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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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抛開一個事實不談，即這個遊戲對一個年近六旬的男人來講極具挑戰性，這位年輕姑娘的特長仍然足夠令人驚歎。
她仿佛能在一眨眼的工夫内将自己從酒店的這一頭傳送到另一頭。
這些年來，她對酒店中所有的秘道、後通道和連接門一定都已經了如指掌，同時，她還培養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時間感。
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被人發現時所表現出的那份超凡脫俗的鎮靜。
不管她剛才跑了多遠的路，有多快，她都不會流露出任何自己劇烈活動過的迹象。
心不跳，氣不喘，眉頭上一滴汗都不會有。
而且，她也從來不會咯咯地笑，或者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相反，她的神情總是認真又害羞，舉止也很得體。
她會友好地沖伯爵點點頭，算是打過招呼，然後便故作端莊地低頭重新看書，還伸手翻上一頁。
這麼鎮定的一個孩子會想出把鵝從籠子裡放出來的陰謀嗎？這簡直太荒謬了。
你幹脆說古巴比倫的通天塔是她弄倒的，或者獅身人面像的鼻子是被她敲掉的。
沒錯，當主廚獲知瑞士外交官點了份烤鵝并質疑鵝肉不新鮮的時候，她正在廚房裡吃晚飯。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她對她的埃米爾叔叔的忠心。
可即便如此，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怎麼可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在早晨七點把三隻壯實的家禽弄到這家國際大酒店的四樓去呢？伯爵一邊打開房門，一邊得出了最後的結論：這個想法既不合邏輯，也不合自然規律，更違背常識。
“我的天哪(2)。
” 片刻前還坐在大堂裡的索菲亞此時正穩穩當當地坐在大公那張辦公桌前，津津有味地讀着她那本大部頭書。
“哦，你好，爸爸。
”她頭也不擡地說道。
“噢，别人進屋的時候，停下自己手頭的工作，擡頭看一眼來人，這種禮貌已不再需要了是嗎？” 索菲亞的身子在椅子裡轉了一下。
“對不起，爸爸。
我看書看得正興起呢。
” “嗯。
什麼書？” “講同類相食的。
” “就是講吃人肉的！” “米歇爾·德·蒙田寫的。
” “啊，好啊。
如果是這樣，我敢說，這時間花得值。
”伯爵坦承道。
他一邊朝書房走，心裡一邊琢磨。
米歇爾·蒙田？忽然，他朝那張寫字台的底座瞥了一眼。
“那是《安娜·卡列尼娜》嗎？” 索菲亞順着他的目光望了過去。
“對，我想是的。
” “它在那兒幹嗎呢？” “隻有它和蒙田那本書一樣厚。
” “一樣厚？” “有什麼問題嗎？” “我隻能說，換了是安娜·卡列尼娜，她絕不會因為你和蒙田一樣厚，就把你拿去墊桌子的。
” ? “這想法太荒謬了，”伯爵說，“一個十三歲的女孩，怎麼可能帶着三隻如此壯實的鵝爬上兩層樓梯而不被任何人察覺呢？再說了，我問你，她能幹出這種事來嗎？” “當然不會。
”埃米爾說。
“不，絕對不會。
”安德烈也同意。
三個人都憤怒地搖了搖頭。
在一起共事多年有一個好處，即每天可以省卻許多無聊的客套話，留出充裕的時間來讨論更值得關心的事，比如說風濕病、公共交通不力，以及某位被莫名其妙提拔上來的人小題大做的行徑。
二十年了，“三巨頭”的全部成員對坐在文件堆後面的那位小肚雞腸的男人早已有所領教，同時，也對那位從日内瓦來的所謂“美食家”甚至連鵝和松雞都分不出來已經見怪不怪了。
“這太讓人氣憤了。
”伯爵說。
“真是的。
” “還是在例會前半小時把我叫過去的。
我們這兒要讨論的事本來就夠多的了。
” “可不是嘛，”安德烈表示同意，“亞曆山大，這倒是提醒我了。
” “什麼？” “在今晚營業之前，你能不能讓人把送飯菜的小升降機打掃一下？” “當然。
裡面很髒嗎？” “恐怕是的。
不知怎麼回事，裡面掉了一地的羽毛……” 說完這句話，安德烈伸出他那根頗有傳奇色彩的手指在嘴唇上刮了一下，而埃米爾則假裝在喝茶。
伯爵呢？他大張着嘴，卻不知做何回答——如何說出一番直戳要害，而且許多年後仍會被人們拿來反複說的俏皮話。
這時，突然傳來了敲門聲。
年輕的伊利亞拿着木勺走了進來。
在偉大的衛國戰争中，埃米爾失去了一名又一名經驗豐富的員工，連愛吹口哨的斯坦尼斯拉夫也未能幸免。
因為年富力強的成年男人都參了軍，他的廚房不得不用上許多青少年。
伊利亞是一九四三年被雇用的，他在一九四五年按資曆被提拔成了副主廚，當時他才十九歲。
埃米爾給了他一把木勺，而非切肉刀，這多少能體現他對伊利亞業務能力的信任。
“怎麼啦？”埃米爾頗不耐煩地擡眼問道。
伊利亞沒回答，他有些猶豫。
埃米爾瞅了瞅“三巨頭”的其餘兩位，不屑地翻了個白眼，仿佛在說：你們瞧瞧，我每天都在跟什麼人共事？然後，他又向他的徒弟轉過身去。
“誰都看得出，我們幾個有事正忙呢。
看來，你是覺得你的事更重要，所以必須打斷我們。
那好，有事就說，趁我們還沒等斷氣，趕緊說。
” 年輕人張了張嘴，卻沒有出聲，他隻是用勺子沖廚房指了指。
“三巨頭”的所有成員順着他手裡的那把餐具所指的方向，朝辦公室窗外看去。
隻見後樓梯的門邊站着一位神情落魄、穿着一件破破爛爛冬襖的人。
一見此狀，埃米爾的臉立刻漲得绯紅。
“誰讓他進來的？” “是我，先生。
” 埃米爾猛地站起身，差點連椅子都撞翻了。
他從伊利亞手中一把奪過木勺，就像司令官把肩章從失職的軍官身上撕下來一樣。
“這麼說，你現在已經成了傻瓜委員會的政治委員了，是嗎？嗯？才一轉背的工夫，你就被提拔為笨蛋委員會的總書記啦？” 年輕人不由得後退了一步。
“不，先生。
我沒被提拔。
” 埃米爾拿起木勺猛地往桌上一砸，差點将它摔成兩半。
“你當然沒有！我告訴你多少回了，不要讓乞丐進到廚房來？難道你還不明白，你今天給他一片面包，明天就會有五個他的朋友找上門來，後天興許會有五十個？” “是，先生，可……可是……” “可什麼，可是什麼？” “他沒有要吃的。
” “哦？” 年輕人朝伯爵指了指。
“他要找亞曆山大·伊裡奇。
” 安德烈和埃米爾一齊驚訝地朝他們的同事看去。
伯爵透過窗戶朝外面的那位乞丐看了一眼。
然後，他一言不發地從椅子裡站起來，走出辦公室，和他那位已八年未見的老友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
盡管安德烈和埃米爾從未見過這位陌生人，可一聽到他的名字，他們便立刻知道他是誰了：那個曾經和伯爵一起租住在修鞋鋪樓上的人，那個每十五英尺一個來回地踱着步總計踱出了數千英裡的人，那個熱愛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爾施塔姆的人。
當然，後二者和許多其他人一樣，以《刑法》第58條的“反革命罪”受到了審判和刑罰。
“請别客氣，”安德烈打了個手勢說，“你們可以用埃米爾的辦公室。
” “對，”埃米爾也附和道，“我的辦公室，你們盡管用。
” 出于無可挑剔的天性，安德烈領着米什卡來到背對着廚房的一張椅子前坐下。
埃米爾則拿來了面包和鹽擺在桌上，這是俄國人表示好客的古老傳統。
過了片刻，他又端來一盤土豆和小牛排。
然後，主廚和主管就離開屋子，并帶上門，讓這兩位老朋友的交談不受打擾。
米什卡盯着桌上的東西看了看。
“面包和鹽。
”他微笑着說。
看着桌對面的米什卡，伯爵心裡頓時有兩股格外矛盾的情感交織在了一起。
一方面，他因為突然再次見到了年輕時代的老友而喜出望外（無論何時何地，這都是一件大喜事）；可另一方面，伯爵也需要面對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那就是米什卡的這副形象。
他比以前瘦了三十磅，身上穿的是件磨破了的外套，走路還拖着一條瘸腿，難怪埃米爾一開始會把他誤認成乞丐。
當然，這些年來，伯爵也覺察出了歲月在“三巨頭”每個成員身上流逝的痕迹。
他注意到安德烈的左手有時會無端發抖，埃米爾右耳的聽力也在慢慢減退。
他還注意到，前者的頭發已變得斑白，而後者的也已經越來越稀疏。
然而在米什卡身上發生的遠非時間造成的損害那麼簡單。
他的身上體現出兩個決然不同的人和兩個決然不同的時代。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也許是米什卡的微笑。
年輕時的米什卡從來都是一闆一眼，說話也從不帶刺。
可剛才，當他說“面包和鹽”的時候，他臉上挂着諷刺的微笑。
“見到你我真高興，米什卡，”過了片刻，伯爵終于說道，“當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已被釋放的消息時，别提有多高興了。
你什麼時候回莫斯科的？” “我沒有。
”他的朋友帶着陌生的微笑答道。
米什卡接着解釋道，在熬完八年之後，他終于得到一個獎勵：被劃入“減六”的級别。
為了來莫斯科一趟，他特意找了個同情他而且和他相貌相似的人借了本護照。
“這樣好嗎？”伯爵關心地問。
米什卡聳了聳肩。
“我是今天早上從亞瓦斯坐火車來的。
今晚我還得回亞瓦斯去。
” “亞瓦斯……那是在哪兒？” “在種麥子和吃面包這兩個地方之間的什麼地方。
” “你在教書？”伯爵試探着問道。
“沒有，”米什卡把頭一搖，說道，“他們不鼓勵我們教書，也不鼓勵我們讀書和寫作，連吃飯都幾乎不鼓勵。
” 就這樣，米什卡開始描述他在亞瓦斯的生活。
在描述的過程中，他用了很多第一人稱複數，伯爵聽了還以為有勞改營的獄友和他一起搬去了那裡。
可慢慢地他才聽出來，原來當他說“我們”的時候，他其實并沒有指其他什麼人。
對米什卡而言，“我們”包括了他和他所有的獄友，不僅僅是他在阿爾漢格爾斯克認識的那些，還包括了上百萬甚至更多在索洛維茨基群島上，謝夫沃斯特拉格勞改營裡或者白海運河上艱苦工作的那些人，不論他們已經在那裡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還是會一直幹下去。
米什卡沉默着。
“到了夜裡，就更有趣了。
”片刻之後，他接着說。
“把鏟子放下，深一腳淺一腳地回到營房之後，我們會吞下幾口稀粥，然後用毯子把渾身上下捂得嚴嚴實實，打算好好睡上一覺。
可腦子裡免不了會有一些意外的念頭冒出來，一些不請自來的回憶讓人不住地審視、估摸和掂量。
在很多這樣的夜晚，我發現我又想起了你在酒吧裡碰見的那個德國人，就是聲稱伏特加是俄羅斯對西方所做的唯一貢獻，并且打賭說誰也說不出三樣别的貢獻來的那位。
” “我記得很清楚。
我當時借用的是你的話，說托爾斯泰和契诃夫的小說是叙事作品中的壓軸之作，接着又搬出了柴可夫斯基，然後還給那個鄉巴佬點了份魚子醬。
” “沒錯。
” 米什卡把頭搖了搖，然後微笑地看着伯爵。
“幾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又想到了我們俄國人的另外一個貢獻，薩沙。
” “第五個貢獻？” “是的，第五個貢獻：火燒莫斯科。
” 伯爵吃了一驚。
“你說的是一八一二年那次？” 米什卡點了點頭。
“你想象得出拿破侖當時臉上的表情嗎？淩晨兩點他被人從夢中叫醒，從克裡姆林宮嶄新的卧室裡出來後他才得知，數小時前被他占領的這座城市已經被它自己的人民一把點燃，正在熊熊燃燒。
”米什卡無聲地笑了，“是的，火燒莫斯科簡直太符合俄羅斯人的性格了，我的朋友。
這是毫無疑問的。
因為它不是一個單獨的事件。
它已經成了一種模式，它隻是從上千年的曆史中選摘出的一個事例。
作為一個民族，我們俄羅斯人早已證明，我們非常善于摧毀自己創造的東西。
” 也許是因為腳瘸了，米什卡沒有站起身來在屋裡來回踱步。
可伯爵看得出，他正在用他的眼睛踱着。
“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傳世名畫，薩沙，就是那些被世世代代懸挂在莊嚴的大廳内，能代表民族身份的畫作。
法國人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荷蘭人有倫勃朗的《夜巡》，美國人則有《華盛頓橫渡特拉華河》。
而我們俄羅斯人有什麼呢？是雙胞胎似的兩幅畫：一幅是彼得大帝在夏宮訓斥王儲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另一幅是列賓的《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兒子》。
幾十年來，這兩幅畫為我們的民衆所尊奉，為我們的評論家所贊美，并被我們勤奮的藝術學生争相描摹。
可他們描繪的都是些什麼呢？一個是我們最開明的一位沙皇——對自己的長子心懷芥蒂，并且即将判處後者死刑，而另一個則是用笏杖擊中了大兒子太陽穴的伊凡大帝，一生中從未退縮過的他正摟着兒子的身體。
“我們的教堂以獨特的美、色彩亮麗的塔尖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穹頂聞名于世，可我們卻将它們一座接一座地夷為平地。
我們把古代英雄的雕像推翻，把他們的名字從街道名稱上抹去，仿佛曆史上的他們是憑空杜撰出來的。
而對詩人呢，我們要麼保持沉默，要麼就耐心地等着他們自己沉默下來。
” 米什卡拿起叉子，把它插在一塊沒動過的牛肉上，然後舉在了空中。
“你知道嗎？在三十年代，當他們宣布要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時候，一半的農民甯可把自己的牲畜殺了，也不願把它們交給合作社。
一千四百萬頭牛啊，就這麼交給了秃鷹和蒼蠅。
” 仿佛為了表示尊重，他把肉又輕輕放回到盤子裡。
“這叫我們怎麼理解呢，薩沙？發動自己的人民，摧毀他們自己創造的藝術，破壞他們自己的城市，殺戮他們自己的子孫後代而沒有絲毫懊悔，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外國人看來，這一定太讓人震驚了。
他們一定覺得，我們俄羅斯人是如此殘酷和冷漠，沒什麼東西能被我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就連從我們腰胯下面出來的親生骨肉也不例外。
這樣的想法令我痛苦，攪得我心神不甯。
即使我已經疲憊不堪，可一想到它，我便會在床上輾轉難眠，直到天明。
“後來，有天晚上，他到夢中來找我了，薩沙，就是馬雅可夫斯基。
他給我念了好幾段詩，那麼美，那麼令人難忘的詩，都是我從沒聽過的，描寫的是桦樹皮在冬日的照耀下閃閃發光的情景。
可接着，他卻長歎了一聲，往他的左輪手槍裡填上子彈，然後把槍管對準了自己的胸口。
驚醒之後，我突然明白了過來，原來這種自我毀滅的傾向并不可惡，也不是什麼令人羞愧或令人憎恨的事，它反而是我們最強大的力量。
我們把槍口轉過來對着自己，并不是因為我們比法國人、英國人或者意大利人更冷漠、更沒文化，正好相反，我們之所以要摧毀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比他們更相信繪畫、詩歌、祈禱以及人自身所擁有的力量。
” 米什卡搖了搖頭。
“記住我這句話，我的朋友：這絕不會是莫斯科最後一次被我們自己人燒為平地。
” 和以前一樣，米什卡越說越激動，有時他甚至像在自言自語。
直到說完，他才往桌子對面看去，見伯爵臉上是無盡的悲傷，他突然大笑起來，笑聲中沒有痛苦，沒有嘲諷。
他把手伸到桌子的那邊，緊緊攥住了老朋友的小臂。
“我看得出，薩沙，我剛才提到手槍的時候，你在替我擔心。
可你不用擔心。
我還沒完呢。
我還有事得做。
其實，這也正是我偷偷地回莫斯科的原因：我得去趟圖書館，為了我正在進行的一個小項目。
” 伯爵一直懸着的心這才落了地。
同時，他也從米什卡的眼裡發現了些許昔日的神采。
在他冒冒失失地讓自己陷入目前的困境之前，他的眼裡永遠都閃爍着那樣的光彩。
“是詩歌嗎？”伯爵問。
“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的，我想是的。
但它比詩歌更重要。
它是那種可以作為地基搭建起其他東西的東西。
眼下我尚未準備好把它拿出來給别人看。
但一旦準備好了，你會是第一個看到的人。
” 他們從辦公室出來後，伯爵把米什卡帶到了後樓梯。
這時，廚房裡早已忙開了。
案台上有人在剁洋蔥，有人在切甜菜，還有人在給母雞拔毛。
埃米爾站在爐火旁，上面同時煨着六隻罐子，他朝伯爵打了個手勢，讓他等一等。
他把手在圍裙上揩了揩，然後走到門口，手裡拿着一包用牛皮紙包着的食物。
“這點東西你留
她仿佛能在一眨眼的工夫内将自己從酒店的這一頭傳送到另一頭。
這些年來，她對酒店中所有的秘道、後通道和連接門一定都已經了如指掌，同時，她還培養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時間感。
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被人發現時所表現出的那份超凡脫俗的鎮靜。
不管她剛才跑了多遠的路，有多快，她都不會流露出任何自己劇烈活動過的迹象。
心不跳，氣不喘，眉頭上一滴汗都不會有。
而且，她也從來不會咯咯地笑，或者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相反，她的神情總是認真又害羞，舉止也很得體。
她會友好地沖伯爵點點頭，算是打過招呼，然後便故作端莊地低頭重新看書，還伸手翻上一頁。
這麼鎮定的一個孩子會想出把鵝從籠子裡放出來的陰謀嗎？這簡直太荒謬了。
你幹脆說古巴比倫的通天塔是她弄倒的，或者獅身人面像的鼻子是被她敲掉的。
沒錯，當主廚獲知瑞士外交官點了份烤鵝并質疑鵝肉不新鮮的時候，她正在廚房裡吃晚飯。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她對她的埃米爾叔叔的忠心。
可即便如此，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怎麼可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在早晨七點把三隻壯實的家禽弄到這家國際大酒店的四樓去呢？伯爵一邊打開房門，一邊得出了最後的結論：這個想法既不合邏輯，也不合自然規律，更違背常識。
“我的天哪
” 片刻前還坐在大堂裡的索菲亞此時正穩穩當當地坐在大公那張辦公桌前，津津有味地讀着她那本大部頭書。
“哦，你好，爸爸。
”她頭也不擡地說道。
“噢，别人進屋的時候，停下自己手頭的工作，擡頭看一眼來人，這種禮貌已不再需要了是嗎？” 索菲亞的身子在椅子裡轉了一下。
“對不起，爸爸。
我看書看得正興起呢。
” “嗯。
什麼書？” “講同類相食的。
” “就是講吃人肉的！” “米歇爾·德·蒙田寫的。
” “啊，好啊。
如果是這樣，我敢說，這時間花得值。
”伯爵坦承道。
他一邊朝書房走，心裡一邊琢磨。
米歇爾·蒙田？忽然，他朝那張寫字台的底座瞥了一眼。
“那是《安娜·卡列尼娜》嗎？” 索菲亞順着他的目光望了過去。
“對，我想是的。
” “它在那兒幹嗎呢？” “隻有它和蒙田那本書一樣厚。
” “一樣厚？” “有什麼問題嗎？” “我隻能說，換了是安娜·卡列尼娜，她絕不會因為你和蒙田一樣厚，就把你拿去墊桌子的。
” ? “這想法太荒謬了，”伯爵說，“一個十三歲的女孩，怎麼可能帶着三隻如此壯實的鵝爬上兩層樓梯而不被任何人察覺呢？再說了，我問你，她能幹出這種事來嗎？” “當然不會。
”埃米爾說。
“不，絕對不會。
”安德烈也同意。
三個人都憤怒地搖了搖頭。
在一起共事多年有一個好處，即每天可以省卻許多無聊的客套話，留出充裕的時間來讨論更值得關心的事，比如說風濕病、公共交通不力，以及某位被莫名其妙提拔上來的人小題大做的行徑。
二十年了，“三巨頭”的全部成員對坐在文件堆後面的那位小肚雞腸的男人早已有所領教，同時，也對那位從日内瓦來的所謂“美食家”甚至連鵝和松雞都分不出來已經見怪不怪了。
“這太讓人氣憤了。
”伯爵說。
“真是的。
” “還是在例會前半小時把我叫過去的。
我們這兒要讨論的事本來就夠多的了。
” “可不是嘛，”安德烈表示同意，“亞曆山大，這倒是提醒我了。
” “什麼？” “在今晚營業之前，你能不能讓人把送飯菜的小升降機打掃一下？” “當然。
裡面很髒嗎？” “恐怕是的。
不知怎麼回事，裡面掉了一地的羽毛……” 說完這句話，安德烈伸出他那根頗有傳奇色彩的手指在嘴唇上刮了一下，而埃米爾則假裝在喝茶。
伯爵呢？他大張着嘴，卻不知做何回答——如何說出一番直戳要害，而且許多年後仍會被人們拿來反複說的俏皮話。
這時，突然傳來了敲門聲。
年輕的伊利亞拿着木勺走了進來。
在偉大的衛國戰争中，埃米爾失去了一名又一名經驗豐富的員工，連愛吹口哨的斯坦尼斯拉夫也未能幸免。
因為年富力強的成年男人都參了軍，他的廚房不得不用上許多青少年。
伊利亞是一九四三年被雇用的，他在一九四五年按資曆被提拔成了副主廚，當時他才十九歲。
埃米爾給了他一把木勺，而非切肉刀，這多少能體現他對伊利亞業務能力的信任。
“怎麼啦？”埃米爾頗不耐煩地擡眼問道。
伊利亞沒回答，他有些猶豫。
埃米爾瞅了瞅“三巨頭”的其餘兩位，不屑地翻了個白眼，仿佛在說：你們瞧瞧，我每天都在跟什麼人共事？然後，他又向他的徒弟轉過身去。
“誰都看得出，我們幾個有事正忙呢。
看來，你是覺得你的事更重要，所以必須打斷我們。
那好，有事就說，趁我們還沒等斷氣，趕緊說。
” 年輕人張了張嘴，卻沒有出聲，他隻是用勺子沖廚房指了指。
“三巨頭”的所有成員順着他手裡的那把餐具所指的方向，朝辦公室窗外看去。
隻見後樓梯的門邊站着一位神情落魄、穿着一件破破爛爛冬襖的人。
一見此狀，埃米爾的臉立刻漲得绯紅。
“誰讓他進來的？” “是我，先生。
” 埃米爾猛地站起身，差點連椅子都撞翻了。
他從伊利亞手中一把奪過木勺，就像司令官把肩章從失職的軍官身上撕下來一樣。
“這麼說，你現在已經成了傻瓜委員會的政治委員了，是嗎？嗯？才一轉背的工夫，你就被提拔為笨蛋委員會的總書記啦？” 年輕人不由得後退了一步。
“不，先生。
我沒被提拔。
” 埃米爾拿起木勺猛地往桌上一砸，差點将它摔成兩半。
“你當然沒有！我告訴你多少回了，不要讓乞丐進到廚房來？難道你還不明白，你今天給他一片面包，明天就會有五個他的朋友找上門來，後天興許會有五十個？” “是，先生，可……可是……” “可什麼，可是什麼？” “他沒有要吃的。
” “哦？” 年輕人朝伯爵指了指。
“他要找亞曆山大·伊裡奇。
” 安德烈和埃米爾一齊驚訝地朝他們的同事看去。
伯爵透過窗戶朝外面的那位乞丐看了一眼。
然後，他一言不發地從椅子裡站起來，走出辦公室，和他那位已八年未見的老友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
盡管安德烈和埃米爾從未見過這位陌生人，可一聽到他的名字，他們便立刻知道他是誰了：那個曾經和伯爵一起租住在修鞋鋪樓上的人，那個每十五英尺一個來回地踱着步總計踱出了數千英裡的人，那個熱愛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爾施塔姆的人。
當然，後二者和許多其他人一樣，以《刑法》第58條的“反革命罪”受到了審判和刑罰。
“請别客氣，”安德烈打了個手勢說，“你們可以用埃米爾的辦公室。
” “對，”埃米爾也附和道，“我的辦公室，你們盡管用。
” 出于無可挑剔的天性，安德烈領着米什卡來到背對着廚房的一張椅子前坐下。
埃米爾則拿來了面包和鹽擺在桌上，這是俄國人表示好客的古老傳統。
過了片刻，他又端來一盤土豆和小牛排。
然後，主廚和主管就離開屋子，并帶上門，讓這兩位老朋友的交談不受打擾。
米什卡盯着桌上的東西看了看。
“面包和鹽。
”他微笑着說。
看着桌對面的米什卡，伯爵心裡頓時有兩股格外矛盾的情感交織在了一起。
一方面，他因為突然再次見到了年輕時代的老友而喜出望外（無論何時何地，這都是一件大喜事）；可另一方面，伯爵也需要面對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那就是米什卡的這副形象。
他比以前瘦了三十磅，身上穿的是件磨破了的外套，走路還拖着一條瘸腿，難怪埃米爾一開始會把他誤認成乞丐。
當然，這些年來，伯爵也覺察出了歲月在“三巨頭”每個成員身上流逝的痕迹。
他注意到安德烈的左手有時會無端發抖，埃米爾右耳的聽力也在慢慢減退。
他還注意到，前者的頭發已變得斑白，而後者的也已經越來越稀疏。
然而在米什卡身上發生的遠非時間造成的損害那麼簡單。
他的身上體現出兩個決然不同的人和兩個決然不同的時代。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也許是米什卡的微笑。
年輕時的米什卡從來都是一闆一眼，說話也從不帶刺。
可剛才，當他說“面包和鹽”的時候，他臉上挂着諷刺的微笑。
“見到你我真高興，米什卡，”過了片刻，伯爵終于說道，“當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已被釋放的消息時，别提有多高興了。
你什麼時候回莫斯科的？” “我沒有。
”他的朋友帶着陌生的微笑答道。
米什卡接着解釋道，在熬完八年之後，他終于得到一個獎勵：被劃入“減六”的級别。
為了來莫斯科一趟，他特意找了個同情他而且和他相貌相似的人借了本護照。
“這樣好嗎？”伯爵關心地問。
米什卡聳了聳肩。
“我是今天早上從亞瓦斯坐火車來的。
今晚我還得回亞瓦斯去。
” “亞瓦斯……那是在哪兒？” “在種麥子和吃面包這兩個地方之間的什麼地方。
” “你在教書？”伯爵試探着問道。
“沒有，”米什卡把頭一搖，說道，“他們不鼓勵我們教書，也不鼓勵我們讀書和寫作，連吃飯都幾乎不鼓勵。
” 就這樣，米什卡開始描述他在亞瓦斯的生活。
在描述的過程中，他用了很多第一人稱複數，伯爵聽了還以為有勞改營的獄友和他一起搬去了那裡。
可慢慢地他才聽出來，原來當他說“我們”的時候，他其實并沒有指其他什麼人。
對米什卡而言，“我們”包括了他和他所有的獄友，不僅僅是他在阿爾漢格爾斯克認識的那些，還包括了上百萬甚至更多在索洛維茨基群島上，謝夫沃斯特拉格勞改營裡或者白海運河上艱苦工作的那些人，不論他們已經在那裡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還是會一直幹下去。
米什卡沉默着。
“到了夜裡，就更有趣了。
”片刻之後，他接着說。
“把鏟子放下，深一腳淺一腳地回到營房之後，我們會吞下幾口稀粥，然後用毯子把渾身上下捂得嚴嚴實實，打算好好睡上一覺。
可腦子裡免不了會有一些意外的念頭冒出來，一些不請自來的回憶讓人不住地審視、估摸和掂量。
在很多這樣的夜晚，我發現我又想起了你在酒吧裡碰見的那個德國人，就是聲稱伏特加是俄羅斯對西方所做的唯一貢獻，并且打賭說誰也說不出三樣别的貢獻來的那位。
” “我記得很清楚。
我當時借用的是你的話，說托爾斯泰和契诃夫的小說是叙事作品中的壓軸之作，接着又搬出了柴可夫斯基，然後還給那個鄉巴佬點了份魚子醬。
” “沒錯。
” 米什卡把頭搖了搖，然後微笑地看着伯爵。
“幾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又想到了我們俄國人的另外一個貢獻，薩沙。
” “第五個貢獻？” “是的，第五個貢獻：火燒莫斯科。
” 伯爵吃了一驚。
“你說的是一八一二年那次？” 米什卡點了點頭。
“你想象得出拿破侖當時臉上的表情嗎？淩晨兩點他被人從夢中叫醒，從克裡姆林宮嶄新的卧室裡出來後他才得知，數小時前被他占領的這座城市已經被它自己的人民一把點燃，正在熊熊燃燒。
”米什卡無聲地笑了，“是的，火燒莫斯科簡直太符合俄羅斯人的性格了，我的朋友。
這是毫無疑問的。
因為它不是一個單獨的事件。
它已經成了一種模式，它隻是從上千年的曆史中選摘出的一個事例。
作為一個民族，我們俄羅斯人早已證明，我們非常善于摧毀自己創造的東西。
” 也許是因為腳瘸了，米什卡沒有站起身來在屋裡來回踱步。
可伯爵看得出，他正在用他的眼睛踱着。
“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傳世名畫，薩沙，就是那些被世世代代懸挂在莊嚴的大廳内，能代表民族身份的畫作。
法國人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荷蘭人有倫勃朗的《夜巡》，美國人則有《華盛頓橫渡特拉華河》。
而我們俄羅斯人有什麼呢？是雙胞胎似的兩幅畫：一幅是彼得大帝在夏宮訓斥王儲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另一幅是列賓的《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兒子》。
幾十年來，這兩幅畫為我們的民衆所尊奉，為我們的評論家所贊美，并被我們勤奮的藝術學生争相描摹。
可他們描繪的都是些什麼呢？一個是我們最開明的一位沙皇——對自己的長子心懷芥蒂，并且即将判處後者死刑，而另一個則是用笏杖擊中了大兒子太陽穴的伊凡大帝，一生中從未退縮過的他正摟着兒子的身體。
“我們的教堂以獨特的美、色彩亮麗的塔尖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穹頂聞名于世，可我們卻将它們一座接一座地夷為平地。
我們把古代英雄的雕像推翻，把他們的名字從街道名稱上抹去，仿佛曆史上的他們是憑空杜撰出來的。
而對詩人呢，我們要麼保持沉默，要麼就耐心地等着他們自己沉默下來。
” 米什卡拿起叉子，把它插在一塊沒動過的牛肉上，然後舉在了空中。
“你知道嗎？在三十年代，當他們宣布要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的時候，一半的農民甯可把自己的牲畜殺了，也不願把它們交給合作社。
一千四百萬頭牛啊，就這麼交給了秃鷹和蒼蠅。
” 仿佛為了表示尊重，他把肉又輕輕放回到盤子裡。
“這叫我們怎麼理解呢，薩沙？發動自己的人民，摧毀他們自己創造的藝術，破壞他們自己的城市，殺戮他們自己的子孫後代而沒有絲毫懊悔，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在外國人看來，這一定太讓人震驚了。
他們一定覺得，我們俄羅斯人是如此殘酷和冷漠，沒什麼東西能被我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就連從我們腰胯下面出來的親生骨肉也不例外。
這樣的想法令我痛苦，攪得我心神不甯。
即使我已經疲憊不堪，可一想到它，我便會在床上輾轉難眠，直到天明。
“後來，有天晚上，他到夢中來找我了，薩沙，就是馬雅可夫斯基。
他給我念了好幾段詩，那麼美，那麼令人難忘的詩，都是我從沒聽過的，描寫的是桦樹皮在冬日的照耀下閃閃發光的情景。
可接着，他卻長歎了一聲，往他的左輪手槍裡填上子彈，然後把槍管對準了自己的胸口。
驚醒之後，我突然明白了過來，原來這種自我毀滅的傾向并不可惡，也不是什麼令人羞愧或令人憎恨的事，它反而是我們最強大的力量。
我們把槍口轉過來對着自己，并不是因為我們比法國人、英國人或者意大利人更冷漠、更沒文化，正好相反，我們之所以要摧毀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那是因為我們比他們更相信繪畫、詩歌、祈禱以及人自身所擁有的力量。
” 米什卡搖了搖頭。
“記住我這句話，我的朋友：這絕不會是莫斯科最後一次被我們自己人燒為平地。
” 和以前一樣，米什卡越說越激動，有時他甚至像在自言自語。
直到說完，他才往桌子對面看去，見伯爵臉上是無盡的悲傷，他突然大笑起來，笑聲中沒有痛苦，沒有嘲諷。
他把手伸到桌子的那邊，緊緊攥住了老朋友的小臂。
“我看得出，薩沙，我剛才提到手槍的時候，你在替我擔心。
可你不用擔心。
我還沒完呢。
我還有事得做。
其實，這也正是我偷偷地回莫斯科的原因：我得去趟圖書館，為了我正在進行的一個小項目。
” 伯爵一直懸着的心這才落了地。
同時，他也從米什卡的眼裡發現了些許昔日的神采。
在他冒冒失失地讓自己陷入目前的困境之前，他的眼裡永遠都閃爍着那樣的光彩。
“是詩歌嗎？”伯爵問。
“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的，我想是的。
但它比詩歌更重要。
它是那種可以作為地基搭建起其他東西的東西。
眼下我尚未準備好把它拿出來給别人看。
但一旦準備好了，你會是第一個看到的人。
” 他們從辦公室出來後，伯爵把米什卡帶到了後樓梯。
這時，廚房裡早已忙開了。
案台上有人在剁洋蔥，有人在切甜菜，還有人在給母雞拔毛。
埃米爾站在爐火旁，上面同時煨着六隻罐子，他朝伯爵打了個手勢，讓他等一等。
他把手在圍裙上揩了揩，然後走到門口，手裡拿着一包用牛皮紙包着的食物。
“這點東西你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