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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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際和外交方面，我的意思是，莫斯科也一樣。
所有這些都取決于誰将成為最終的領袖。
這座城市的大門可能會向整個世界敞開，當然，也可能會砰的一聲關上，并且從裡面鎖死。
” “我們當然希望是前者。
”伯爵說。
“那是絕對的，”理查德表示同意，“我們當然不希望是後者。
但不管最後會怎麼樣，我們都得有所準備。
而這正是我這次來的目的。
你看，我馬上要去巴黎負責的那個小組從事的就是情報領域工作。
它就像個研究單位。
我們會在世界各地網羅朋友，讓他們時不時替我們在這樣或那樣的事情上提供一些消息。
” “理查德，”伯爵有些吃驚地說，“你想讓我當間諜，出賣自己的祖國？” “什麼？當間諜出賣你的祖國？絕對不是，亞曆山大。
我覺得稱它為‘國際性八卦’更恰當。
比方說，誰收到了舞會的請帖，誰沒收到請帖卻還是硬着頭皮參加了舞會；誰和誰在角落裡拉手來着；誰忽然大發了一通脾氣。
也就是周日吃早餐閑聊時最常見的話題，世界各地都一樣。
如果你能為我們提供諸如此類的小道消息，我們是不會吝惜……” 伯爵笑了。
“理查德，我對當間諜和搜羅八卦都沒什麼興趣。
所以，别再提這件事了，不然，我們連好朋友都沒法做了。
” “那就為好朋友幹一杯。
”理查德邊說邊與伯爵碰了一下杯。
在接下來的一小時裡，兩個人把網球賽的話題扔到了一邊，轉而聊起了各自的生活。
伯爵談到了索菲亞，談到她在音樂學院取得的長足進步，以及，她現在仍是那麼善解人意，那麼安靜；理查德則聊起了他的兒子們，他們在托兒所裡取得的進步也不小，但那幾個小子既談不上善解人意，也從來沒安靜的時候。
他們還談到了巴黎、托爾斯泰和卡内基音樂廳。
然後就到了九點，兩位惺惺相惜的朋友都從座椅裡站起身來。
“我還是不送你出去了，”理查德說，“哦，對了，萬一有人問起，你就說，今晚你和希羅維奇教授就十四行詩的未來進行了長時間的讨論。
你的立場是支持，而他反對。
” 握過手，看着理查德走進卧室不見了人影，伯爵才轉過身，走到門口，準備自己開門出去。
從那架落地大座鐘旁邊走過的時候，他不禁猶豫了一下。
它曾經那麼忠誠地守候在他祖母的客廳裡，用鐘聲提醒着人們喝茶、吃飯，還有就寝。
而聖誕前夜，通知兄妹倆打開存放聖誕禮物的房間門的也是它。
伯爵把鐘櫃上方那扇窄小的玻璃門打開，把手伸了進去。
他發現那片小鑰匙依舊挂在鈎子上。
他把鑰匙插進鑰匙孔，再把鐘的發條上滿，設準了時間，然後在鐘擺上輕輕一推，他想：讓這個老夥計再多走幾小時吧。
差不多再過九個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被人們稱為“慈父”“領袖”“科巴”(8)“索索”，或者被稱為“領導人”的那個人，将會在他位于孔策沃的住所中因中風而去世。
次日，工人們開着裝滿鮮花的卡車來到劇院廣場上的工會大廈，不出數小時，該建築的正面挂起了一幅三層樓高的斯大林巨幅畫像。
在大都會酒店的六樓，《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新任總編輯哈裡森·索爾茲伯裡正站在伯爵舊日的房間裡（這套房間現在已被墨西哥臨時租用）往外看。
廣場上，主席團的成員乘坐的一隊豪華轎車剛抵達。
“索索”的靈柩被人從一輛淺藍色的救護車裡擡出來，然後被肅穆隆重地擡進宮去。
三月七日當天，聯盟宮向公衆開放。
不計其數的莫斯科公民排着長達五英裡的隊伍，等着向他們的領袖表達最後的敬意。
目睹此景，索爾茲伯裡越發覺得不可思議。
很多西方觀察家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超過一百萬的公民排隊去參觀一位統治者的遺體？不客氣的解釋是，那是為了确認他真的死了。
可這解釋不了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男女在等待時悲傷地哭泣。
事實上，有那麼多人在哀悼這位率領他們抵禦希特勒的侵略，并赢得偉大的衛國戰争的人；有那麼多人在哀悼這位緻力于讓俄國變得強大的人；還有一些人在哭泣，隻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一個充滿變數的新時代即将到來。
當然，理查德的預言完全應驗了。
索索咽氣的時候并沒有繼任計劃，也未指定接班人。
而在主席團當中，有資格接過領導大權的人有八個之多：内務部部長貝裡亞，國防部部長布爾加甯，部長會議副主席馬林科夫，外貿部部長米高揚，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秘書處成員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還有莫斯科的前任市長尼基塔·赫魯曉夫——那位既粗魯又野蠻，還秃了頂的政工幹部，正是他在不久前完成了建造那些五層混凝土公寓樓的計劃。
讓西方感到安慰的是，葬禮過後，馬林科夫似乎成了這場接班人競賽中最有可能的勝出者。
因為馬林科夫是位開明的國際主義者，對待核武器持直截了當的批評态度。
和斯大林一樣，他當時身兼黨的總書記和中央委員會主席二職。
然而，黨内高層迅速達成了一項共識，即從今以後不再允許一個人同時擔任這兩項要職。
于是，十天後，黨的總書記馬林科夫被迫将他擔任的委員會主席一職移交給了更為保守的赫魯曉夫，這便為兩個政敵共同執政的格局搭好了舞台。
兩人既有觀點相悖之處，同時又保持着微妙的盟友關系。
這一微妙的權力平衡，在接下來數年中令整個世界都琢磨不透。
? “但凡是個活人，怎麼可能希望出現後面那種情況呢？” 盡管不久之前伯爵還宣稱，他當天晚上沒有時間再赴别的約了，可問出上面這句話的時候，他正躺在安娜·烏爾班諾娃的床上。
“我知道，完全實現前面那種情形是有些不切實際，”他繼續說，“但不管怎麼說，假如連前者都是那麼遙不可及的話，你能想象後者的實現有多麼渺茫嗎？因為那麼做簡直有違人性。
對他人的生活方式充滿興趣地瞧上幾眼，或者拿我們的生活方式與他人分享，這是人類最基本的願望。
即使後者閉關鎖國，前者也會想方設法地從門縫裡逃出去的。
” 伯爵伸手将安娜的煙接過來吸了一口。
他沉思了片
所有這些都取決于誰将成為最終的領袖。
這座城市的大門可能會向整個世界敞開，當然，也可能會砰的一聲關上，并且從裡面鎖死。
” “我們當然希望是前者。
”伯爵說。
“那是絕對的，”理查德表示同意，“我們當然不希望是後者。
但不管最後會怎麼樣，我們都得有所準備。
而這正是我這次來的目的。
你看，我馬上要去巴黎負責的那個小組從事的就是情報領域工作。
它就像個研究單位。
我們會在世界各地網羅朋友，讓他們時不時替我們在這樣或那樣的事情上提供一些消息。
” “理查德，”伯爵有些吃驚地說，“你想讓我當間諜，出賣自己的祖國？” “什麼？當間諜出賣你的祖國？絕對不是，亞曆山大。
我覺得稱它為‘國際性八卦’更恰當。
比方說，誰收到了舞會的請帖，誰沒收到請帖卻還是硬着頭皮參加了舞會；誰和誰在角落裡拉手來着；誰忽然大發了一通脾氣。
也就是周日吃早餐閑聊時最常見的話題，世界各地都一樣。
如果你能為我們提供諸如此類的小道消息，我們是不會吝惜……” 伯爵笑了。
“理查德，我對當間諜和搜羅八卦都沒什麼興趣。
所以，别再提這件事了，不然，我們連好朋友都沒法做了。
” “那就為好朋友幹一杯。
”理查德邊說邊與伯爵碰了一下杯。
在接下來的一小時裡，兩個人把網球賽的話題扔到了一邊，轉而聊起了各自的生活。
伯爵談到了索菲亞，談到她在音樂學院取得的長足進步，以及，她現在仍是那麼善解人意，那麼安靜；理查德則聊起了他的兒子們，他們在托兒所裡取得的進步也不小，但那幾個小子既談不上善解人意，也從來沒安靜的時候。
他們還談到了巴黎、托爾斯泰和卡内基音樂廳。
然後就到了九點，兩位惺惺相惜的朋友都從座椅裡站起身來。
“我還是不送你出去了，”理查德說，“哦，對了，萬一有人問起，你就說，今晚你和希羅維奇教授就十四行詩的未來進行了長時間的讨論。
你的立場是支持，而他反對。
” 握過手，看着理查德走進卧室不見了人影，伯爵才轉過身，走到門口，準備自己開門出去。
從那架落地大座鐘旁邊走過的時候，他不禁猶豫了一下。
它曾經那麼忠誠地守候在他祖母的客廳裡，用鐘聲提醒着人們喝茶、吃飯，還有就寝。
而聖誕前夜，通知兄妹倆打開存放聖誕禮物的房間門的也是它。
伯爵把鐘櫃上方那扇窄小的玻璃門打開，把手伸了進去。
他發現那片小鑰匙依舊挂在鈎子上。
他把鑰匙插進鑰匙孔，再把鐘的發條上滿，設準了時間，然後在鐘擺上輕輕一推，他想：讓這個老夥計再多走幾小時吧。
差不多再過九個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被人們稱為“慈父”“領袖”“科巴”
次日，工人們開着裝滿鮮花的卡車來到劇院廣場上的工會大廈，不出數小時，該建築的正面挂起了一幅三層樓高的斯大林巨幅畫像。
在大都會酒店的六樓，《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新任總編輯哈裡森·索爾茲伯裡正站在伯爵舊日的房間裡（這套房間現在已被墨西哥臨時租用）往外看。
廣場上，主席團的成員乘坐的一隊豪華轎車剛抵達。
“索索”的靈柩被人從一輛淺藍色的救護車裡擡出來，然後被肅穆隆重地擡進宮去。
三月七日當天，聯盟宮向公衆開放。
不計其數的莫斯科公民排着長達五英裡的隊伍，等着向他們的領袖表達最後的敬意。
目睹此景，索爾茲伯裡越發覺得不可思議。
很多西方觀察家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超過一百萬的公民排隊去參觀一位統治者的遺體？不客氣的解釋是，那是為了确認他真的死了。
可這解釋不了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男女在等待時悲傷地哭泣。
事實上，有那麼多人在哀悼這位率領他們抵禦希特勒的侵略，并赢得偉大的衛國戰争的人；有那麼多人在哀悼這位緻力于讓俄國變得強大的人；還有一些人在哭泣，隻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一個充滿變數的新時代即将到來。
當然，理查德的預言完全應驗了。
索索咽氣的時候并沒有繼任計劃，也未指定接班人。
而在主席團當中，有資格接過領導大權的人有八個之多：内務部部長貝裡亞，國防部部長布爾加甯，部長會議副主席馬林科夫，外貿部部長米高揚，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秘書處成員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還有莫斯科的前任市長尼基塔·赫魯曉夫——那位既粗魯又野蠻，還秃了頂的政工幹部，正是他在不久前完成了建造那些五層混凝土公寓樓的計劃。
讓西方感到安慰的是，葬禮過後，馬林科夫似乎成了這場接班人競賽中最有可能的勝出者。
因為馬林科夫是位開明的國際主義者，對待核武器持直截了當的批評态度。
和斯大林一樣，他當時身兼黨的總書記和中央委員會主席二職。
然而，黨内高層迅速達成了一項共識，即從今以後不再允許一個人同時擔任這兩項要職。
于是，十天後，黨的總書記馬林科夫被迫将他擔任的委員會主席一職移交給了更為保守的赫魯曉夫，這便為兩個政敵共同執政的格局搭好了舞台。
兩人既有觀點相悖之處，同時又保持着微妙的盟友關系。
這一微妙的權力平衡，在接下來數年中令整個世界都琢磨不透。
? “但凡是個活人，怎麼可能希望出現後面那種情況呢？” 盡管不久之前伯爵還宣稱，他當天晚上沒有時間再赴别的約了，可問出上面這句話的時候，他正躺在安娜·烏爾班諾娃的床上。
“我知道，完全實現前面那種情形是有些不切實際，”他繼續說，“但不管怎麼說，假如連前者都是那麼遙不可及的話，你能想象後者的實現有多麼渺茫嗎？因為那麼做簡直有違人性。
對他人的生活方式充滿興趣地瞧上幾眼，或者拿我們的生活方式與他人分享，這是人類最基本的願望。
即使後者閉關鎖國，前者也會想方設法地從門縫裡逃出去的。
” 伯爵伸手将安娜的煙接過來吸了一口。
他沉思了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