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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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僅是葉蓮子自己固執于“生”的願望倒也罷了，她的命運或好或壞和吳為并無幹系，可她偏偏又固執地生下吳為。
根本忘記了在那場傷寒症裡，那番一字一句都得聽仔細的話，又是新婚燕爾，徹底放松了警惕，更沒有想到那一番話的滲透力和輻射力。
其實葉蓮子在聆聽那番警戒的時候，還未形成一絲氣蘊的吳為就同時在場，不但心領神會地接受了那番警戒，也被那番警戒吓得魂飛魄散；這可能就是她後來膽小如鼠的淵源? 所以當吳為作為一團橙黃色的——善于用顔色來解釋人性某些方面的人，不知道能否回答為什麼是橙黃而不是其他顔色——光暈，被驅人間的時候，實非所願、可是她被一條隧道緊緊地裹挾着、推擠着，把她向那不管她願意不願意，不管她準備好或是沒準備好，她都得沒有退路地往那艱險、奸詐、想死也死不了、偏偏讓她熬夠該受的一切，才饒她一死的地界趕去。
為此她把嗓子都喊破了，“不，不，我不願意到那個世界上去!我不願意到那個世界上去。
所以吳為的嗓音生下來就很沙啞，——雖則人們現在說這種嗓音很性感。
她的十個指甲，死死摳住那隧道之壁，生怕再往前去；就會一腳踏進深淵。
她的擔憂并非無中生有，出生以後，果然常有瀕臨懸崖之感。
所以葉蓮子後來動辄血流如注并始終醫治不好，沒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連醫生也說不清楚。
在她們流落零孤村的日子裡，葉蓮子幾乎為此喪命。
她的心中，充滿被脅迫舶悲憤和疑惑。
這一條黑暗的隧道，就是過去通向未來的惟一渠道? 過去從哪裡開始?未來又從哪裡算起?…… 何為未來?何又為過去?…… 她為什麼非要從這裡穿過?…… 她那時就悟到，人生的每一階段、每一轉折，不過就是面對抽簽無法回避的躊躇和選擇，而所謂人生，也不過就是按着簽上的谶語，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她第一把偏偏就抽上這樣一簽，生命伊始，就被這種不可解的問題牢牢套住。
吳為在“往生”之路上的胡思亂想，早早顯示了她那不安分的天性。
随着天崩地裂的轟鳴，那隧道越來越加窄小，将她凝聚、擠壓、鉗制，幹縮得再也沒有一毫多餘，再也無縫可鑽、可逃、可迂回……逼得她狠狠地想，一旦沖出這條隧道，她就得裂變；反抗、奔突，管它三七二十一地說幹就幹，就得渾不論，就永無反悔，或想反悔也反悔不得，或無從反悔……她害怕，她害怕呀! ……葉蓮子還是血淋淋地把她生了下來。
所以她的第一聲啼哭裡，全是不得不到世上來走一遭韻無奈和窮于應付。
和後來的禅月截然不同。
禅月有生以來的第一嗓子就很有主意，理直氣壯，就像對世界的宣告：誰也别想拿捏我! 吳為的亮相也極其不雅、不吉，腦頂很尖，顱骨錐長，臉色烏青，很像某出京劇裡的那個“無常”。
後來又漸漸看出，還有一雙見棱見角的大招風耳，一雙愣怔的小對眼。
這雙愣怔不已的小對眼，出生伊始就對這繁雜的世界顯出無力招架的敗勢。
隻有飽滿的天庭，顯出些許的飄逸、明慧。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葉蓮子日後将為固執地生下吳為付出的何止是操勞、操心，簡直是丢人現眼，任人指着脊梁唾罵……如果她能預料結果竟是如此，還會那麼固執己見嗎? 吳為在“往生”之路上的折騰，讓葉蓮子再次為她那“生”的固執，嘗到了天罰的滋味。
和吳為的搏鬥之苦，也讓她想起了因生育辭世的墨荷，她當時就下定決心，再不生育。
如果她能璜知這樣孤注一擲地把全部母愛押在吳為一個人身上，将給她和吳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也許就不會如此輕率。
爾後，吳為也把她全部的愛押在了葉蓮子身上，比葉蓮子更甚的是，若不如此就是罪孽深重。
這就使她們無法精通、掌握那愛的分寸——既不過分沉重成為壓力，又能給人一份恰如其分的需要。
特别在葉蓮子晚年，已經不必為“活”費盡心力，她對這份愛的依賴就更為熾烈。
要是她們的愛，能有更多的分流渠道，對她和吳為無疑都是幸事。
吳為和葉蓮子的那場較量與搏鬥，整整進行了一天一夜，幾乎使她們同歸于盡。
如果那時她們同歸于尿，不論對她或是對葉蓮子，肯定都是最佳選擇。
吳為非常、非常後悔沒有堅持到底，關鍵時刻心一軟改變了主意，讓那一場勝利在望的折騰前功盡棄。
在那場較量和搏鬥中，有那麼一會兒，顧秋水跪在葉蓮子身邊，把着她的手，流着眼淚對她說：“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就再也不娶了。
” 雖然一年之後，顧秋水便在延安與一位革命女青年投人了一場因上級領導幹涉而不得不告終的戀愛，但也不應懷疑他這幾滴眼淚的真實性。
對于男人的信誓，葉家上兩代女人的态度很不成熟，時而門戶大開，時而戒備森嚴，總在兩極之間擺動。
其實在相當多的時候，男人的誓言真實可信，隻是承諾的百分點不很理想，——又何止是男人，吳為把胡秉宸視為神明的崇拜又持續了多久? 那時的以及後來的顧秋水，一直是個容易落淚的男人，不像胡秉宸，那才是個“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典範，吳為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眼淚。
即便是鳄魚，也還有“鳄魚的眼淚”一說，而胡秉宸哪怕是“鳄魚的眼淚”也不會有，更不要說不是“鳄魚的眼淚”。
雖然他在給吳為的情書裡多次說到他的眼淚，可那不是情書?眼淚展現、拉開了顧秋水和胡秉宸不僅在文明的教化以及家庭背景方面的距離，讓人很難在這個沒有文化的木匠兒子和這個世家子弟之間做個定奪，顧秋水和胡秉宸行為處事的分野，絕不止于眼淚。
一九三二年，一一二師從河北霸縣開拔下花園之前，上尉顧秋水有個朋友在師部當軍需，因為賭博欠了軍饷。
顧秋水認為，不管朋友犯了什麼案，解救朋友于危難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為朋友兩肋插刀這種很江湖的毛病，日後不折不扣地傳給了吳為。
有這種毛病的人，如果有幸遇到一個更江湖的人，算是三生有幸。
那更江湖的人，就得替不那麼江湖的人擔待什麼。
約上另一位朋友，于月黑風高之夜貿然潛入縣城。
這兩個等級不算很低的軍官，事前未作稍許調查，尋遍縣城的深宅大産，決定不了從何人手。
顧秋水的軍用藍色帆布雨衣下，還罩着一件深藍格子的薄呢夾大衣，認為這樣有利于掩蔽，這個說辭相當可疑，還不如說是對北平上海那些盛極一時、半生不熱文明戲的一場模仿秀，其實顧秋水也就是文明戲水準，葉蓮子是鍺把杭州作汴州了。
猶豫再三，他們進了一家中藥鋪，打算向老闆”借”錢。
掌櫃的一眼看出，這兩個“借”錢的人和土匪打劫不大相同，面孔白皙又不夠兇狠，槍倒是瞄着的，就是不給錢也未必行兇殺人，決定采取苦肉計，一味倒苦水：“長官，您二位當我們賺錢哪?您就看到我們賣一棵參多少多少錢了，您知道為這一棵參我們得訪多少年?深山老林，冰大雪地，吃沒吃、住沒住的，有人一輩子也不見其訪得一棵，更有人掉在山澗裡把命部賠上了?這訪來的參，您算算得值多少錢?我們這點兒轉手錢又有多少可賺?……您再看看這些藥，哪味是咱們這個地界産的?還不都得從外頭往這兒販?您算算這路費、運費、店費……要是路上碰見個土匪什麼的……” 掌櫃的說到“土匪”二字停了下來。
顧秋水臉上就有些熱，覺得那家藥店鋪面的确不夠大、看着顧秋水握着的槍口漸漸下垂，掌櫃的更加誠懇，“眼下小店隻有現款九十多塊……” “别的錢放哪兒了?”掌櫃的兩手一攤，“再投有了。
” 這兩個手裡拿着槍，不管打勝還是打敗，到底算是打過仗的軍官，面對那幾個手無寸鐵的掌櫃和店員，卻感到分身無術，無法到櫃上搜檢。
偏偏這時顧秋水一腳踩進地闆縫，他一拔腳，——腳是拔出米了，那雙和夾大衣交相輝映的靴子卻卡在了地闆縫裡。
他想糟了，這一趟不但“借”不上錢，還可能脫不了身，不過他并沒有像很多人那樣，一到這種境地，不是後悔就是對朋友心生賺棄，隻是籌劃如何脫離險境。
頤秋水到底算個男人，臨危不懼地對店裡人說：“看什麼看，轉過臉去，都給我轉過臉去。
讨着牆!”一面不着形迹地扭動靴子。
一面和掌櫃的繼續談判，直到把靴子從地闆縫裡拔出采，“照你這麼說，是一錢不賺了。
一錢不賺你還做這個買賣幹什麼?” 掌櫃的說：“不賺是假話。
賺，賺。
可……不過是湊合着把一家老小養活了。
”接着豁出去了，“這樣吧，我這裡還備有幾個給父親買棺材的錢，老人嘛，上了年紀，沒幾年活頭兒了，備個棺材，是晚輩最後孝敬老人的一個機會。
您二位要是不嫌少，就拿大用?”晦氣下晦氣，自己掂量吧，仗義不仗義，就看道行了。
在老江湖的光輝照耀下，顧秋水就成了小江湖，果然覺得不論從哪方向來說，這筆錢部實在“借”不得。
便向同伴使了個眼色，說：“我們也是實在沒法子才找你借錢，既然如此，也不能讓你為難。
我們就先帶上這九十塊，日後一定歸還。
咱們後拊有期。
掌櫃的點頭哈腰送朋友似韻把他們送出門，他們的身影剛剛隐沒在夜色裡；便三腳兩腳跑回樓上，又驚、又怕、又奸詐地笑着，想：這兩個笨蛋，八成兒是頭一回幹這個買賣! 他料定這兩個人是東北軍的，義知道東北軍紀律很嚴。
搶劫，強奸作槍斃不可，便差人連夜趕别師部報案。
幸虧部隊已經開拔，不然他們很可能被槍斃。
循規蹈矩的葉蓮子，不知是什麼心理，對這一打劫事件不但沒有微詞，反倒常常向吳為提起。
比起胡秉宸參加革命，顧秋水投身行伍，隻能足一個小于無路可走，隻好投奔梁山的老套子。
讀初中時因為學校離家較遠，顧秋水就在學校住宿。
有個星期大早上，他坐在炕上修腳，準備修完腳就回家。
他要是不修腳，也就沒有了後來的事。
兩個同學打了起來，一個姓顧，家裡在街上開小鋪，一個姓崔，是個人高馬大的鄉下人。
那形勢，絕對是姓崔的打姓顧的。
事後他一再回想他們打架的原因，因為這與他毫不相幹的一架，對他的影響實在太大，可以說是“一架定乾坤”。
可是他想不起來，想不起來也就算了，好比他自己也常常打架，一個年輕輕的男人，特别是東北漢子，打架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那兩個人先從屋子東頭打到屋子西頭，又從屋子西頭打到屋子東頭、顧秋水哼着小曲，井水不犯河水地修他的腳。
可是偶一擡頭，看到姓顧的招架不住了，突然犯了男人打架不興勸的規矩，說：”别打了，别打了。
” 姓崔的說：“你也姓顧，就向着他是不是?”他說：“這叫什麼活?甭管我姓什麼，你不能打人。
” 姓崔的掄起右手就給了顧秋水一個耳光，又掄起左手打算左右開弓。
這一巴掌還沒掄下來，就讓顧秋水一把逮住，他右手還拿着修腳的刀子，随手就在姓崔的左手上來了兩刀，不知道那兩刀拉在了什麼地方，血就居然呼呼往外冒。
照理說手上挨兩刀真沒什麼大不了，況且是修腳刀，而不是宰牲口的刀。
姓崔的如果拿點牙粉抹抹也就沒事了，可是鄉下人對血有一種特别的恐怖，骁勇善戰的崔某鬼哭狼嚎地叫了起來，那一聲聲慘叫，驚動了老師。
第二天姓崔的全家都來了，非要看看“兇手”。
他們把身穿學生制服。
腰上紮條皮帶、頭上戴頂小帽的顧秋水從座位上叫了起來，倒像很賞識他的樣子，說：“這小子還挺神氣。
”又問姓崔的學生，“要不要把這小于送到警察局?” 姓崔的學生還不錯，說：“不用。
”同學們也紛紛為顧秋水說情，責任不在顧秋水。
顧秋水的爹，賠償了他們幾塊錢醫藥費。
當事人都以為事情已經了結，學校卻把他開除了。
被開除的那一天，顧姓同學剛好接到哥哥一封來信，哥哥在東北軍教導隊當排長，信中還附有照片一張。
二十世紀初照相是個時尚的消費，顧秋水拿着那張照片左看右看，對那個穿軍裝的人興趣不大，卻被那套軍裝鎮住。
那套穿在别人身上威風凜凜的軍裝，好像替他出了一口窩囊氣，馬上決定到教導隊當兵去。
顧秋水既然為姓顧的同學開除了學籍，姓顧的同學也不能負義，兩人一合計，偷偷雇了輛小驢車，一大早先把行李從校牆上扔出去，然後隻身走出了校門。
走了兩天才到沈陽，同學的哥哥給了他們一點錢，找了個小店讓他們住下。
可是第二天早上起來，姓顧的同學突然改變了主意，說：“我們家不能兩個兒廣部當兵。
再說憑我的功課，報考第二工科學校不成問題；我不想去教導隊了，你去吧，我哥哥一會關照你的。
” 顧秋水隻好叫了輛馬車，把行李拉上去了北大營，也沒經過考試，就人教導隊當了學員兵，學員兵隻要個頭夠高就行。
那一年他十六歲。
一個躁動的十六歲青年，在二十世紀初個人主義尚未受到限制批判時，本有多種選樣的可能，可是他那個老實巴交的木匠父親和那個“窩裡橫”的母親，哪一個具備為他指點前程的遠大目光?他隻好在十六歲就把腦袋别在褲腰上，為軍閥混戰賣命，而不是為三民主義或共産主義奮鬥終生。
剛剛人伍，就趕上平叛郭松齡一戰。
準星還對不準目标，一到打靶科目頂多擦個五環邊的顧秋水，那一戰中險些喪命。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第三軍團副軍團長郭松齡倒戈反奉，張學良雖從秦皇島得以脫身返回沈陽，但東北軍最精銳的十萬官兵，幾乎全集中在郭部。
他隻好臨陣收集隊伍，講武堂教導隊自然是他的首選，選上的學員兵編成三個營，每營四個連，顧秋水在第一連充當上等兵。
隊伍拉到拒流河，堵截郭松齡。
由于日本勢力的參與以及舉事者各懷心機，緻使郭松齡功敗垂成，敗走拒流河。
顧秋水跟在潰不成軍的郭松齡部後面猛追，跑着跑着，腦袋突然一涼，就像哪裡飛來一片橫刀，齊刷刷沿着他的發際片去了他的天靈蓋。
伸手一摸，原來是一顆子彈打飛了帽子。
他站在雪地裡，再也跑不動了，後面跑來一個老兵，彎腰從一個死去的戰士頭上摘了一頂帽子給他。
他說：“我不要。
” 老兵說：“要是沒有那頂帽子，你的小命兒早就沒啦!” 他不是害怕那死去的戰士，他是害怕從死人頭上摘下的那頂帽子。
拒流河一戰；讓顧秋水第一次嘗到了寒心的滋味。
雖然他也說不清寒心什麼。
作為一名士兵，血雨腥風算不了什麼，可是距離不到十米，槍斃一名他曾經尊敬或是相熟的人，到底意緒難平。
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槍斃人，與倒在戰鬥血泊中的死亡截然不同。
何況郭松齡是講武堂人見人敬的教官，而旅參謀長剛才還在發号施令。
軍隊平叛勝利，從熱河撤回沈陽，隊伍裡開始有人搶劫。
當時還是旅長的包天劍，在旅部看到一雙氣度不凡的軍靴，這雙流落于亂兵之手的軍靴，不肯流俗地矜持着昔日的光彩，讓人不得不另跟看待。
他問道：“這是誰的軍靴?” 有人回答說：“是……是旅參謀長的。
” 他用馬鞭敲敲那雙靴子，說：“旅參謀長不會有這種靴子，去把旅參謀長給我請來。
” 東北軍一旦編為正式軍隊而不再是“胡子”後，就設立了憲兵隊監督軍紀，每天有一班人在城裡巡邏，槍上上着刺刀，手裡拿着令旗和一頭黑一頭紅的“紅黑軍棍”，遇到軍人違反紀律就抓起來，，小錯當街打一頓，如是強奸、搶劫，馬上就地槍決。
和國民黨、日本人專門用來抓共産黨的憲兵隊不大一樣。
曾經的東北軍，實在想建成一支好軍隊。
底下人看出情況不妙，勸說道：“旅參謀長跟随老師長多年，打一頓軍棍算了。
”老師長就是包天劍的父親包老太爺。
包天劍說：“跟随老師長多年也不行。
” 先讓戰士把旅參謀長拉出去打了五十軍棍，最後還是沒能免去那一顆要命的槍子兒。
參謀長到底是綠林出身的漢子，二話不說站在挖好的坑前，一槍過去，黑影一閃，人就沒了。
剛才還在軍棍底下，死去活來、皮開肉綻、亂彈亂顫的屁股，馬上松弛地攤展開來，靜享着一份有靴子幀、沒靴子也好的甯靜。
與上将軍張作霖及其他東北軍的元老不同，對參加過拒流河一戰的士兵來說，最為震驚的不是郭松齡倒戈或張家軍平叛勝利，而是郭松齡夫婦被就地槍決。
喜歡讀書的顧秋水，雖因無人指點讀得非常雜亂，但基本上還能分辨是非。
他景仰這位參加過同盟會和五四運動，投身辛亥革命又為振興東北軍出過大力，倡辦講武堂以提高東北軍素質的郭松齡；不勝惋惜郭松齡反對張作霖軍閥專政，主張消滅軍閥混戰，尋找民主政治途徑的一場夢就這樣破滅了。
他依靠張家舊軍隊來實現這個夢想的路子，不是玩笑又是什麼? 早就懷有篡權野心的總參謀長楊宇霆，一直把郭松齡視為篡權阻力，在郭松齡夫婦被捕後生怕情況有變，不等将他們夫婦押送沈陽聽候張學良處置，立即下令就地槍決。
不管郭松齡夫婦信奉什麼政治主張，與所有為理想獻身的人一樣，死得很是英勇。
他們沒有高呼什麼口号，那無聲的從容，是一個軍人最為傾心的視死如歸。
行刑時，顧秋水與他們相距不過十米，他看見拿過燕京大學畢業文憑的郭夫人，中彈後拼卻最後一點力氣，爬到郭松齡身旁牽住他的手，咽下最後一口氣，趴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他也以為，這一乎叛事件，随着郭夫人咽下的最後這口氣落下了帷幕。
沒想到郭夫人在流盡最後一滴血，人人以為她的生命已然了結之後，突然又翻過身來，将面孔朝向天空。
在軍閥隊伍裡當兵的顧秋水，難免不沾上兵痞的習性，面對此情此景，頭一次思考一個兵痞不大會考的問題：是什麼力量使一個生命已然了結的女人，又翻過身來将面孔朝向天空?顧秋水還得知，在乎叛的慶功宴上，張學良和所有赴宴的老将們一一碰杯，對他們在這一場兵戎相見的叛亂中對張家軍的支持表示安撫和感謝，卻越過在這次子叛中立了大功，正向他舉杯的楊宇霆，既沒有給楊宇霆敬酒，也沒有喝楊宇霆的敬酒。
郭松齡迫走灤州、起兵倒戈，不能不說事出有因。
這個得寵于張作霖，實行軍閥專政、吞蝕軍饷、贻誤戰機、圖謀不軌、腐敗軍風的楊宇霆，可能是個關鍵。
楊宇霆的那杯酒，無顔回旋地停滞在半空。
沉醉在乎叛功績中的楊宇霆，卻沒有嗅到那杯裡的酒香頃刻之間發出了血腥。
對叛将郭松齡，張學良一直難于以仇相向，反倒因失去這一員與他共創新式軍隊的愛将耿耿于懷。
他保住了起兵倒戈的所餘将土，正是這些人，在東北軍進關後以及在西安事變中，成為他依靠的骨幹。
這小小的廣杯酒，預示了差不多四年後，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楊字霆将被張學良處決的前景。
處決這個上将軍張作霖的重臣，文章做在“篡權”，此外沒有透露更為詳細的緣由。
隻有張學良看似不經意的一句話：“也可以說他是死在郭松齡的手中”，讓人們想起四年前，郭松齡被“就地槍決”的往事。
同樣，這小小的一杯酒，性格即命運地預示了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中的悲劇結局。
郭松齡夫婦被就地槍決後，顧秋水獨自來到冰天雪地的拒流河旁，舉頭向天，号啕一場，雖然他也說不清他号啕的是什麼。
健忘是人類一個令人傷感的弱點，到二十世紀，更發展到不堪言說的地步。
而顧秋水直到晚年，還清晰記得這個生命已然了結的女人，突然翻過身來，将面孔朝向天空的情景。
回想起一生見識過的三教九流，這個女人的死才真正讓他欽佩。
難怪戎馬倥偬的他，對沒經過流血洗禮、沒見過人頭落地的胡秉宸嗤之以鼻。
他和胡秉宸曾有一面之緣。
那一次會面很不投契。
胡秉宸幾乎沒有平視一個男人或與人成為知心的記錄，這并不完全與他長年的地下生涯有關。
與曆史關系久如胥德章者，二人之間也不過是“見面隻說三分話，未可輕抛一片心”。
不像吳為，因為輕信，無數次被人欺騙，但也正是如此，反倒落下幾個無心不可交的朋友。
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們在短短一天裡，兜着圈子，回首他們在二十世紀的一些經曆。
畢竟他們都老了，人一老，就難逃懷舊的情結。
即使二十世紀的同齡人，又有多少能像他們那樣，記得，并參與過那個世紀的一些大事? 特别胡秉宸，還有一部巨著正在撰寫，他需要豐富，核對，驗證。
他們發現，在一些重要的曆史關頭和地點，他們差不多總是擦肩而過。
比如在抗戰初期的武漢，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延安，四十年代的重慶、天津等地，如兩條交叉線，而不是平行線。
隻是在談到東北軍的覆滅和張學良将軍的時候，才算有了一個契合點—— “……西安事變時，我們在西安押着蔣介石的一百多架飛機，南京的政府大員也都在西安，如果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就可以用這些為條件進行談判，不放張學良就殺掉這些人質。
南京方面即使來轟炸也無法下手，它的政府等于全在西安……可是王以哲這些人卻主張放了蔣介石。
” “王以哲的主張也許和我們黨當時的政策有關……不是我們不想殺蔣介石，可他那時還有那時的用處，至少可以鎮住各方軍閥，如果把他殺了就會天下大亂，對抗戰、對我們黨反而不利，那時我們隻剩下三萬多人……”胡秉宸如是說。
“不過當時東北軍裡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有人在國民黨西安黨部地下室的保險箱裡發現了一個文件，從文件上看，國民黨似乎用六十萬塊錢，收買了王以哲、何柱國，所以他們出賣了東北軍，力主釋放蔣介石，釋放扣押在西安的南京政府要員，還有那一…百多架飛機。
反對釋放蔣介石的應得田、孫銘九這才會殺王以哲。
後來又說那個文件是國民黨做的一個扣兒，假的，應得田和孫銘九上了當。
有個叫劉多權的，是王以哲的人，王以哲被殺以後，他帶兵進西安城抓應得田和孫銘九，他們兩個人得知這個消息，跑了。
隻抓到他們豐下的一個連長，披劉多權在王以哲前開了膛，祭奠王以哲。
不過東北軍當時五六個軍自相殘殺，那個文件也可能是有人造出來作為内江的借口，可是共産黨不相信應得田也是真的。
他後來的下場也很慘……抗戰勝利和解放以後，我和他都有過接觸……” 胡秉宸似乎事不關己地說：“你說的情況我不清楚，不過在一個動蕩、多頭政治勢力争奪天下的局面下，什麼事都會有人拿來做文章。
再說相信不相信，現在看來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他想起在延安時，有個四方面軍的幹部和他關系不錯，冬季長夜，又沒有什麼叮以消遣，兩人常常圍着火盆聊天，那個四方面軍的幹部不止一次對他說：“長征的時候，以一方面軍為主的部隊走的是右路，沿途有老百姓……以四方面軍為主的部隊走的是左路，那才真是艱苦呢。
過草地的時候，我們走的也是草地中間，那是最不好走的地區……與右路軍會師之前，我們每個人還織了一件毛衣送給他們，表示我們的歡迎，可是後來，四方面軍太慘了……” 據胡秉宸所知，即使毛澤東不吃掉張國焘，張國焘也要吃掉毛澤東；毛澤東的一方面軍到達延安與四方面軍會師時隻剩下八幹多人，而張國焘的四方面軍有兩萬多，他的确看不起穿得破破爛爛的一方面軍，總在打聽一方面軍到底有多少人。
毛澤東
根本忘記了在那場傷寒症裡，那番一字一句都得聽仔細的話，又是新婚燕爾，徹底放松了警惕，更沒有想到那一番話的滲透力和輻射力。
其實葉蓮子在聆聽那番警戒的時候，還未形成一絲氣蘊的吳為就同時在場，不但心領神會地接受了那番警戒，也被那番警戒吓得魂飛魄散；這可能就是她後來膽小如鼠的淵源? 所以當吳為作為一團橙黃色的——善于用顔色來解釋人性某些方面的人，不知道能否回答為什麼是橙黃而不是其他顔色——光暈，被驅人間的時候，實非所願、可是她被一條隧道緊緊地裹挾着、推擠着，把她向那不管她願意不願意，不管她準備好或是沒準備好，她都得沒有退路地往那艱險、奸詐、想死也死不了、偏偏讓她熬夠該受的一切，才饒她一死的地界趕去。
為此她把嗓子都喊破了，“不，不，我不願意到那個世界上去!我不願意到那個世界上去。
所以吳為的嗓音生下來就很沙啞，——雖則人們現在說這種嗓音很性感。
她的十個指甲，死死摳住那隧道之壁，生怕再往前去；就會一腳踏進深淵。
她的擔憂并非無中生有，出生以後，果然常有瀕臨懸崖之感。
所以葉蓮子後來動辄血流如注并始終醫治不好，沒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連醫生也說不清楚。
在她們流落零孤村的日子裡，葉蓮子幾乎為此喪命。
她的心中，充滿被脅迫舶悲憤和疑惑。
這一條黑暗的隧道，就是過去通向未來的惟一渠道? 過去從哪裡開始?未來又從哪裡算起?…… 何為未來?何又為過去?…… 她為什麼非要從這裡穿過?…… 她那時就悟到，人生的每一階段、每一轉折，不過就是面對抽簽無法回避的躊躇和選擇，而所謂人生，也不過就是按着簽上的谶語，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她第一把偏偏就抽上這樣一簽，生命伊始，就被這種不可解的問題牢牢套住。
吳為在“往生”之路上的胡思亂想，早早顯示了她那不安分的天性。
随着天崩地裂的轟鳴，那隧道越來越加窄小，将她凝聚、擠壓、鉗制，幹縮得再也沒有一毫多餘，再也無縫可鑽、可逃、可迂回……逼得她狠狠地想，一旦沖出這條隧道，她就得裂變；反抗、奔突，管它三七二十一地說幹就幹，就得渾不論，就永無反悔，或想反悔也反悔不得，或無從反悔……她害怕，她害怕呀! ……葉蓮子還是血淋淋地把她生了下來。
所以她的第一聲啼哭裡，全是不得不到世上來走一遭韻無奈和窮于應付。
和後來的禅月截然不同。
禅月有生以來的第一嗓子就很有主意，理直氣壯，就像對世界的宣告：誰也别想拿捏我! 吳為的亮相也極其不雅、不吉，腦頂很尖，顱骨錐長，臉色烏青，很像某出京劇裡的那個“無常”。
後來又漸漸看出，還有一雙見棱見角的大招風耳，一雙愣怔的小對眼。
這雙愣怔不已的小對眼，出生伊始就對這繁雜的世界顯出無力招架的敗勢。
隻有飽滿的天庭，顯出些許的飄逸、明慧。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葉蓮子日後将為固執地生下吳為付出的何止是操勞、操心，簡直是丢人現眼，任人指着脊梁唾罵……如果她能預料結果竟是如此，還會那麼固執己見嗎? 吳為在“往生”之路上的折騰，讓葉蓮子再次為她那“生”的固執，嘗到了天罰的滋味。
和吳為的搏鬥之苦，也讓她想起了因生育辭世的墨荷，她當時就下定決心，再不生育。
如果她能璜知這樣孤注一擲地把全部母愛押在吳為一個人身上，将給她和吳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也許就不會如此輕率。
爾後，吳為也把她全部的愛押在了葉蓮子身上，比葉蓮子更甚的是，若不如此就是罪孽深重。
這就使她們無法精通、掌握那愛的分寸——既不過分沉重成為壓力，又能給人一份恰如其分的需要。
特别在葉蓮子晚年，已經不必為“活”費盡心力，她對這份愛的依賴就更為熾烈。
要是她們的愛，能有更多的分流渠道，對她和吳為無疑都是幸事。
吳為和葉蓮子的那場較量與搏鬥，整整進行了一天一夜，幾乎使她們同歸于盡。
如果那時她們同歸于尿，不論對她或是對葉蓮子，肯定都是最佳選擇。
吳為非常、非常後悔沒有堅持到底，關鍵時刻心一軟改變了主意，讓那一場勝利在望的折騰前功盡棄。
在那場較量和搏鬥中，有那麼一會兒，顧秋水跪在葉蓮子身邊，把着她的手，流着眼淚對她說：“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就再也不娶了。
” 雖然一年之後，顧秋水便在延安與一位革命女青年投人了一場因上級領導幹涉而不得不告終的戀愛，但也不應懷疑他這幾滴眼淚的真實性。
對于男人的信誓，葉家上兩代女人的态度很不成熟，時而門戶大開，時而戒備森嚴，總在兩極之間擺動。
其實在相當多的時候，男人的誓言真實可信，隻是承諾的百分點不很理想，——又何止是男人，吳為把胡秉宸視為神明的崇拜又持續了多久? 那時的以及後來的顧秋水，一直是個容易落淚的男人，不像胡秉宸，那才是個“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典範，吳為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眼淚。
即便是鳄魚，也還有“鳄魚的眼淚”一說，而胡秉宸哪怕是“鳄魚的眼淚”也不會有，更不要說不是“鳄魚的眼淚”。
雖然他在給吳為的情書裡多次說到他的眼淚，可那不是情書?眼淚展現、拉開了顧秋水和胡秉宸不僅在文明的教化以及家庭背景方面的距離，讓人很難在這個沒有文化的木匠兒子和這個世家子弟之間做個定奪，顧秋水和胡秉宸行為處事的分野，絕不止于眼淚。
一九三二年，一一二師從河北霸縣開拔下花園之前，上尉顧秋水有個朋友在師部當軍需，因為賭博欠了軍饷。
顧秋水認為，不管朋友犯了什麼案，解救朋友于危難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為朋友兩肋插刀這種很江湖的毛病，日後不折不扣地傳給了吳為。
有這種毛病的人，如果有幸遇到一個更江湖的人，算是三生有幸。
那更江湖的人，就得替不那麼江湖的人擔待什麼。
約上另一位朋友，于月黑風高之夜貿然潛入縣城。
這兩個等級不算很低的軍官，事前未作稍許調查，尋遍縣城的深宅大産，決定不了從何人手。
顧秋水的軍用藍色帆布雨衣下，還罩着一件深藍格子的薄呢夾大衣，認為這樣有利于掩蔽，這個說辭相當可疑，還不如說是對北平上海那些盛極一時、半生不熱文明戲的一場模仿秀，其實顧秋水也就是文明戲水準，葉蓮子是鍺把杭州作汴州了。
猶豫再三，他們進了一家中藥鋪，打算向老闆”借”錢。
掌櫃的一眼看出，這兩個“借”錢的人和土匪打劫不大相同，面孔白皙又不夠兇狠，槍倒是瞄着的，就是不給錢也未必行兇殺人，決定采取苦肉計，一味倒苦水：“長官，您二位當我們賺錢哪?您就看到我們賣一棵參多少多少錢了，您知道為這一棵參我們得訪多少年?深山老林，冰大雪地，吃沒吃、住沒住的，有人一輩子也不見其訪得一棵，更有人掉在山澗裡把命部賠上了?這訪來的參，您算算得值多少錢?我們這點兒轉手錢又有多少可賺?……您再看看這些藥，哪味是咱們這個地界産的?還不都得從外頭往這兒販?您算算這路費、運費、店費……要是路上碰見個土匪什麼的……” 掌櫃的說到“土匪”二字停了下來。
顧秋水臉上就有些熱，覺得那家藥店鋪面的确不夠大、看着顧秋水握着的槍口漸漸下垂，掌櫃的更加誠懇，“眼下小店隻有現款九十多塊……” “别的錢放哪兒了?”掌櫃的兩手一攤，“再投有了。
” 這兩個手裡拿着槍，不管打勝還是打敗，到底算是打過仗的軍官，面對那幾個手無寸鐵的掌櫃和店員，卻感到分身無術，無法到櫃上搜檢。
偏偏這時顧秋水一腳踩進地闆縫，他一拔腳，——腳是拔出米了，那雙和夾大衣交相輝映的靴子卻卡在了地闆縫裡。
他想糟了，這一趟不但“借”不上錢，還可能脫不了身，不過他并沒有像很多人那樣，一到這種境地，不是後悔就是對朋友心生賺棄，隻是籌劃如何脫離險境。
頤秋水到底算個男人，臨危不懼地對店裡人說：“看什麼看，轉過臉去，都給我轉過臉去。
讨着牆!”一面不着形迹地扭動靴子。
一面和掌櫃的繼續談判，直到把靴子從地闆縫裡拔出采，“照你這麼說，是一錢不賺了。
一錢不賺你還做這個買賣幹什麼?” 掌櫃的說：“不賺是假話。
賺，賺。
可……不過是湊合着把一家老小養活了。
”接着豁出去了，“這樣吧，我這裡還備有幾個給父親買棺材的錢，老人嘛，上了年紀，沒幾年活頭兒了，備個棺材，是晚輩最後孝敬老人的一個機會。
您二位要是不嫌少，就拿大用?”晦氣下晦氣，自己掂量吧，仗義不仗義，就看道行了。
在老江湖的光輝照耀下，顧秋水就成了小江湖，果然覺得不論從哪方向來說，這筆錢部實在“借”不得。
便向同伴使了個眼色，說：“我們也是實在沒法子才找你借錢，既然如此，也不能讓你為難。
我們就先帶上這九十塊，日後一定歸還。
咱們後拊有期。
掌櫃的點頭哈腰送朋友似韻把他們送出門，他們的身影剛剛隐沒在夜色裡；便三腳兩腳跑回樓上，又驚、又怕、又奸詐地笑着，想：這兩個笨蛋，八成兒是頭一回幹這個買賣! 他料定這兩個人是東北軍的，義知道東北軍紀律很嚴。
搶劫，強奸作槍斃不可，便差人連夜趕别師部報案。
幸虧部隊已經開拔，不然他們很可能被槍斃。
循規蹈矩的葉蓮子，不知是什麼心理，對這一打劫事件不但沒有微詞，反倒常常向吳為提起。
比起胡秉宸參加革命，顧秋水投身行伍，隻能足一個小于無路可走，隻好投奔梁山的老套子。
讀初中時因為學校離家較遠，顧秋水就在學校住宿。
有個星期大早上，他坐在炕上修腳，準備修完腳就回家。
他要是不修腳，也就沒有了後來的事。
兩個同學打了起來，一個姓顧，家裡在街上開小鋪，一個姓崔，是個人高馬大的鄉下人。
那形勢，絕對是姓崔的打姓顧的。
事後他一再回想他們打架的原因，因為這與他毫不相幹的一架，對他的影響實在太大，可以說是“一架定乾坤”。
可是他想不起來，想不起來也就算了，好比他自己也常常打架，一個年輕輕的男人，特别是東北漢子，打架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那兩個人先從屋子東頭打到屋子西頭，又從屋子西頭打到屋子東頭、顧秋水哼着小曲，井水不犯河水地修他的腳。
可是偶一擡頭，看到姓顧的招架不住了，突然犯了男人打架不興勸的規矩，說：”别打了，别打了。
” 姓崔的說：“你也姓顧，就向着他是不是?”他說：“這叫什麼活?甭管我姓什麼，你不能打人。
” 姓崔的掄起右手就給了顧秋水一個耳光，又掄起左手打算左右開弓。
這一巴掌還沒掄下來，就讓顧秋水一把逮住，他右手還拿着修腳的刀子，随手就在姓崔的左手上來了兩刀，不知道那兩刀拉在了什麼地方，血就居然呼呼往外冒。
照理說手上挨兩刀真沒什麼大不了，況且是修腳刀，而不是宰牲口的刀。
姓崔的如果拿點牙粉抹抹也就沒事了，可是鄉下人對血有一種特别的恐怖，骁勇善戰的崔某鬼哭狼嚎地叫了起來，那一聲聲慘叫，驚動了老師。
第二天姓崔的全家都來了，非要看看“兇手”。
他們把身穿學生制服。
腰上紮條皮帶、頭上戴頂小帽的顧秋水從座位上叫了起來，倒像很賞識他的樣子，說：“這小子還挺神氣。
”又問姓崔的學生，“要不要把這小于送到警察局?” 姓崔的學生還不錯，說：“不用。
”同學們也紛紛為顧秋水說情，責任不在顧秋水。
顧秋水的爹，賠償了他們幾塊錢醫藥費。
當事人都以為事情已經了結，學校卻把他開除了。
被開除的那一天，顧姓同學剛好接到哥哥一封來信，哥哥在東北軍教導隊當排長，信中還附有照片一張。
二十世紀初照相是個時尚的消費，顧秋水拿着那張照片左看右看，對那個穿軍裝的人興趣不大，卻被那套軍裝鎮住。
那套穿在别人身上威風凜凜的軍裝，好像替他出了一口窩囊氣，馬上決定到教導隊當兵去。
顧秋水既然為姓顧的同學開除了學籍，姓顧的同學也不能負義，兩人一合計，偷偷雇了輛小驢車，一大早先把行李從校牆上扔出去，然後隻身走出了校門。
走了兩天才到沈陽，同學的哥哥給了他們一點錢，找了個小店讓他們住下。
可是第二天早上起來，姓顧的同學突然改變了主意，說：“我們家不能兩個兒廣部當兵。
再說憑我的功課，報考第二工科學校不成問題；我不想去教導隊了，你去吧，我哥哥一會關照你的。
” 顧秋水隻好叫了輛馬車，把行李拉上去了北大營，也沒經過考試，就人教導隊當了學員兵，學員兵隻要個頭夠高就行。
那一年他十六歲。
一個躁動的十六歲青年，在二十世紀初個人主義尚未受到限制批判時，本有多種選樣的可能，可是他那個老實巴交的木匠父親和那個“窩裡橫”的母親，哪一個具備為他指點前程的遠大目光?他隻好在十六歲就把腦袋别在褲腰上，為軍閥混戰賣命，而不是為三民主義或共産主義奮鬥終生。
剛剛人伍，就趕上平叛郭松齡一戰。
準星還對不準目标，一到打靶科目頂多擦個五環邊的顧秋水，那一戰中險些喪命。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第三軍團副軍團長郭松齡倒戈反奉，張學良雖從秦皇島得以脫身返回沈陽，但東北軍最精銳的十萬官兵，幾乎全集中在郭部。
他隻好臨陣收集隊伍，講武堂教導隊自然是他的首選，選上的學員兵編成三個營，每營四個連，顧秋水在第一連充當上等兵。
隊伍拉到拒流河，堵截郭松齡。
由于日本勢力的參與以及舉事者各懷心機，緻使郭松齡功敗垂成，敗走拒流河。
顧秋水跟在潰不成軍的郭松齡部後面猛追，跑着跑着，腦袋突然一涼，就像哪裡飛來一片橫刀，齊刷刷沿着他的發際片去了他的天靈蓋。
伸手一摸，原來是一顆子彈打飛了帽子。
他站在雪地裡，再也跑不動了，後面跑來一個老兵，彎腰從一個死去的戰士頭上摘了一頂帽子給他。
他說：“我不要。
” 老兵說：“要是沒有那頂帽子，你的小命兒早就沒啦!” 他不是害怕那死去的戰士，他是害怕從死人頭上摘下的那頂帽子。
拒流河一戰；讓顧秋水第一次嘗到了寒心的滋味。
雖然他也說不清寒心什麼。
作為一名士兵，血雨腥風算不了什麼，可是距離不到十米，槍斃一名他曾經尊敬或是相熟的人，到底意緒難平。
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槍斃人，與倒在戰鬥血泊中的死亡截然不同。
何況郭松齡是講武堂人見人敬的教官，而旅參謀長剛才還在發号施令。
軍隊平叛勝利，從熱河撤回沈陽，隊伍裡開始有人搶劫。
當時還是旅長的包天劍，在旅部看到一雙氣度不凡的軍靴，這雙流落于亂兵之手的軍靴，不肯流俗地矜持着昔日的光彩，讓人不得不另跟看待。
他問道：“這是誰的軍靴?” 有人回答說：“是……是旅參謀長的。
” 他用馬鞭敲敲那雙靴子，說：“旅參謀長不會有這種靴子，去把旅參謀長給我請來。
” 東北軍一旦編為正式軍隊而不再是“胡子”後，就設立了憲兵隊監督軍紀，每天有一班人在城裡巡邏，槍上上着刺刀，手裡拿着令旗和一頭黑一頭紅的“紅黑軍棍”，遇到軍人違反紀律就抓起來，，小錯當街打一頓，如是強奸、搶劫，馬上就地槍決。
和國民黨、日本人專門用來抓共産黨的憲兵隊不大一樣。
曾經的東北軍，實在想建成一支好軍隊。
底下人看出情況不妙，勸說道：“旅參謀長跟随老師長多年，打一頓軍棍算了。
”老師長就是包天劍的父親包老太爺。
包天劍說：“跟随老師長多年也不行。
” 先讓戰士把旅參謀長拉出去打了五十軍棍，最後還是沒能免去那一顆要命的槍子兒。
參謀長到底是綠林出身的漢子，二話不說站在挖好的坑前，一槍過去，黑影一閃，人就沒了。
剛才還在軍棍底下，死去活來、皮開肉綻、亂彈亂顫的屁股，馬上松弛地攤展開來，靜享着一份有靴子幀、沒靴子也好的甯靜。
與上将軍張作霖及其他東北軍的元老不同，對參加過拒流河一戰的士兵來說，最為震驚的不是郭松齡倒戈或張家軍平叛勝利，而是郭松齡夫婦被就地槍決。
喜歡讀書的顧秋水，雖因無人指點讀得非常雜亂，但基本上還能分辨是非。
他景仰這位參加過同盟會和五四運動，投身辛亥革命又為振興東北軍出過大力，倡辦講武堂以提高東北軍素質的郭松齡；不勝惋惜郭松齡反對張作霖軍閥專政，主張消滅軍閥混戰，尋找民主政治途徑的一場夢就這樣破滅了。
他依靠張家舊軍隊來實現這個夢想的路子，不是玩笑又是什麼? 早就懷有篡權野心的總參謀長楊宇霆，一直把郭松齡視為篡權阻力，在郭松齡夫婦被捕後生怕情況有變，不等将他們夫婦押送沈陽聽候張學良處置，立即下令就地槍決。
不管郭松齡夫婦信奉什麼政治主張，與所有為理想獻身的人一樣，死得很是英勇。
他們沒有高呼什麼口号，那無聲的從容，是一個軍人最為傾心的視死如歸。
行刑時，顧秋水與他們相距不過十米，他看見拿過燕京大學畢業文憑的郭夫人，中彈後拼卻最後一點力氣，爬到郭松齡身旁牽住他的手，咽下最後一口氣，趴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他也以為，這一乎叛事件，随着郭夫人咽下的最後這口氣落下了帷幕。
沒想到郭夫人在流盡最後一滴血，人人以為她的生命已然了結之後，突然又翻過身來，将面孔朝向天空。
在軍閥隊伍裡當兵的顧秋水，難免不沾上兵痞的習性，面對此情此景，頭一次思考一個兵痞不大會考的問題：是什麼力量使一個生命已然了結的女人，又翻過身來将面孔朝向天空?顧秋水還得知，在乎叛的慶功宴上，張學良和所有赴宴的老将們一一碰杯，對他們在這一場兵戎相見的叛亂中對張家軍的支持表示安撫和感謝，卻越過在這次子叛中立了大功，正向他舉杯的楊宇霆，既沒有給楊宇霆敬酒，也沒有喝楊宇霆的敬酒。
郭松齡迫走灤州、起兵倒戈，不能不說事出有因。
這個得寵于張作霖，實行軍閥專政、吞蝕軍饷、贻誤戰機、圖謀不軌、腐敗軍風的楊宇霆，可能是個關鍵。
楊宇霆的那杯酒，無顔回旋地停滞在半空。
沉醉在乎叛功績中的楊宇霆，卻沒有嗅到那杯裡的酒香頃刻之間發出了血腥。
對叛将郭松齡，張學良一直難于以仇相向，反倒因失去這一員與他共創新式軍隊的愛将耿耿于懷。
他保住了起兵倒戈的所餘将土，正是這些人，在東北軍進關後以及在西安事變中，成為他依靠的骨幹。
這小小的廣杯酒，預示了差不多四年後，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楊字霆将被張學良處決的前景。
處決這個上将軍張作霖的重臣，文章做在“篡權”，此外沒有透露更為詳細的緣由。
隻有張學良看似不經意的一句話：“也可以說他是死在郭松齡的手中”，讓人們想起四年前，郭松齡被“就地槍決”的往事。
同樣，這小小的一杯酒，性格即命運地預示了張學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中的悲劇結局。
郭松齡夫婦被就地槍決後，顧秋水獨自來到冰天雪地的拒流河旁，舉頭向天，号啕一場，雖然他也說不清他号啕的是什麼。
健忘是人類一個令人傷感的弱點，到二十世紀，更發展到不堪言說的地步。
而顧秋水直到晚年，還清晰記得這個生命已然了結的女人，突然翻過身來，将面孔朝向天空的情景。
回想起一生見識過的三教九流，這個女人的死才真正讓他欽佩。
難怪戎馬倥偬的他，對沒經過流血洗禮、沒見過人頭落地的胡秉宸嗤之以鼻。
他和胡秉宸曾有一面之緣。
那一次會面很不投契。
胡秉宸幾乎沒有平視一個男人或與人成為知心的記錄，這并不完全與他長年的地下生涯有關。
與曆史關系久如胥德章者，二人之間也不過是“見面隻說三分話，未可輕抛一片心”。
不像吳為，因為輕信，無數次被人欺騙，但也正是如此，反倒落下幾個無心不可交的朋友。
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們在短短一天裡，兜着圈子，回首他們在二十世紀的一些經曆。
畢竟他們都老了，人一老，就難逃懷舊的情結。
即使二十世紀的同齡人，又有多少能像他們那樣，記得，并參與過那個世紀的一些大事? 特别胡秉宸，還有一部巨著正在撰寫，他需要豐富，核對，驗證。
他們發現，在一些重要的曆史關頭和地點，他們差不多總是擦肩而過。
比如在抗戰初期的武漢，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延安，四十年代的重慶、天津等地，如兩條交叉線，而不是平行線。
隻是在談到東北軍的覆滅和張學良将軍的時候，才算有了一個契合點—— “……西安事變時，我們在西安押着蔣介石的一百多架飛機，南京的政府大員也都在西安，如果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就可以用這些為條件進行談判，不放張學良就殺掉這些人質。
南京方面即使來轟炸也無法下手，它的政府等于全在西安……可是王以哲這些人卻主張放了蔣介石。
” “王以哲的主張也許和我們黨當時的政策有關……不是我們不想殺蔣介石，可他那時還有那時的用處，至少可以鎮住各方軍閥，如果把他殺了就會天下大亂，對抗戰、對我們黨反而不利，那時我們隻剩下三萬多人……”胡秉宸如是說。
“不過當時東北軍裡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有人在國民黨西安黨部地下室的保險箱裡發現了一個文件，從文件上看，國民黨似乎用六十萬塊錢，收買了王以哲、何柱國，所以他們出賣了東北軍，力主釋放蔣介石，釋放扣押在西安的南京政府要員，還有那一…百多架飛機。
反對釋放蔣介石的應得田、孫銘九這才會殺王以哲。
後來又說那個文件是國民黨做的一個扣兒，假的，應得田和孫銘九上了當。
有個叫劉多權的，是王以哲的人，王以哲被殺以後，他帶兵進西安城抓應得田和孫銘九，他們兩個人得知這個消息，跑了。
隻抓到他們豐下的一個連長，披劉多權在王以哲前開了膛，祭奠王以哲。
不過東北軍當時五六個軍自相殘殺，那個文件也可能是有人造出來作為内江的借口，可是共産黨不相信應得田也是真的。
他後來的下場也很慘……抗戰勝利和解放以後，我和他都有過接觸……” 胡秉宸似乎事不關己地說：“你說的情況我不清楚，不過在一個動蕩、多頭政治勢力争奪天下的局面下，什麼事都會有人拿來做文章。
再說相信不相信，現在看來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他想起在延安時，有個四方面軍的幹部和他關系不錯，冬季長夜，又沒有什麼叮以消遣，兩人常常圍着火盆聊天，那個四方面軍的幹部不止一次對他說：“長征的時候，以一方面軍為主的部隊走的是右路，沿途有老百姓……以四方面軍為主的部隊走的是左路，那才真是艱苦呢。
過草地的時候，我們走的也是草地中間，那是最不好走的地區……與右路軍會師之前，我們每個人還織了一件毛衣送給他們，表示我們的歡迎，可是後來，四方面軍太慘了……” 據胡秉宸所知，即使毛澤東不吃掉張國焘，張國焘也要吃掉毛澤東；毛澤東的一方面軍到達延安與四方面軍會師時隻剩下八幹多人，而張國焘的四方面軍有兩萬多，他的确看不起穿得破破爛爛的一方面軍，總在打聽一方面軍到底有多少人。
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