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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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社會的pany，前呼後擁着衆多的仰慕者。
後來又學會開車，駕一輛彼時名車雪佛來，載一路歡聲笑語…… 多少次幾乎為革命舍棄頭顱的胡秉宸，卻無法舍棄與表姐的情愛。
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關系本就沒有法律保障，比起表姐綠雲，白帆的女人手段也非常貧乏，但有個“中統”父親以及國民黨後勤少将姨夫的白帆，畢竟比世家出身的胡秉宸更具政治親和力，或者說是政治上的一種“階級烙印”。
她搬出領導進行幹預。
領導并沒有使出組織處分那個有力的殺手锏，而是曉以神聖的革命大義，還有地下工作嚴酷的組織紀律。
對于革命者胡秉宸，隻有亮出這樣的大義才能撲滅他那一腔戀火，才能讓他像殺死自己那樣殺死他和表姐綠雲的情愛。
真是血糊拉拉、生拉硬拽地把他對表姐的情愛從心中割舍。
不像幾十年後與吳為的情愛，有那麼多個人利害讓胡秉宸難以權衡。
吳為後來能夠盡心盡力地為胡秉宸尋找表姐綠雲，完全是為他這種幾近自殺的犧牲所感動。
應該說，與表姐綠雲的情愛，才是胡秉宸一生中靈肉結合得最為完美的情愛；又因為沒有完成，使保鮮技術無能為力的愛情保鮮，終于得到了解決。
8 當胡秉宸和他那一千人馬來到飯店時，偌大飯店竟空空如也。
電梯停止運行，連一個服務人員也看不到，像一個壯漢突然倒地死亡，讓他們猝不及防。
胡秉宸隻好帶着那些人，沿着曲曲折折、光線昏暗的樓梯向上猛跑，當他經過412那間客房時，甚至沒有在那個号碼上留下一瞥。
他們跑了一層又一層，找了一間又一間，一直跑到樓頂，也沒有找到那個接管幹部會議的會場。
不知胡秉宸記錯了地方還是大會已經開畢，總之，他們像孤兒一樣，不知所從地站在樓頂的大堂裡。
不知是胡秉宸耳旁還是他的心裡，突然輕輕響起兩個字：“跟上，跟上!”讓他一個激靈，猛醒過來。
自參加革命以來，胡秉宸從來沒有計較過、從來沒有想過、從來沒有打算記住過、從來沒有在意過自己為這個革命做過什麼奉獻過什麼，隻知道一門心思付出，而且樁樁任務力求做得盡善盡美，萬無一失。
但在這一瞬間，“履曆”卻突現出它的意義。
“履曆”是一種記載，記載是為了說明。
說明是為了什麼?胡秉宸還不甚清晰，但至少應該證明他是這偉大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尤其在革命大告成功的時刻。
他突然開始想，他為新中國的到來做了什麼。
如果連你自己都沒記住自己做了什麼，更不要指望他人為你記住。
胡秉宸沒有站在那裡懊喪不已，轉身帶領他的人馬去見更高層的領導。
在一棟巨型建築最為寬敞的一個房間裡，他們找到了那位高層領導。
雖然門口設有專崗，崗哨卻沒有十分在意這一群奇裝異服的人。
大白天的，辦公室裡還亮着電燈，隔壁房間不時響起電話接線員的呼叫聲和打字機的哒哒聲。
領導背着手站在巨型寫字台後，看上去很像蘇聯早期電影裡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蒼白着、瘦削着，嘴唇薄而五色，胡子、頭發毫不修飾地蓬亂着，說明着已久沒有良好的睡眠和飲食。
他表情嚴酷、目光犀利、拒人千裡，少語、精明、警覺地打量着他們，在白日裡有些病态的燈光輝映下，如一塊可懼而不可親的堅石。
巨型寫字台上，滿是紙張、鉛筆、報紙、文件、還有一個地球儀和一個插滿長長短短煙蒂的煙灰缸。
胡秉宸一幹人就站在那張寫字台前，領導沒有請他們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争、速戰速決的模樣。
冷傲的胡秉宸到了這時也隻能照單全收。
而眼前這間辦公室的氣魄和威懾力，隻有多年後，當胡秉宸坐在部長辦公室的巨型寫字台後才找到感覺。
胡秉宸說：“我們是來轉組織關系的。
”順便說到委派他來上海工作的上級姓名，報告了他來上海的任務，彙報了任務完成情況，有關日後的工作安排卻一字未提。
他十分明白，組織關系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曆，組織關系轉到哪裡，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裡。
幸虧胡秉宸在解放大軍人城之際；立刻與委派他來上海工作的上級取得了聯系。
革命勝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緒之前，“上級”，就是一張有效的通行證。
領導看了看胡秉宸。
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職務來說，到這裡轉組織關系應該說是合乎級别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說什麼。
因為食指和中指夾着香煙，就用拇指和無名指從一堆亂紙裡抽出一張紙條，草草寫了幾個字後交給胡秉宸，然後就着一臉鄭重地思考，一臉鄭重地繼續吸煙。
出了大樓，胡秉宸展紙一看，與他送到大别山的那條卷煙紙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書一行：“均為中共正式黨員，現轉至你處。
” 憑着這條小紙，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幾個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崗位。
沒人審查，也沒人懷疑。
共和國進入經濟建設時期，其中一位在填寫履曆表時請教胡秉宸，這一段曆史怎樣填寫為好。
他竟對那位同志說：“就填參謀。
”該人從未得到這樣一個職務，可也從未有人置疑過這個頭銜的合法性。
多少年後，在胡秉宸與吳為那場驚天動地的戀愛事件中，這位“真假參謀”才在白帆對吳為的自衛反擊戰中成為名副其實的參謀，還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組織老戰友成立了一個“白胡婚姻保衛團”。
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齡以确定老幹部的離休待遇時，這位“真假參謀”才忽然對胡秉宸聲稱，因對白帆有個私生子的隐情和他們的婚姻危機不甚了解，才錯誤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後不但不反對胡秉宸逃離與白帆的婚姻苦海，還要協調“白胡婚姻保衛團”其他同志，勸說白帆同意離婚等等。
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為自己的私事，違心地為“真假參謀”寫下一具證明。
胡秉宸苦笑着對吳為說：“……昨天來了十幾位‘保衛團’中的一位，因為他有事求我，我簽個字他就變成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我不簽字他就變成一九五O年參加工作，每年差幾百塊錢的離休費哪——不過幾百塊錢而已。
” 如果不是胡秉宸當機立斷，他和他領導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嘔心瀝血的革命曆史，很可能就在那個不知所從的瞬間抹得精光，連他本人也可能湮沒在曆史車輪的塵埃裡。
組織關系落實後，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個單位。
被接管的單位其實很近，步行不過二十分鐘，但是胡秉宸堅持要上級給他們派一輛吉普車。
一九四九年後直到二十世紀末私人汽車重新出現之前，汽車始終是一種政治地位、行政級别的證明。
而當時所有被接管單位，都會舉行盛大歡迎式，汽車，尤其是吉普車，在那種場合，不失為展現政治級别、革命威風的絕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車終于來到，卻并不是派給胡秉宸的專車，車上還有其他人。
那些人胸前佩戴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符号，臂上戴着鮮紅的“上海軍管會”袖标，讓身着奇裝異服、沒有這等裝備的胡秉宸，好一陣說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為什麼突然對一起等了許久吉普車的手下人說：“你們幾個就不要去了。
”在瞬息萬變的新形勢下，這句“你們幾個就不要去了”，不知對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将發生怎樣的影響。
9 直到與史峤重逢，才把胡秉宸從趙大錘的槍杆子下解放出來。
早在重慶日寸期，史峤就看出胡秉宸與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為，可以說是意料之中。
隻是看到胡秉宸，史峤就會有點黯然神傷地想起過往的一切。
同樣，與史峤的相逢也讓胡秉宸發出時光荏苒的感歎。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見到出獄後的史峤，大家為此緊張、躲避過一陣，過了很久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才放下心來。
後來又聽說他在重慶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後找到黨組織，接受上級機關的審查後，又根據黨組織的意見來到前線繼續革命，實際上是明升暗降。
職務對史峤沒有什麼意義，明明白白的是組織上再也不信任他了。
除了長籲一聲繼續埋頭革命，像史峤這種人還能做什麼? 胡秉宸在史峤領導下工作多年，也很贊賞史峤的為人，卻并不同情史峤的結局。
身處地下狀态，随時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麼能講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犧牲、工作受損的緣由。
李琳之所以得知那個重要的地下聯絡點，正是史峤的錯誤。
地下黨人的工作生活極其艱難。
當胥德章和常梅結婚時，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為他們舉辦一個簡單的婚禮，大家也可趁此機會聚會一下，卻遭到胡秉宸的強烈反對：“這樣集中起來相當危險，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紀律，按規定我們隻能單線聯系。
”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則，史峤的住地必須絕對保密，如與下面同志聯系，隻能在約定時間、到指定地點碰頭。
事實證明，這一套工作原則在李琳叛變後，确保了他們那個系統的安全。
所以胡秉宸總是對吳為說：“我是在十多年嚴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長起來的，不習慣于事先馬虎放縱，事後懊悔着急。
一輩子有過多少千鈞一發、獨人虎穴的時刻，國民黨卻從來沒有抓住我，原因就是嚴格。
”“秘密工作是嚴格的概率論關系，要嚴格按照規律辦事，隻在非常必要時才冒險，不做不必要的冒險，這就是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活着。
有次周恩來找我談工作，我掏口袋時順手掏出一個電碼本，那雖是明碼而不是密碼本，周恩來還是嚴厲地批評了我：‘為什麼身上還帶着文件?’到秘密機關接頭是絕不許可攜帶文件的，我從此再也不帶。
” “地下工作又是艱苦、平凡、日常、絕對細緻嚴密、萬萬不能失誤的組織工作。
這個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潛質的優秀幹部，不管隐蔽多少年都能堅持下來，不論有什麼苦悶也能待得住，隻待有朝一日也許用得着也許用不着的‘需要’而窮年累月積累着力量。
說不定哪天走在街上，從對面走來一個人與你擦肩而過，突然塞給你一張紙條，任務就來了……” 有一次說到這裡，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個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終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錯了頭…… 可誰又能說她的确接錯了頭?…… 風雨蒼黃啁，風雨蒼黃，如此不清不楚的細枝末節，除了忘卻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根本不像一般文藝作品表現的那樣隻有驚險和傳奇，可能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
我們那條線上沒有出過什麼問題，曾有四個人被捕，除了一個叛變之外其他表現都很好。
有個聯絡點上的同志被特務活埋了，卻始終沒有洩露地下黨的機密。
”雖然胡秉宸事後花了不少錢，通過關系将那位同志的屍體收回，買了一口不錯的棺材将他安葬，但沒有對吳為詳談其形其狀，這樣殘酷的事說都難以說出口，隻好埋葬了吧。
史峤算是聽取了胡秉宸的意見，但也隻是将婚禮改到他們那個地下聯絡點，大家還是聚了一次餐。
果不其然，這次聚餐為李琳的背叛做了鋪墊。
胡秉宸什麼時候回想起來，什麼時候都痛心自己沒有把意見堅持到底。
如果不是史峤堅持為胥德章和常梅舉辦婚禮，胡秉宸根本不可能見到李琳。
即便在那個聚會上，胡秉宸的行動也很詭秘，以至事後人們回想起來，都覺得他似乎沒有參加那個婚禮。
像李琳那種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場。
倒是胡秉宸有點驚訝：地下組織裡還有這樣一個女人!一個讓他禁不住有點欣賞同時也感到極不安定的女人。
僅這一面，在暗處觀察的胡秉宸就發現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戀愛有點突如其來。
其實在胡秉宸指示常梅與李琳談話之前，常梅對李琳的“異常表現”就有所察覺，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沒有約李琳到新華書店或公園那一類進步青年常常聚會的地方見面，而是約她去聽川戲。
在尖峭的川戲唱腔中，與李琳談柔軟的愛情和堅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難怪日後她對白帆做的那個手腳，也就無人可以看透。
常梅約李琳談話時，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關唐敏之的情況和背景，李琳卻是一問三不知。
常梅說：“你不了解他，怎麼能和他戀愛?而且這樣大的事情也不向組織彙報！” 到了這種時候，李琳還振振有詞：“我也不知道你的情況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組織派我去和他接頭的嗎?再說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 常梅沒有回答李琳那個準派她去接頭的問題，隻說：“既然我們已經投身革命，一切行為就要對黨負責。
”“我沒有為黨的工作負責嗎?” “我們這樣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組織外面的人建立這種關系的……周圍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嗎?” 這還用說?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時期獻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禮，到場的可能就是全體同志，而那些男人各個都可共事，卻偏偏沒有一個讓她願意托付終身。
李琳能與代表組織的常梅大唱反調，實在是時間的錯誤，也是地點的錯誤，哪怕在革命根據地延安，不聽從組織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電不多見。
不論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還是顧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組織的幹預無法與他們締結良緣。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對重慶的大空襲?時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記得，留在心裡的恐怕也隻是仇恨和恐懼，誰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經曆了什麼? 按照組織的交代，李琳應在傍晚某時某分到約定地點與某人接頭。
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見制高點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綠燈籠，知道此時空襲的敵機已經起飛，但還不太緊張，隻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會兒警報開始拉響，旗杆上三角形的綠燈籠換成一個紅燈籠，到了該進防空洞的時候。
李琳途中不是沒有經過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務，還是勇往直前，向接頭地點趕。
等她到了接頭地點，汽笛同時響徹全城，制高點的旗杆上已是兩個紅燈籠，敵機迫近!可是接頭人還沒有出現。
她看了看表，距離接頭時間還有三分鐘，她必需再堅持三分鐘。
接頭人按時出現，已是三個大紅燈籠高高挂，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車馬行人突然就了無蹤迹。
緊接着，三個大紅燈籠鬼裡鬼氣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時啞然無聲，飛機馬達轟鳴。
即便如此緊迫，李琳也沒有忘記按照組織事先交代的特征，将來人從頭到腳一一核對，沒有發現異常。
又按照事先約定的暗号接對，剛接好暗号，炸彈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後敵機開始俯沖掃射，因接頭地點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個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們跑進大隧道躲避。
想不到幾小時後，大隧道就因炸彈命中，緻使一萬多人窒息，轟動全國。
但如果人們冷靜一些，就會發現大隧道雖被炸塌卻無大礙，既沒有炸死也沒有炸傷哪一位。
可當炸彈就在頭頂開花時，誰還能保持冷靜?人們像網中之魚，拼個魚死網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擠成肉團，以緻隧道大門無法開啟。
許多人死在不斷擁來的人群擠壓踐踏之下，據随後的新聞報道，死傷共有一萬多人。
李琳他們因為最後進入，地處隧道出口，空氣比較充分，又被人群擠在門角之後，那一處“台風眼”反倒使他們免受擠壓。
更還有唐敏之，用後背和雙臂奮力撐擋着洶湧而來的人群，否則像李琳那樣一個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從門角後走出。
事後李琳問及唐敏之為什麼在那危情時刻奮力救她，他也說不出道不清緣由。
如果那一天沒有日本人的空襲，按照地下黨的工作原則，他們本可以在交接之後各走東西，不再相逢，也不會知道彼此姓甚名誰。
日本人的空襲把他們擠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們隻好有了聯系。
唐敏之沒有什麼特别引入之處，不過是那個時代讀書人的樣子：小分頭，白襯衣，西服褲，當然，胳肢窩底下常常夾本書。
唐敏之夾的那本書與進步青年常常夾的《土敏土》《母親》《鐵流》什麼的無關，大部分是些可讀可不讀的閑書，不知這是一種更為安全的保護色，還是他胸無大志。
也許李琳覺得地下黨的環境太過拘謹，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處在監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
她願意投身革命，卻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間。
像她這樣一個穿着白色連衣裙，騎一輛英國風頭女式自行車，在南方郁郁蔥蔥的樹陰下如一隻白蝴蝶般飛來飛去的女子，對革命和個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個合理的擺放。
如果讓她經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或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會強調什麼私人空間。
他們的愛情模式也沒有什麼特别之處，隻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與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麼一點情調。
比方相對小酌一杯，或手牽手到公園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幾句詩賦，非常地布爾喬亞，——李琳這樣的女人就喜歡小情小調，不喜歡大風大浪。
問題的嚴重性以後才得到暴露。
常梅有一天突然對李琳說，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該接頭的那個人。
李琳想：這到底是誰的錯?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轟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錯當暗号，為什麼接頭暗号以及一切細節都與組織的事先交代無異?還有，是不是應該由她來考慮、負責唐敏之根本不是來接頭的人，而是緊急警報情況下，一個向大隧道尋求避難的行者?常梅切斷了與李琳的單線聯系，并将情況彙報胡秉宸。
胡秉宸立刻做了相應部署，一旦有情況發生，不會造成更大損失。
像一切患有愛情病且病人膏盲的女人一樣，直到被捕，李琳才想到唐敏之的可疑，因為除了他們兩個人，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住所。
難道他早就盯上了她，隻是在緊急警報時才得到接觸的機會? 可誰能肯定是唐敏之把他們的地址告訴了國民黨特工？ 她想起常梅在川戲館的談話，自己果真錯了，她不太喜歡的常梅卻是對的。
你不喜歡一個人不等于她不正确，這就是李琳靠在牢房牆上想到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直到那時，李琳都相信自己不會當叛徒。
然後就是審訊，前兩次審訊李琳都挺了過來，到了第三次，特務們開始踢她的肚子。
當那幼小的生命因忍受不住摧殘，在她體内翻騰起來的時候，她聽到了他或她的哭号。
李琳受不了了，她可以忍受酷刑，但她征得那尚未出生的生命。
他或她的同意了嗎?她有什麼權利代替他或她做出決定，像她那樣參與某種事業，為某個主義獻身?她沒有。
李琳隻好交代。
到了這個時候，她更覺得唐敏之的可疑。
除了他，誰能知道她懷孕的事? 可是又有什麼證據說唐敏之是個眼線? 10 李琳終于成了叛徒。
這時黨的秘密工作原則起了作用。
幸虧胡秉宸從未與她有過直接聯系；地下黨也從未交給她重要任務，她也就無從知道重要線索；更不可能知道胡秉宸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網。
不過她參加過胥德章和常梅的婚禮，猜也能猜到舉行婚禮的地方是地下黨的一個聯絡點。
那個不起眼兒的小飯館，卻是史峤領導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
在胡秉宸膽大心細的操持下，從未引起國民黨特工的注意。
現在，胡秉宸經營多年的這個聯絡點就毀在李琳，實際上是史峤的手裡。
正在此時，聯絡點通知有個交通來了，并且帶來重要情報。
即便情況危急，史峤也不能放過這個重要情報。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領導特征，那個時代的領導就是身先土卒。
結果是不但史峤被捕，聯絡點上的同志也同時被捕，最後被特務活埋，卻始終沒有洩露地下黨的機密。
聯絡點被毀，說明特務目标十分明确，胡秉宸馬上想到是李琳被捕叛變! 史峤
後來又學會開車，駕一輛彼時名車雪佛來，載一路歡聲笑語…… 多少次幾乎為革命舍棄頭顱的胡秉宸，卻無法舍棄與表姐的情愛。
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關系本就沒有法律保障，比起表姐綠雲，白帆的女人手段也非常貧乏，但有個“中統”父親以及國民黨後勤少将姨夫的白帆，畢竟比世家出身的胡秉宸更具政治親和力，或者說是政治上的一種“階級烙印”。
她搬出領導進行幹預。
領導并沒有使出組織處分那個有力的殺手锏，而是曉以神聖的革命大義，還有地下工作嚴酷的組織紀律。
對于革命者胡秉宸，隻有亮出這樣的大義才能撲滅他那一腔戀火，才能讓他像殺死自己那樣殺死他和表姐綠雲的情愛。
真是血糊拉拉、生拉硬拽地把他對表姐的情愛從心中割舍。
不像幾十年後與吳為的情愛，有那麼多個人利害讓胡秉宸難以權衡。
吳為後來能夠盡心盡力地為胡秉宸尋找表姐綠雲，完全是為他這種幾近自殺的犧牲所感動。
應該說，與表姐綠雲的情愛，才是胡秉宸一生中靈肉結合得最為完美的情愛；又因為沒有完成，使保鮮技術無能為力的愛情保鮮，終于得到了解決。
8 當胡秉宸和他那一千人馬來到飯店時，偌大飯店竟空空如也。
電梯停止運行，連一個服務人員也看不到，像一個壯漢突然倒地死亡，讓他們猝不及防。
胡秉宸隻好帶着那些人，沿着曲曲折折、光線昏暗的樓梯向上猛跑，當他經過412那間客房時，甚至沒有在那個号碼上留下一瞥。
他們跑了一層又一層，找了一間又一間，一直跑到樓頂，也沒有找到那個接管幹部會議的會場。
不知胡秉宸記錯了地方還是大會已經開畢，總之，他們像孤兒一樣，不知所從地站在樓頂的大堂裡。
不知是胡秉宸耳旁還是他的心裡，突然輕輕響起兩個字：“跟上，跟上!”讓他一個激靈，猛醒過來。
自參加革命以來，胡秉宸從來沒有計較過、從來沒有想過、從來沒有打算記住過、從來沒有在意過自己為這個革命做過什麼奉獻過什麼，隻知道一門心思付出，而且樁樁任務力求做得盡善盡美，萬無一失。
但在這一瞬間，“履曆”卻突現出它的意義。
“履曆”是一種記載，記載是為了說明。
說明是為了什麼?胡秉宸還不甚清晰，但至少應該證明他是這偉大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尤其在革命大告成功的時刻。
他突然開始想，他為新中國的到來做了什麼。
如果連你自己都沒記住自己做了什麼，更不要指望他人為你記住。
胡秉宸沒有站在那裡懊喪不已，轉身帶領他的人馬去見更高層的領導。
在一棟巨型建築最為寬敞的一個房間裡，他們找到了那位高層領導。
雖然門口設有專崗，崗哨卻沒有十分在意這一群奇裝異服的人。
大白天的，辦公室裡還亮着電燈，隔壁房間不時響起電話接線員的呼叫聲和打字機的哒哒聲。
領導背着手站在巨型寫字台後，看上去很像蘇聯早期電影裡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蒼白着、瘦削着，嘴唇薄而五色，胡子、頭發毫不修飾地蓬亂着，說明着已久沒有良好的睡眠和飲食。
他表情嚴酷、目光犀利、拒人千裡，少語、精明、警覺地打量着他們，在白日裡有些病态的燈光輝映下，如一塊可懼而不可親的堅石。
巨型寫字台上，滿是紙張、鉛筆、報紙、文件、還有一個地球儀和一個插滿長長短短煙蒂的煙灰缸。
胡秉宸一幹人就站在那張寫字台前，領導沒有請他們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争、速戰速決的模樣。
冷傲的胡秉宸到了這時也隻能照單全收。
而眼前這間辦公室的氣魄和威懾力，隻有多年後，當胡秉宸坐在部長辦公室的巨型寫字台後才找到感覺。
胡秉宸說：“我們是來轉組織關系的。
”順便說到委派他來上海工作的上級姓名，報告了他來上海的任務，彙報了任務完成情況，有關日後的工作安排卻一字未提。
他十分明白，組織關系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曆，組織關系轉到哪裡，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裡。
幸虧胡秉宸在解放大軍人城之際；立刻與委派他來上海工作的上級取得了聯系。
革命勝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緒之前，“上級”，就是一張有效的通行證。
領導看了看胡秉宸。
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職務來說，到這裡轉組織關系應該說是合乎級别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說什麼。
因為食指和中指夾着香煙，就用拇指和無名指從一堆亂紙裡抽出一張紙條，草草寫了幾個字後交給胡秉宸，然後就着一臉鄭重地思考，一臉鄭重地繼續吸煙。
出了大樓，胡秉宸展紙一看，與他送到大别山的那條卷煙紙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書一行：“均為中共正式黨員，現轉至你處。
” 憑着這條小紙，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幾個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崗位。
沒人審查，也沒人懷疑。
共和國進入經濟建設時期，其中一位在填寫履曆表時請教胡秉宸，這一段曆史怎樣填寫為好。
他竟對那位同志說：“就填參謀。
”該人從未得到這樣一個職務，可也從未有人置疑過這個頭銜的合法性。
多少年後，在胡秉宸與吳為那場驚天動地的戀愛事件中，這位“真假參謀”才在白帆對吳為的自衛反擊戰中成為名副其實的參謀，還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組織老戰友成立了一個“白胡婚姻保衛團”。
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齡以确定老幹部的離休待遇時，這位“真假參謀”才忽然對胡秉宸聲稱，因對白帆有個私生子的隐情和他們的婚姻危機不甚了解，才錯誤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後不但不反對胡秉宸逃離與白帆的婚姻苦海，還要協調“白胡婚姻保衛團”其他同志，勸說白帆同意離婚等等。
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為自己的私事，違心地為“真假參謀”寫下一具證明。
胡秉宸苦笑着對吳為說：“……昨天來了十幾位‘保衛團’中的一位，因為他有事求我，我簽個字他就變成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我不簽字他就變成一九五O年參加工作，每年差幾百塊錢的離休費哪——不過幾百塊錢而已。
” 如果不是胡秉宸當機立斷，他和他領導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嘔心瀝血的革命曆史，很可能就在那個不知所從的瞬間抹得精光，連他本人也可能湮沒在曆史車輪的塵埃裡。
組織關系落實後，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個單位。
被接管的單位其實很近，步行不過二十分鐘，但是胡秉宸堅持要上級給他們派一輛吉普車。
一九四九年後直到二十世紀末私人汽車重新出現之前，汽車始終是一種政治地位、行政級别的證明。
而當時所有被接管單位，都會舉行盛大歡迎式，汽車，尤其是吉普車，在那種場合，不失為展現政治級别、革命威風的絕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車終于來到，卻并不是派給胡秉宸的專車，車上還有其他人。
那些人胸前佩戴着“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符号，臂上戴着鮮紅的“上海軍管會”袖标，讓身着奇裝異服、沒有這等裝備的胡秉宸，好一陣說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為什麼突然對一起等了許久吉普車的手下人說：“你們幾個就不要去了。
”在瞬息萬變的新形勢下，這句“你們幾個就不要去了”，不知對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将發生怎樣的影響。
9 直到與史峤重逢，才把胡秉宸從趙大錘的槍杆子下解放出來。
早在重慶日寸期，史峤就看出胡秉宸與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為，可以說是意料之中。
隻是看到胡秉宸，史峤就會有點黯然神傷地想起過往的一切。
同樣，與史峤的相逢也讓胡秉宸發出時光荏苒的感歎。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見到出獄後的史峤，大家為此緊張、躲避過一陣，過了很久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才放下心來。
後來又聽說他在重慶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後找到黨組織，接受上級機關的審查後，又根據黨組織的意見來到前線繼續革命，實際上是明升暗降。
職務對史峤沒有什麼意義，明明白白的是組織上再也不信任他了。
除了長籲一聲繼續埋頭革命，像史峤這種人還能做什麼? 胡秉宸在史峤領導下工作多年，也很贊賞史峤的為人，卻并不同情史峤的結局。
身處地下狀态，随時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麼能講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犧牲、工作受損的緣由。
李琳之所以得知那個重要的地下聯絡點，正是史峤的錯誤。
地下黨人的工作生活極其艱難。
當胥德章和常梅結婚時，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為他們舉辦一個簡單的婚禮，大家也可趁此機會聚會一下，卻遭到胡秉宸的強烈反對：“這樣集中起來相當危險，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紀律，按規定我們隻能單線聯系。
”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則，史峤的住地必須絕對保密，如與下面同志聯系，隻能在約定時間、到指定地點碰頭。
事實證明，這一套工作原則在李琳叛變後，确保了他們那個系統的安全。
所以胡秉宸總是對吳為說：“我是在十多年嚴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長起來的，不習慣于事先馬虎放縱，事後懊悔着急。
一輩子有過多少千鈞一發、獨人虎穴的時刻，國民黨卻從來沒有抓住我，原因就是嚴格。
”“秘密工作是嚴格的概率論關系，要嚴格按照規律辦事，隻在非常必要時才冒險，不做不必要的冒險，這就是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活着。
有次周恩來找我談工作，我掏口袋時順手掏出一個電碼本，那雖是明碼而不是密碼本，周恩來還是嚴厲地批評了我：‘為什麼身上還帶着文件?’到秘密機關接頭是絕不許可攜帶文件的，我從此再也不帶。
” “地下工作又是艱苦、平凡、日常、絕對細緻嚴密、萬萬不能失誤的組織工作。
這個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潛質的優秀幹部，不管隐蔽多少年都能堅持下來，不論有什麼苦悶也能待得住，隻待有朝一日也許用得着也許用不着的‘需要’而窮年累月積累着力量。
說不定哪天走在街上，從對面走來一個人與你擦肩而過，突然塞給你一張紙條，任務就來了……” 有一次說到這裡，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個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終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錯了頭…… 可誰又能說她的确接錯了頭?…… 風雨蒼黃啁，風雨蒼黃，如此不清不楚的細枝末節，除了忘卻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根本不像一般文藝作品表現的那樣隻有驚險和傳奇，可能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
我們那條線上沒有出過什麼問題，曾有四個人被捕，除了一個叛變之外其他表現都很好。
有個聯絡點上的同志被特務活埋了，卻始終沒有洩露地下黨的機密。
”雖然胡秉宸事後花了不少錢，通過關系将那位同志的屍體收回，買了一口不錯的棺材将他安葬，但沒有對吳為詳談其形其狀，這樣殘酷的事說都難以說出口，隻好埋葬了吧。
史峤算是聽取了胡秉宸的意見，但也隻是将婚禮改到他們那個地下聯絡點，大家還是聚了一次餐。
果不其然，這次聚餐為李琳的背叛做了鋪墊。
胡秉宸什麼時候回想起來，什麼時候都痛心自己沒有把意見堅持到底。
如果不是史峤堅持為胥德章和常梅舉辦婚禮，胡秉宸根本不可能見到李琳。
即便在那個聚會上，胡秉宸的行動也很詭秘，以至事後人們回想起來，都覺得他似乎沒有參加那個婚禮。
像李琳那種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場。
倒是胡秉宸有點驚訝：地下組織裡還有這樣一個女人!一個讓他禁不住有點欣賞同時也感到極不安定的女人。
僅這一面，在暗處觀察的胡秉宸就發現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戀愛有點突如其來。
其實在胡秉宸指示常梅與李琳談話之前，常梅對李琳的“異常表現”就有所察覺，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沒有約李琳到新華書店或公園那一類進步青年常常聚會的地方見面，而是約她去聽川戲。
在尖峭的川戲唱腔中，與李琳談柔軟的愛情和堅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難怪日後她對白帆做的那個手腳，也就無人可以看透。
常梅約李琳談話時，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關唐敏之的情況和背景，李琳卻是一問三不知。
常梅說：“你不了解他，怎麼能和他戀愛?而且這樣大的事情也不向組織彙報！” 到了這種時候，李琳還振振有詞：“我也不知道你的情況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組織派我去和他接頭的嗎?再說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 常梅沒有回答李琳那個準派她去接頭的問題，隻說：“既然我們已經投身革命，一切行為就要對黨負責。
”“我沒有為黨的工作負責嗎?” “我們這樣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組織外面的人建立這種關系的……周圍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嗎?” 這還用說?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時期獻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禮，到場的可能就是全體同志，而那些男人各個都可共事，卻偏偏沒有一個讓她願意托付終身。
李琳能與代表組織的常梅大唱反調，實在是時間的錯誤，也是地點的錯誤，哪怕在革命根據地延安，不聽從組織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電不多見。
不論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還是顧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組織的幹預無法與他們締結良緣。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對重慶的大空襲?時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記得，留在心裡的恐怕也隻是仇恨和恐懼，誰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經曆了什麼? 按照組織的交代，李琳應在傍晚某時某分到約定地點與某人接頭。
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見制高點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綠燈籠，知道此時空襲的敵機已經起飛，但還不太緊張，隻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會兒警報開始拉響，旗杆上三角形的綠燈籠換成一個紅燈籠，到了該進防空洞的時候。
李琳途中不是沒有經過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務，還是勇往直前，向接頭地點趕。
等她到了接頭地點，汽笛同時響徹全城，制高點的旗杆上已是兩個紅燈籠，敵機迫近!可是接頭人還沒有出現。
她看了看表，距離接頭時間還有三分鐘，她必需再堅持三分鐘。
接頭人按時出現，已是三個大紅燈籠高高挂，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車馬行人突然就了無蹤迹。
緊接着，三個大紅燈籠鬼裡鬼氣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時啞然無聲，飛機馬達轟鳴。
即便如此緊迫，李琳也沒有忘記按照組織事先交代的特征，将來人從頭到腳一一核對，沒有發現異常。
又按照事先約定的暗号接對，剛接好暗号，炸彈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後敵機開始俯沖掃射，因接頭地點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個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們跑進大隧道躲避。
想不到幾小時後，大隧道就因炸彈命中，緻使一萬多人窒息，轟動全國。
但如果人們冷靜一些，就會發現大隧道雖被炸塌卻無大礙，既沒有炸死也沒有炸傷哪一位。
可當炸彈就在頭頂開花時，誰還能保持冷靜?人們像網中之魚，拼個魚死網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擠成肉團，以緻隧道大門無法開啟。
許多人死在不斷擁來的人群擠壓踐踏之下，據随後的新聞報道，死傷共有一萬多人。
李琳他們因為最後進入，地處隧道出口，空氣比較充分，又被人群擠在門角之後，那一處“台風眼”反倒使他們免受擠壓。
更還有唐敏之，用後背和雙臂奮力撐擋着洶湧而來的人群，否則像李琳那樣一個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從門角後走出。
事後李琳問及唐敏之為什麼在那危情時刻奮力救她，他也說不出道不清緣由。
如果那一天沒有日本人的空襲，按照地下黨的工作原則，他們本可以在交接之後各走東西，不再相逢，也不會知道彼此姓甚名誰。
日本人的空襲把他們擠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們隻好有了聯系。
唐敏之沒有什麼特别引入之處，不過是那個時代讀書人的樣子：小分頭，白襯衣，西服褲，當然，胳肢窩底下常常夾本書。
唐敏之夾的那本書與進步青年常常夾的《土敏土》《母親》《鐵流》什麼的無關，大部分是些可讀可不讀的閑書，不知這是一種更為安全的保護色，還是他胸無大志。
也許李琳覺得地下黨的環境太過拘謹，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處在監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
她願意投身革命，卻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間。
像她這樣一個穿着白色連衣裙，騎一輛英國風頭女式自行車，在南方郁郁蔥蔥的樹陰下如一隻白蝴蝶般飛來飛去的女子，對革命和個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個合理的擺放。
如果讓她經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或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會強調什麼私人空間。
他們的愛情模式也沒有什麼特别之處，隻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與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麼一點情調。
比方相對小酌一杯，或手牽手到公園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幾句詩賦，非常地布爾喬亞，——李琳這樣的女人就喜歡小情小調，不喜歡大風大浪。
問題的嚴重性以後才得到暴露。
常梅有一天突然對李琳說，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該接頭的那個人。
李琳想：這到底是誰的錯?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轟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錯當暗号，為什麼接頭暗号以及一切細節都與組織的事先交代無異?還有，是不是應該由她來考慮、負責唐敏之根本不是來接頭的人，而是緊急警報情況下，一個向大隧道尋求避難的行者?常梅切斷了與李琳的單線聯系，并将情況彙報胡秉宸。
胡秉宸立刻做了相應部署，一旦有情況發生，不會造成更大損失。
像一切患有愛情病且病人膏盲的女人一樣，直到被捕，李琳才想到唐敏之的可疑，因為除了他們兩個人，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住所。
難道他早就盯上了她，隻是在緊急警報時才得到接觸的機會? 可誰能肯定是唐敏之把他們的地址告訴了國民黨特工？ 她想起常梅在川戲館的談話，自己果真錯了，她不太喜歡的常梅卻是對的。
你不喜歡一個人不等于她不正确，這就是李琳靠在牢房牆上想到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直到那時，李琳都相信自己不會當叛徒。
然後就是審訊，前兩次審訊李琳都挺了過來，到了第三次，特務們開始踢她的肚子。
當那幼小的生命因忍受不住摧殘，在她體内翻騰起來的時候，她聽到了他或她的哭号。
李琳受不了了，她可以忍受酷刑，但她征得那尚未出生的生命。
他或她的同意了嗎?她有什麼權利代替他或她做出決定，像她那樣參與某種事業，為某個主義獻身?她沒有。
李琳隻好交代。
到了這個時候，她更覺得唐敏之的可疑。
除了他，誰能知道她懷孕的事? 可是又有什麼證據說唐敏之是個眼線? 10 李琳終于成了叛徒。
這時黨的秘密工作原則起了作用。
幸虧胡秉宸從未與她有過直接聯系；地下黨也從未交給她重要任務，她也就無從知道重要線索；更不可能知道胡秉宸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網。
不過她參加過胥德章和常梅的婚禮，猜也能猜到舉行婚禮的地方是地下黨的一個聯絡點。
那個不起眼兒的小飯館，卻是史峤領導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
在胡秉宸膽大心細的操持下，從未引起國民黨特工的注意。
現在，胡秉宸經營多年的這個聯絡點就毀在李琳，實際上是史峤的手裡。
正在此時，聯絡點通知有個交通來了，并且帶來重要情報。
即便情況危急，史峤也不能放過這個重要情報。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領導特征，那個時代的領導就是身先土卒。
結果是不但史峤被捕，聯絡點上的同志也同時被捕，最後被特務活埋，卻始終沒有洩露地下黨的機密。
聯絡點被毀，說明特務目标十分明确，胡秉宸馬上想到是李琳被捕叛變! 史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