年後，有關白帆的一次政治審查中猜到一些什麼。
“審幹”運動中，白帆當年的台灣之行無人證明。
由于地下工作單線聯系，派遣白帆前去台灣執行任務的領導人又在解放戰争中犧牲，這個問題隻好“說不清楚”。
彼時擔任會計工作的常梅，完全可以從領取差旅費這一線索幫助白帆說清楚。
可是已經犧牲的領導人既然不能證明他曾派遣白帆去台灣執行任務，也就不能證明他讓常梅支付過白帆的差旅費，是真正的死無對證。
這個問題隻好“挂”了起來。
因為這個“說不清楚”，出生人死的革命老幹部白帆，直到寓休前才得到一個區區行政十四級的“照顧”。
比起這個副局級待遇。
白帆更心疼的是她政治上的清白，可是死無對證的她隻好繼續“挂”着。
不能說常梅的犧牲不大，她為心裡那個一藏幾十年的愛情犧牲了她的良知。
她為此哭泣過，痛苦過，猶豫過……特别像她這樣一個不論與誰共事，都會赢得“你辦事我放心”這種評價的人，她那一顆顆眼淚，是無法用正常的戥子來稱量的。
她隻能這樣振作自己：“挂”起來算不得什麼處分，與叛徒、奸細之類的敵我矛盾毫不沾邊，頂多影響使用、提級。
“挂”起來有點像在銀行挂失，一旦存款折子失而複得，本息照付，所不同的是，白帆的存款折子永遠找不到了。
白帆更不知道，如果幾十年前的那個晚上她和胡秉宸不那麼折騰，以至把床都折騰塌了，并在砸向地面時發出那聲巨響，也不會落下一個“挂”的結果。
愛，是不能忘記的。
國民黨特工很快釋放了李琳。
人們有理由猜想，國民黨特工這樣快就釋放李琳，最大的可能是希望她再次混入革命隊伍，繼續為他們提供情報。
如果這樣設計，未免太愚蠢了，他們也不想想，李琳還能再次混進革命隊伍嗎?但有一點毫無疑問，國民黨特工無時不在監視着釋放後的李琳。
地下組織也在尋找機會，準備除掉這個叛徒。
在嚴酷的革命時期，為保證革命工作的順利進行以及同志們的生命安全，他們不得不以這樣的形式書寫一份革命教科書，以懲戒那些叛變的人，警戒那些可能叛變的人。
在國民黨特工部門和地下組織的雙重監視下，出獄不久的李琳像從地球上蒸發了，不但國民黨特工部門找不到她，連想要滅掉她的地下組織也找不到她了。
她為什麼蒸發?是不願再與國民黨遭遇，還是知道地下組織準備除掉她?或是她看透了什麼，或是她覺得再也沒臉見人?…… 這個自由散漫、奇笨無比的李琳，又怎樣在雙重監視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她生沒生下那個孩子2如果她還活在世上，又怎樣逃脫一九四九年以後篦虱子一樣的戶口制度和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2也許她沒有活到那個時候就因病或因天災而亡? 她畢竟為共産黨工作過，接受過應該如何面對敵人酷刑的革命教育，她在餘生會不會不斷反思：如果沒有肚子裡的孩子，她會不會堅挺到底?如她這樣一隻白蝴蝶，未必敢下那個保證。
她當然不知道後來有人寫了一本小說叫做《紅岩》，電不知道裡面有個原版原型叫做江竹筠的革命者江姐，那江姐一定如斯大林所說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
像她這樣一個僅僅有着正常生理極限的人，是不可能忍受那種酷刑的。
她可能非常感謝肚子裡的孩子，為她的叛變提供了一個比較人道的理由…… 她何必參加革命?即便在家裡當小姐，也比當叛徒對革命的損害少。
在幾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李琳無處可尋，而那個相信“真正的共産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牧師，卻成為那一叛變事件的主角李琳的替身，慘死在革命小将紅衛兵的手中。
畢竟牧師過自從事的地下工作與電有苯，也算讓他專業對口，革命小将們耐心地在他身上一圈圈纏滿電線，看起來很像一個人形變電線圈。
整個纏繞過程中，牧師一直不停地說：“真正的共産黨是不會迫害無辜的!”不知道在接通電源那一霎，牧師是否意識到自己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
自從李琳被捕後，唐敏之也無蹤無影。
或許他擔心李琳出賣? 按照當時地下黨單線聯系的工作原則，他會不會是另一條線上的人物?就連國民黨特工還有“中統”、“軍統”之分，何況比國民黨特工不知高明多少的共産黨? 他到底是誰? 對于和李琳那段短暫的愛情，他怎麼想? 也許當國民黨特工沖上樓的時候，李琳和唐敏之從那腳步聲就聽出非同尋常，知道大難臨頭。
他們也許打開窗子，窗下就是低矮的屋脊，認為那是一條逃生之路。
當他們決定從那裡出逃時，李琳卻突然将唐敏之推出窗外，随即鎖閉了窗戶。
自由主義者李琳突然決定留下自己作為路障，當她周旋于國民黨特工的時候，唐敏之就可能有充分的時間脫身。
要不要責怪唐敏之為什麼不回轉身來與李琳有難同當?任何人在那種情況下都知道不能作無謂的犧牲，或許他也想着，隻有他逃脫才有可能營救李琳。
也許他們後來互相找到?誰知道李琳将唐敏之推出窗外之時，是否與他約定有朝一日到什麼地點會合?那麼李琳的叛變不僅僅是為了肚子裡的生命，還有對唐敏之的愛情，而後他們逃離了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這一點不難做到。
至于釋放李琳，究竟是國民黨特工的一個陰謀，還是唐敏之通過什麼手段所做的營救? 或許一切都是動蕩年代才會發生的錯節? 也許唐敏之跳出窗戶逃走的假說根本不能成立…… 也許…… 随着他們的消失，所有的“也許”都成了永久的秘密。
11 自史峤離開重慶後，這是他和胡秉宸的第一次重逢。
如果軍分區沒有派史峤到這個團來檢查工作，胡秉宸送來的那份情報還不知會撂到什麼時候。
史峤說：“我們那裡有電台，可以發送你帶來的情報，然後再把你送到大軍區。
” 于是胡秉宸就跟着史峤到軍分區去，不再受制于勞力者趙大錘，生活上也舒服多了，不但有了筷子也有了碗，還吃了兩次雞。
一同吃飯的還有一位随同史峤前來檢查工作的政治委員，山西人，延安時期中央黨校的總務科長，一路上不停地向胡秉宸吹噓他在中央黨校的歲月，學員們如何認真讀革命的書……胡秉宸任他胡吹一氣，懶得向他說明自己就是從延安出來的優秀分子。
那盆雞就放在小桌中間，吃完飯警衛員收走碗筷，雞骨頭就無遮無攔地暴露在桌面上，整隻雞的骨頭似乎都集中在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的面前。
胡秉宸不客氣地說：“你看，雞全被你一個人吃光了。
” 面對雞骨戰場，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什麼也不好說。
第二隻雞的情況有些不同，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改變了戰術，飯後，桌面上一塊雞骨頭也沒有。
待警衛員擦完小飯桌又将小飯桌搬走後才發現，原來雞骨頭都堆在了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的腳下。
胡秉宸又說：“看看，地道戰也隐蔽不了。
” 史峤就看了胡秉宸一眼，覺得胡秉宸比從前話多了。
在路上又轉了一個星期，那份情報前前後後就耽誤了二十多天，胡秉宸說：“什麼情報都過時啦!” 史峤顯然比重慶時期老練許多，隻是苦笑一下，什麼都沒有說。
轉來轉去，胡秉宸再次跟着史峤轉到了葉家集。
他們到葉家集的澡堂子洗了澡，區委書記和區長犧牲在澡堂子裡的事，就是史峤告訴他的；至于區長所講的葷段子，則由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委轉述。
到達軍分區的前一天，他們必須穿過一條大路，偵察員報告說，國民黨至少有一個師開了過來，而史峤所帶兵力頂多一個連。
幸虧他們還沒通過大路，就在附近的山丘後埋伏下來。
國民黨那支隊伍不知怎麼走得那麼慢，直到天黑才走完，他們這才趕快通過大路。
過了大路就是一個河谷，越過河谷才能到山裡，雖然天很黑了，參謀還是說，“快走，不能在這裡住下，敵人離得太近，也許後面還有。
” 可是史峤說：“你們走吧，我不能走。
我要等我的一個偵察員，他是我最好的偵察員。
剛才過了一個師的國民黨，而且說不定後面還有，我特别不放心。
” 看來一個人的脾性是很難改變的，‘即便經過常梅和胥德章的婚禮、李琳的叛變和史峤本人的，被捕。
參謀命令一些戰士留下，史峤不同意。
他說：“這裡聽我的，走吧，你們快走吧。
” 有必要這樣做嗎?! 不是胡秉宸殘酷，不講同志情誼、不關心下級，史峤的任務是掌握大局，怎能這樣事必躬親?! 戰争期間沒有什麼理由多說，再說胡秉宸不過是個外來人，既然史峤有命令，他也不便再說什麼。
隻見史峤将腰上的手槍取下，握在手裡，就勢在河谷伏下身來，再也沒有回過頭。
作為一個資深地下工作者，胡秉宸在調頭前行的最後一瞥中，不僅将四周環境一一刻進腦海，還看到史峤那支手槍玲珑得像個弱不禁風的女人。
這讓胡秉宸生出莫名其妙的聯想。
沒想到就此一别，他們還要等上三十年才能再次相逢。
胡秉宸一路順利到達軍分區，明知已經沒有意義，還是将情報盡快發疊出去。
春節也就随之來臨，政治部主任還把他找去吃了頓餃子。
之後他被送到大軍區。
早在胡秉宸出發時軍區就已接到電報，沒想到幾個月後才見到這個送情報的人。
至于他從軍分區發送來的情報，也因為時過境遷，沒有什麼意義了。
他将一路隋況作了彙報，對幾次驚險隻字未提，隻将沒有電台的尴尬和被當做特務全身扒光的情況說了一說，大家哈哈一笑。
這就是胡秉宸在大别山區前前後後走了大約半年的結果。
不過胡秉宸總算沒有虛此一行，離開大軍區時，他将部隊南下時從陝甘甯帶出的特殊物品攜至上海售出。
售後所得，不但為抗日活動解決了部分補給、經費，又為沒有冬衣的部隊籌辦了部分棉布和棉花。
12 單槍匹馬的史峤不但沒有犧牲，而且等到了他那個最好的偵察員。
不要說史峤，即便死心塌地愛着他的白帆或他的親娘老子被捕，也别想讓他放棄警惕和設防。
胡秉宸意識到，整個地下情報交通系統處在嚴重的危急之中，立即通知所有同志并組織緊急撤退。
他首先考慮的是電台，迅速将電台工作人員撤至延安。
大體安排就緒，隻是還有兩件事沒有落實。
一個負責電台收發的牧師堅決不肯撤離，一再傻頭傻腦地堅持着：“真正的共産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
” 這位頑固堅持“真正的共産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牧師，讓胡秉宸傷透了腦筋。
既不能強行撤離又不能放任自流，萬一牧師被捕誰敢擔保他不出問題？！即使不叛變，這樣的傻頭傻腦怎能應付奸險狡詐的審訊?于是隻好委派牧師一個無足輕重的任務，讓他遠離重慶，傻頭傻腦的牧師才揣着那個任務高高興興上路了。
事後證明，牧師對“真正的共産黨員”估計不錯。
李琳叛變，能出賣的隻是那個聯絡點。
國民黨特工捕獲史峤，應該說是機會使然，如果沒有那個突如其來的交通帶來重要情報，史峤是不會被捕的。
掌握整個情報交通系統的史峤，顯然并沒出賣任何機密、任何人。
因為自他被捕後，再也沒有同志被捕，地下工作也沒有遭到任何破壞。
國民黨特工掌握的線索，隻好在他那裡中斷。
後來上級機關花錢找門路，終于将史峤具結保釋。
此外就是胥德章前去執行任務尚未返回，胡秉宸擔心胥德章不能及時得到緊急撤退的通知，難免不出意外。
眼下情況危急，他決定親自出馬前去攔截。
他神速來到另一個地下聯絡點，一個“雞鳴早看天”的小旅店，有點像《沙家浜》裡阿慶嫂的那個茶館，老闆也是寡婦，能力上與開茶館的阿慶嫂不相上下。
晚上，胡秉宸剛和幾個住店人在同一隻巨木盆裡洗過腳，就發現氣氛緊張起來，說不出什麼明顯征候，隻覺得老闆娘看他的眼色有些特别。
以他多年的經驗來說，“危險”這兩個字絕對是一種物質，一種可以嗅得出氣味的物質，而不是一個蒼白無力的形容詞。
還發現有人在旅店門口轉來轉去，甚至有槍托砸地的聲音…… 胡秉宸反複回想自己的一舉一動，最後認定自己沒有暴露身份的可能，沿途也肯定沒有人跟蹤，當地更不可能有人發現他，于是他斷定有人認錯了人。
這種五色雜陳的地方認錯人的事經常發生，這種情況下最好裝做什麼都不知道，免得把與己無關的事扯上身來。
于是他上了那張公用大木床，鑽進…餘又硬又厚木闆樣的公用棉被，倒頭就睡。
不一會兒，兩個年輕漢子就睡在了他的兩側，把他緊緊地夾在了中間。
這種“雞鳴早看天”的小店，就是這麼個住法。
好幾個人在同一隻巨木盆裡洗腳，在同一張大木，床上睡覺，同蓋一張被……不論世家出身的胡秉宸多麼不習慣這種睡法，他也不能拒絕。
兩個漢子有意這裡擠他一下，那裡擠他一下，顯然想摸一摸他身上有沒有槍。
第二天早晨起床後，在旅店門口轉來轉去的人和身邊兩個壯漢卻不知去向，好像與晨霧一起消散了。
按照原來計劃，胥德章應該在這天早晨到達這個聯絡點，但他投有如期到達。
加上昨夜的情況，胡秉宸緊張起來。
他決定到縣城探探虛實。
迎面撞上一個翻譯官或叫做漢奸的那種人。
就像後來在電影上常見的那樣，推一輛自行車，上身一件黑色對襟短襖，裡襯一件白色對襟内衣，下身是打着綁腿的黑色緬裆褲，腰裡别把盒子槍。
那人一眼看到胡秉宸這張陌生的臉，馬上将他攔住，盤問有無“良民證”。
胡秉宸說：“有。
” 就在胡秉宸慢慢吞吞往外掏“良民證”的時候，突然看到胥德章沿着縣城那條街，從對面晃晃悠悠走來。
原來胥德章返回時途經一座曆史名城，想着任務已經完成不妨憑吊一番，所以沒有按時到達聯絡點，當然也沒想到胡秉宸會前來攔截。
胡秉宸反應異常之快地摸着自己的衣襟，高聲說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金磚丢了，那可是我跑生意的本錢!”希望就此引起胥德章的注意，抓緊機會趕快離開。
胥德章聽到了胡秉宸的吵鬧，一看形勢，立刻明白胡秉宸為什麼高腔大嗓，但怎麼也想不出胡秉宸到這裡幹什麼，又怎麼被漢奸抓住。
面對此情此景，胥德章判斷眼下沒有可行的營救辦法，痛心自己什麼也不能做，隻能裝做不相幹的樣子繞道而去。
胡秉宸回轉身去朝來路張望，…副尋找失物的模樣，又拔腿向來路跑去，将漢奸的注意力引向自己。
見胡秉宸要跑，漢奸喊道：“站住，不然我要開槍啦！” 原本可能是例行公事的盤查，不一定要采取什麼行動，但胡秉宸這通不知真假的金磚丢失案以及逃跑企圖，讓漢奸非常惱怒，果然沒有發現背後的胥德章，對胡秉宸吼道：“跟我走一趟廠當胡秉宸被關進牢房時，他想的最多的是胥德章是否安全到達聯絡點并離開了此地，相信他的情況胥德章會迅速通知組織……然後開始考慮對策，門卻砰的一聲開了。
先進來一夥密偵隊的漢奸特務，劈頭蓋臉給他一頓亂揍，然後就是搜身。
他身上那些蔣管區新發行的，一元等于法币二十元的保值鈔票“關金券”，着實讓漢奸特務們歡喜了一陣。
随後不了個日本軍曹，開始對胡秉宸進行審訊。
日本軍曹并不坐在桌子後面，而是一邊審訊一邊繞着他轉，出其不意就掀起胡秉宸的長袍下擺，妄圖從他的立姿上尋出軍人的蛛絲馬迹，幸虧他的兩腿自由散漫地叉着而不像軍人那樣繃得筆直；或驟然掀掉他的禮帽，查看他的額頭有無戴過軍帽的痕迹；或喝令他伸出手來，查看他的手指、手掌，有否使用武器或勞動過的迹象……凡此種種，白臉書生胡秉宸一概全無，始終咬定自己是商人。
日本軍曹一禾所獲，便叫人把他押到牢房關了起來。
一直隐蔽在後的寡婦此時隻好出面。
這女人非但談不上俊俏，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醜陋，按照二十世紀末的說法還非常骨感，可在那時骨感還，末走進時尚，所以沒有任何女人的武器可以憑仗，居然在封鎖線上開店、跑生意，而且幹得不比男人差，該是何等功夫!說到營救胡秉宸，花錢就是，上上下下打點一番于她該是駕輕就熟。
特務漢奸們在日本人面前給胡秉宸來了個形式上的過堂，就“取保釋放，随傳随到”了。
她親自來接胡秉宸。
胡秉宸剛跨過牢門她便就地燒了一堆紙，又讓胡秉宸從火堆上跨過，一直前行不準回頭，說是這樣才不沖犯獄神，不會再坐牢。
胡秉宸一一照辦，沒有敷衍，誠心誠意。
胥德章還在“雞鳴早看天”等他，他們一同回到重慶，一同隐蔽下來。
胥德章從未對胡秉宸說過因憑吊曆史名城，不能按時到達聯絡點惹下的禍。
幸虧胡秉宸被營救出來，如果救不出來呢?想想都後怕。
越是後怕，他越不敢對胡秉宸說出實情。
很長一段時間内，胥德章對這位老同學充滿感激、感動和敬仰，甚至胡秉宸遲遲未能發展他人黨，他也沒有心生芥蒂。
死亡、艱難險阻算得了什麼?難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着一口氣的日子。
這種日子一過就是十幾年，什麼時候才能松口氣?誰也無法回答。
那時連胥德章的夢都是黑的。
楚霸王隻不過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劍自刎，而他們則是長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長年累月地住在無牆的牢房裡，且沒有一毫屏障可以間隔，一不公心就會賠進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黨的事業!這個分量不好掂量啊。
那時候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沒有必然成功的保證，為革命作出的任何犧牲都不具有“投資”性質，絕對沒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黨員”兩個字是高度濃縮、高度凝結的崇高誓言。
除了更多的負擔、更危險的工作、更五條件的服從……什麼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發展胥德章入黨，隻能說他胥德章付出的還不夠，除了繼續奮鬥、努力争取，沒有什麼可說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後，“黨員”這個稱号才漸漸“增容”，它不僅僅是高度濃縮、高度凝結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級别……實非他們當初的想像。
那麼人不入黨、黨齡長短，也就凸現出特别的意義。
胡秉宸為什麼壓了多年不批準胥德章入黨?胥德章有什麼突出的缺陷嗎? 按照胡秉宸的說法，一九四二年後中央有個暫停發展黨員的政策。
可是這粒不經意掉下、被他們暫時忽略不計的種子，卻在當初無法想像的情況下發了芽。
不過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冰凍幾千年、毫無生命迹象的種子，在适當培育下都能發芽，何況這樣一粒種子? 胡秉宸險些為胥德章丢了性命的往事，自然也就随風而去。
胥德章不但沒有心生芥蒂，還一廂情願地以胡秉宸為知己。
哪怕當時常梅的興趣在胡秉宸身上，胥德章也沒有嫉恨于心。
直到胡秉宸選定白帆，并在同居當天晚上，從他們房間傳出那一聲巨響之後，胥德章才作為胡秉宸的遞補，被常梅接受。
胥德章甚至感謝那聲巨響，為他炸開了常梅緊閉的門。
而那一聲巨響，卻把常梅的心不是炸開一條日後可以彌補的裂縫，而是炸為再也不能補綴的碎片，就像無法修複的粉碎性骨折。
那天晚上，常梅一直在等着一個她也說不清楚的驗證。
她不死心地站在院子裡，等待着，辨聽着，可沒想到等來的是這樣一聲巨響。
常梅恨恨地想：白帆，你是不是太過分了?你怎麼能把床都折騰塌了?你在向誰顯擺你的得意、你被操的快活? 無人可以想像，胡秉宸和白帆将床闆折騰塌了的後果；無人能夠知曉，那聲巨響對常梅的傷害。
隻能從幾十年後，有關白帆的一次政治審查中猜到一些什麼。
“審幹”運動中，白帆當年的台灣之行無人證明。
由于地下工作單線聯系，派遣白帆前去台灣執行任務的領導人又在解放戰争中犧牲，這個問題隻好“說不清楚”。
彼時擔任會計工作的常梅，完全可以從領取差旅費這一線索幫助白帆說清楚。
可是已經犧牲的領導人既然不能證明他曾派遣白帆去台灣執行任務，也就不能證明他讓常梅支付過白帆的差旅費，是真正的死無對證。
這個問題隻好“挂”了起來。
因為這個“說不清楚”，出生人死的革命老幹部白帆，直到寓休前才得到一個區區行政十四級的“照顧”。
比起這個副局級待遇。
白帆更心疼的是她政治上的清白，可是死無對證的她隻好繼續“挂”着。
不能說常梅的犧牲不大，她為心裡那個一藏幾十年的愛情犧牲了她的良知。
她為此哭泣過，痛苦過，猶豫過……特别像她這樣一個不論與誰共事，都會赢得“你辦事我放心”這種評價的人，她那一顆顆眼淚，是無法用正常的戥子來稱量的。
她隻能這樣振作自己：“挂”起來算不得什麼處分，與叛徒、奸細之類的敵我矛盾毫不沾邊，頂多影響使用、提級。
“挂”起來有點像在銀行挂失，一旦存款折子失而複得，本息照付，所不同的是，白帆的存款折子永遠找不到了。
白帆更不知道，如果幾十年前的那個晚上她和胡秉宸不那麼折騰，以至把床都折騰塌了，并在砸向地面時發出那聲巨響，也不會落下一個“挂”的結果。
愛，是不能忘記的。
國民黨特工很快釋放了李琳。
人們有理由猜想，國民黨特工這樣快就釋放李琳，最大的可能是希望她再次混入革命隊伍，繼續為他們提供情報。
如果這樣設計，未免太愚蠢了，他們也不想想，李琳還能再次混進革命隊伍嗎?但有一點毫無疑問，國民黨特工無時不在監視着釋放後的李琳。
地下組織也在尋找機會，準備除掉這個叛徒。
在嚴酷的革命時期，為保證革命工作的順利進行以及同志們的生命安全，他們不得不以這樣的形式書寫一份革命教科書，以懲戒那些叛變的人，警戒那些可能叛變的人。
在國民黨特工部門和地下組織的雙重監視下，出獄不久的李琳像從地球上蒸發了，不但國民黨特工部門找不到她，連想要滅掉她的地下組織也找不到她了。
她為什麼蒸發?是不願再與國民黨遭遇，還是知道地下組織準備除掉她?或是她看透了什麼，或是她覺得再也沒臉見人?…… 這個自由散漫、奇笨無比的李琳，又怎樣在雙重監視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她生沒生下那個孩子2如果她還活在世上，又怎樣逃脫一九四九年以後篦虱子一樣的戶口制度和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2也許她沒有活到那個時候就因病或因天災而亡? 她畢竟為共産黨工作過，接受過應該如何面對敵人酷刑的革命教育，她在餘生會不會不斷反思：如果沒有肚子裡的孩子，她會不會堅挺到底?如她這樣一隻白蝴蝶，未必敢下那個保證。
她當然不知道後來有人寫了一本小說叫做《紅岩》，電不知道裡面有個原版原型叫做江竹筠的革命者江姐，那江姐一定如斯大林所說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
像她這樣一個僅僅有着正常生理極限的人，是不可能忍受那種酷刑的。
她可能非常感謝肚子裡的孩子，為她的叛變提供了一個比較人道的理由…… 她何必參加革命?即便在家裡當小姐，也比當叛徒對革命的損害少。
在幾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叛徒李琳無處可尋，而那個相信“真正的共産黨員是不會出賣我的”牧師，卻成為那一叛變事件的主角李琳的替身，慘死在革命小将紅衛兵的手中。
畢竟牧師過自從事的地下工作與電有苯，也算讓他專業對口，革命小将們耐心地在他身上一圈圈纏滿電線，看起來很像一個人形變電線圈。
整個纏繞過程中，牧師一直不停地說：“真正的共産黨是不會迫害無辜的!”不知道在接通電源那一霎，牧師是否意識到自己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
自從李琳被捕後，唐敏之也無蹤無影。
或許他擔心李琳出賣? 按照當時地下黨單線聯系的工作原則，他會不會是另一條線上的人物?就連國民黨特工還有“中統”、“軍統”之分，何況比國民黨特工不知高明多少的共産黨? 他到底是誰? 對于和李琳那段短暫的愛情，他怎麼想? 也許當國民黨特工沖上樓的時候，李琳和唐敏之從那腳步聲就聽出非同尋常，知道大難臨頭。
他們也許打開窗子，窗下就是低矮的屋脊，認為那是一條逃生之路。
當他們決定從那裡出逃時，李琳卻突然将唐敏之推出窗外，随即鎖閉了窗戶。
自由主義者李琳突然決定留下自己作為路障，當她周旋于國民黨特工的時候，唐敏之就可能有充分的時間脫身。
要不要責怪唐敏之為什麼不回轉身來與李琳有難同當?任何人在那種情況下都知道不能作無謂的犧牲，或許他也想着，隻有他逃脫才有可能營救李琳。
也許他們後來互相找到?誰知道李琳将唐敏之推出窗外之時，是否與他約定有朝一日到什麼地點會合?那麼李琳的叛變不僅僅是為了肚子裡的生命，還有對唐敏之的愛情，而後他們逃離了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這一點不難做到。
至于釋放李琳，究竟是國民黨特工的一個陰謀，還是唐敏之通過什麼手段所做的營救? 或許一切都是動蕩年代才會發生的錯節? 也許唐敏之跳出窗戶逃走的假說根本不能成立…… 也許…… 随着他們的消失，所有的“也許”都成了永久的秘密。
11 自史峤離開重慶後，這是他和胡秉宸的第一次重逢。
如果軍分區沒有派史峤到這個團來檢查工作，胡秉宸送來的那份情報還不知會撂到什麼時候。
史峤說：“我們那裡有電台，可以發送你帶來的情報，然後再把你送到大軍區。
” 于是胡秉宸就跟着史峤到軍分區去，不再受制于勞力者趙大錘，生活上也舒服多了，不但有了筷子也有了碗，還吃了兩次雞。
一同吃飯的還有一位随同史峤前來檢查工作的政治委員，山西人，延安時期中央黨校的總務科長，一路上不停地向胡秉宸吹噓他在中央黨校的歲月，學員們如何認真讀革命的書……胡秉宸任他胡吹一氣，懶得向他說明自己就是從延安出來的優秀分子。
那盆雞就放在小桌中間，吃完飯警衛員收走碗筷，雞骨頭就無遮無攔地暴露在桌面上，整隻雞的骨頭似乎都集中在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的面前。
胡秉宸不客氣地說：“你看，雞全被你一個人吃光了。
” 面對雞骨戰場，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什麼也不好說。
第二隻雞的情況有些不同，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改變了戰術，飯後，桌面上一塊雞骨頭也沒有。
待警衛員擦完小飯桌又将小飯桌搬走後才發現，原來雞骨頭都堆在了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治委員的腳下。
胡秉宸又說：“看看，地道戰也隐蔽不了。
” 史峤就看了胡秉宸一眼，覺得胡秉宸比從前話多了。
在路上又轉了一個星期，那份情報前前後後就耽誤了二十多天，胡秉宸說：“什麼情報都過時啦!” 史峤顯然比重慶時期老練許多，隻是苦笑一下，什麼都沒有說。
轉來轉去，胡秉宸再次跟着史峤轉到了葉家集。
他們到葉家集的澡堂子洗了澡，區委書記和區長犧牲在澡堂子裡的事，就是史峤告訴他的；至于區長所講的葷段子，則由前中央黨校總務科長、現政委轉述。
到達軍分區的前一天，他們必須穿過一條大路，偵察員報告說，國民黨至少有一個師開了過來，而史峤所帶兵力頂多一個連。
幸虧他們還沒通過大路，就在附近的山丘後埋伏下來。
國民黨那支隊伍不知怎麼走得那麼慢，直到天黑才走完，他們這才趕快通過大路。
過了大路就是一個河谷，越過河谷才能到山裡，雖然天很黑了，參謀還是說，“快走，不能在這裡住下，敵人離得太近，也許後面還有。
” 可是史峤說：“你們走吧，我不能走。
我要等我的一個偵察員，他是我最好的偵察員。
剛才過了一個師的國民黨，而且說不定後面還有，我特别不放心。
” 看來一個人的脾性是很難改變的，‘即便經過常梅和胥德章的婚禮、李琳的叛變和史峤本人的，被捕。
參謀命令一些戰士留下，史峤不同意。
他說：“這裡聽我的，走吧，你們快走吧。
” 有必要這樣做嗎?! 不是胡秉宸殘酷，不講同志情誼、不關心下級，史峤的任務是掌握大局，怎能這樣事必躬親?! 戰争期間沒有什麼理由多說，再說胡秉宸不過是個外來人，既然史峤有命令，他也不便再說什麼。
隻見史峤将腰上的手槍取下，握在手裡，就勢在河谷伏下身來，再也沒有回過頭。
作為一個資深地下工作者，胡秉宸在調頭前行的最後一瞥中，不僅将四周環境一一刻進腦海，還看到史峤那支手槍玲珑得像個弱不禁風的女人。
這讓胡秉宸生出莫名其妙的聯想。
沒想到就此一别，他們還要等上三十年才能再次相逢。
胡秉宸一路順利到達軍分區，明知已經沒有意義，還是将情報盡快發疊出去。
春節也就随之來臨，政治部主任還把他找去吃了頓餃子。
之後他被送到大軍區。
早在胡秉宸出發時軍區就已接到電報，沒想到幾個月後才見到這個送情報的人。
至于他從軍分區發送來的情報，也因為時過境遷，沒有什麼意義了。
他将一路隋況作了彙報，對幾次驚險隻字未提，隻将沒有電台的尴尬和被當做特務全身扒光的情況說了一說，大家哈哈一笑。
這就是胡秉宸在大别山區前前後後走了大約半年的結果。
不過胡秉宸總算沒有虛此一行，離開大軍區時，他将部隊南下時從陝甘甯帶出的特殊物品攜至上海售出。
售後所得，不但為抗日活動解決了部分補給、經費，又為沒有冬衣的部隊籌辦了部分棉布和棉花。
12 單槍匹馬的史峤不但沒有犧牲，而且等到了他那個最好的偵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