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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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目光,他已經被深深打動。

     打動他的并非那些有關聖彼得堡的回憶,或年少時他在朱門豪宅裡的生活,或和米什卡合租時住在補鞋匠樓上那間公寓的時光,他也不是被米什卡對偉大的俄國文學進行感情真摯的回顧所打動。

    真正打動他的是,這位老友在漫無目的的情況下拔腿便走進了那偷來的春意中。

     米什卡和卡捷琳娜一起搬去基輔已四年有餘;而她為了另一個男人離開他也有一年了;自他回到聖彼得堡,重新把自己鎖在書堆裡也已經六個月了。

    後來,在一個春天的夜晚,淩晨四點,無法入睡的他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已來到涅瓦大街,正走在他和卡捷琳娜一起走過的那條路上。

    正是在那天,她第一次牽住了他的手。

    後來,當太陽開始升起,那情景讓他突然想起了那句斷言、宣言和承諾——“永遠都要發光,照亮你所到的每一個地方,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刻。

    ”而這,正是人們祈求從愛裡面得到的。

     那當這些念頭在伯爵心裡翻來覆去時,他有沒有因為米什卡至今還對卡捷琳娜朝思暮想而替他擔心呢?他有沒有因為他這位老友,在深夜病态般地追索一條已經消逝的愛情之路而擔心呢? 擔心?米什卡這輩子都會對卡捷琳娜念念不忘的。

    不管他們給涅瓦大街重新起了個什麼名字,隻要他再次踏上那條街道,他就無法擺脫那股難以承受的茫然和失落。

    這才是正常的。

    這種茫然和失落正是我們有所預見與準備的,并且會珍藏在心裡,直到生命盡頭。

    因為,隻有我們内心的悲傷,才能最有效地反駁那些愛情短暫易逝的論調。

     伯爵拿起米什卡的信正欲往下讀,在他翻頁時,三位剛從廣場餐廳出來的年輕人在其中一株棕榈樹的一側停下,開始嚴肅地談起話來。

    三人中有一位二十來歲的帥氣小夥,看上去是共青團員。

    另外兩個都是年輕姑娘——一個金發,一個黑發。

    他們三個顯然即将被派往伊萬諾沃省,而那個小夥子是他們三人中的隊長。

    他正在提醒他的兩位女同胞,他們此行将不可避免地面對物資匮乏的問題,同時,他也向她們保證,這項工作意義非凡。

     小夥子話剛說完,黑頭發的姑娘問他,伊萬諾沃省有多大。

    沒等他開口,金發姑娘就代他答道:“面積有三百多平方英裡,人口五十萬。

    盡管該地區以農業為主,但它總共隻有八個拖拉機站和六座現代化加工廠。

    ” 帥氣的隊長看上去并未因為年輕的同志越俎代庖而有絲毫不悅。

    相反,從他的表情能明顯看出,他對她十分尊重。

     金發姑娘剛結束這場“地理課”,他們中第四位成員也從廣場餐廳那裡一路小跑了過來。

    來人比隊長更矮,也更年輕,他頭上戴着一頂水手帽。

    自從戰艦“波将金号”事件發生以來,這種帽子一度深受内陸地區的青年的喜愛。

    他手裡拎着一件布夾克,走到近前時,他把夾克朝金發姑娘遞了過去。

     “我剛才去拿我的衣服,順便也幫你拿了外套。

    ”他熱情地說。

     金發姑娘點了點頭,接過外套,連個“謝”字也沒有。

     連個“謝”字也沒有? 伯爵不由得站起身來。

     “尼娜?” 四個年輕人全都朝盆栽棕榈樹的這一邊轉過身來。

     伯爵把他的白色外套和米什卡的信往椅子上一放,便從樹葉的後面走了出去。

     “尼娜·庫利科娃!”他叫了一聲,“真沒想到啊。

    ” 這句話對此刻的伯爵來說真是恰如其分:真沒想到。

    因為他已經有兩年多沒見到尼娜了。

    有許多次,從棋牌娛樂室或者宴會廳路過時,他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想:她如今會在哪兒,又在做什麼呢。

     可就在同時,伯爵突然覺得,他此刻現身對尼娜來說并不合适。

    也許她并不想跟她的同志解釋,她怎麼會認識像他這樣的“前人民(8)”。

    也許她還從未跟他們提起過,她年幼時住過這家豪華的酒店。

    也許,她隻想和她那些目标明确的朋友把那場有意義的談話繼續下去。

     “我失陪一會兒。

    ”她對他們說,然後走向伯爵。

     分别了這麼久,伯爵本能地想給他的小尼娜一個大大的擁抱,但她的肢體語言似乎在阻止他實現這一沖動。

     “看見你真高興,尼娜。

    ” “我也是,亞曆山大·伊裡奇。

    ” 兩位老朋友互相注視了一會兒,然後,尼娜指了指那件搭在座椅扶手上的白色西裝。

     “看樣子,你還在替博亞爾斯基餐廳打點那些桌子?” “是的。

    ”他微笑着說,盡管她那公事公辦的口吻讓他不确定這話是褒是貶。

    他很想(帶着戲谑的眼神)反問她一句,剛才在廣場餐廳她是不是又點了一份“開胃菜”,可他想了想,覺得還是不問的好。

     “我聽說你馬上又要出門冒險了。

    ”他說。

     “我想是會有些冒險的成分,”她答道,“但主要是有很多工作要做。

    ” 她解釋說,明天一早,他們四個人就要和另外十名本地的共青團員一起,動身前往卡德地區——位于伊萬諾沃省心髒地帶的古老農業中心——去幫助那裡的烏達尼克,即“生産突擊隊員們”,在該地區推行農業集體化。

    一九二八年年底,伊萬諾沃省僅有百分之十的農場是集體化經營,而到了一九三〇年年底,幾乎所有的農場都是集體化運作了。

     “世代以來,富農們都是自己耕種土地,同時,他們也會根據需要來組織和使用當地沒有土地的農村勞動力。

    可現在時代變了,用公有的土地來服務公共利益的時代到了。

    這是曆史的必然。

    ”她不帶絲毫感情地補充道,“這是不可避免的。

    畢竟,難道當教師的就隻教自己的孩子,當醫生的隻照顧自己的父母嗎?” 尼娜滔滔不絕地開始了她的演講,她的口氣和她使用的術語,包括她對富農苛刻的評論以及“集體化不可避免”的判斷,很讓伯爵吃驚。

    這時,見她把頭發往耳後攏了攏,他才醒悟過來:其實他不該為她如此高漲的熱情大驚小怪。

    她隻不過是把利西茨基教授在課堂上對數學的熱忱和她對細節精益求精的追求,原封不動地搬到了她對工作的愛上。

    尼娜·庫利科娃從來,并且永遠都是,一個對嚴謹的思想和嚴謹的思考孜孜以求的嚴謹之人。

     盡管尼娜剛才跟她的同志們說隻需要“一會兒”,但一談起他們的工作計劃來,她便似乎把棕榈樹那邊等她的同志給忘了。

     伯爵心裡在暗笑。

    他從她肩膀上方望過去,發現那位帥氣的隊長已經把其他人打發走了,而他自己卻留下來等尼娜。

    在任何年代,這都算得上極高明的手段。

     “我該走了。

    ”結束了長篇大論,她終于說道。

     “是,當然。

    ”伯爵答道,“你肯定有很多事要忙。

    ” 她冷靜地與伯爵握了握手表示感謝。

    她轉過身去時,似乎根本沒注意到已有兩位同志先行離去,而她似乎對帥氣小夥子的耐心等待習以為常。

     伯爵目送着兩位年輕的理想主義者走過旋轉門,出了酒店。

    他見小夥子對帕維爾說了句什麼,帕維爾便沖出租車打了個手勢。

    出租車開過來,年輕人打開車門,尼娜卻朝對面的劇院廣場指了指,意思是她要去不同的方向。

    而帥氣的隊長也同樣指了指,大概是要陪她一起去。

    尼娜卻像剛才和伯爵握手時那樣非常冷靜地和他握過手,再穿過廣場,朝曆史的必然方向走去。

     ? “這個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吧?” 伯爵正和瑪麗娜一起,盯着她剛從抽屜裡取出的一隻線軸。

    抽屜裡裝滿了白線,各種程度的白色這裡面應有盡有。

     “真抱歉,閣下,”瑪麗娜答道,“您這麼一說,我便覺得它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

    ” 伯爵把目光從線軸上擡起來,直視着瑪麗娜那雙一動不動、充滿擔憂的眼睛。

    可她恍惚的眼色裡似乎充滿了笑意。

    然後她像個小女孩一樣大笑了起來。

     “哦,把它給我。

    ”他說。

     “這個嘛,”她用和解的語氣說,“還是讓我來吧。

    ” “絕對不讓。

    ” “得了吧。

    ” “我自己能行,謝謝你。

    ” 伯爵确實不是在使性子,他有把握自己做好這件事。

     要成為一名出色的餐廳侍者,你必須把自己的外表收拾得當。

    這很合情合理。

    你必須幹淨、整潔和優雅。

    同時,你還得穿戴整齊,絕不能穿着領口和袖口磨爛了的衣服在餐廳裡逗留。

    還有,你絕對不能連衣扣都不扣,敞着衣服去替客人端茶送水,因為你會發現,敞開的衣襟很快會晃蕩到客人的土豆濃湯裡去。

    所以,在正式成為博亞爾斯基餐廳員工三周後,伯爵便來向瑪麗娜請教這門“阿拉喀涅的藝術”。

    一開始,伯爵保守地為這門課程留出了一小時的時間。

    可後來的四周,他總共花了八小時才全部上完。

     誰會知道竟有這麼多種不同的針法呢?倒針,十字針,跳針,對針,包邊縫針,等等。

    即使是亞裡士多德、拉魯斯和狄德羅,這些把畢生精力都用來對各種現象進行劃分、歸類和定義的百科全書式的偉大人物,恐怕也不會想到竟有這麼多種針法,而且,每一種都有不同的用途。

     伯爵拿着那根奶白色的線,在椅子裡坐了下來。

    瑪麗娜把她用來插針的針墊遞給他。

    他仔細打量着它,就像一個孩子打量着一盒巧克力。

     “這根。

    ”他說。

     他舔了舔線頭,然後眯着一隻眼睛(像瑪麗娜教他的那樣)穿起針來,那速度比聖徒穿過天堂之門還要快。

    他把線繞出一個雙環,打上結,再把線從線軸上剪下。

    然後,他便坐直身子,幹起活兒來。

    旁邊的瑪麗娜也忙起了她自己的活計(縫補枕套)。

     自打有針線活兒以來,人們便習慣了一邊縫東西一邊聊天,而此刻的二人也不例外。

    這類閑聊大多會得到對方一句“嗯”或“是嗎”這種不至于中斷工作節奏的回答。

    偶爾碰上大家都關心的話題,手裡的針線活兒便會因此停下。

    而眼下,聊了幾句天氣和帕維爾漂亮的新大衣之後,伯爵提起了遇見尼娜的事。

    瑪麗娜聞言,手中剛推進去的縫衣針頓時僵在了半道。

     “尼娜·庫利科娃?”她驚訝地問。

     “除了她還有誰。

    ” “在哪兒?” “大堂。

    她和三位同志在一起吃午飯。

    ” “你們聊了會兒嗎?” “聊了幾句。

    ” “她說了自己的情況?” “他們好像馬上要到伊萬諾沃去搞富農合法化和拖拉機集體化之類的事了。

    ” “誰問你這些啦,亞曆山大?她怎麼樣?” 伯爵手裡的針線停了下來。

     “和從前一樣,”過了片刻他才說,“還是那麼充滿好奇心,充滿激情和自信。

    ” “真好啊。

    ”瑪麗娜微笑着說道。

     伯爵看了看她,見她又開始縫起來。

     “隻不過……” 瑪麗娜又停了下來,回視着他的雙眼。

     “不過什麼?” “沒什麼。

    ” “亞曆山大,你心裡肯定有話。

    ” “隻不過,尼娜講到這趟即将開始的旅行時,是那麼激動,那麼自信,那麼一心一意,似乎一點幽默感都沒了。

    她就像那些無畏的探險家,唯一的念頭就是把她的旗子插到極地的冰蓋上,再以曆史必然的名義将它據為己有。

    可我由始至終地懷疑,真正屬于她的幸福也許都在另一個緯度等着她。

    ” “得了吧,亞曆山大。

    小尼娜都快滿十八歲了。

    我敢肯定,你和你那些朋友在她這個年紀也講過同樣慷慨激昂、充滿自信的話。

    ” “那當然,”伯爵說,“那時候我們是坐在咖啡館裡慷慨陳詞,不到店裡開始拖地、關燈的那一刻我們是不會起身的。

    ” “看,沒錯吧。

    ” “我們也的确為各種主義争論過,瑪麗娜,但我們卻從沒想過要把它們拿來真正地付諸實踐。

    ” 瑪麗娜的眼睛轉動了一下:“你可千萬别去搞什麼主義呀。

    ” “不,我是說真的。

    尼娜太執着了,我擔心那種信仰會把她作為年輕人應有的快樂剝奪掉。

    ” 瑪麗娜把手裡的針線活兒放下來擱在她的腿上。

     “你一直都很喜歡小尼娜的。

    ” “我當然喜歡。

    ” “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因為她是個喜歡獨立思考的人。

    ” “的确。

    ” “那你就該相信她。

    即便現在她一心奔着錯誤的方向去,你也要相信,她遲早會找到她生命的歸宿。

    因為我們每個人遲早都會找到自己的歸宿。

    ” 伯爵揣摩着瑪麗娜的話,不由得點了點頭,然後重新幹起了手裡的活兒。

    他把線從扣眼裡穿過去繞了幾圈,纏在扣子下面的鐵鈎上,打上死結,再用牙咬斷。

    等把瑪麗娜的針插回針墊上時,伯爵才發現已經下午四點過五分了。

    事實又一次證明,當你沉浸在愉快的工作當中,并且身旁有人可以愉快地交談時,時間就會過得飛快。

     等等……伯爵心想。

     已經四點五分了? “我的天哪!” 伯爵一邊向瑪麗娜道謝,一邊拎着自己的夾克跑到大堂,然後一步跨過兩個台階地朝樓上沖去。

    他趕到311号套房的門口時發現門是開着的。

    他先往左右瞄了一眼,然後溜進去,并把門關上。

     緊靠着牆鏡的桌子上擺着早些時候他無意中見過的那簇兩英尺高的卷丹。

    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過無人的客廳,走進了卧室。

    卧室裡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戶前,立着那個楊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

    聽到他走進屋的聲音,她轉過身來,衣服唰的一聲輕輕滑落到了地闆上。

     午後幽會 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過無人的客廳,走進了卧室。

    卧室裡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戶前,立着那個楊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

    聽到他走進屋的聲音,她轉過身來,衣服唰的一聲輕輕滑落到了地闆上…… 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上回寫到這一對是在一九二三年。

    當時安娜·烏爾班諾娃把伯爵趕出屋,不是特意吩咐他“把窗簾拉上”嗎?而當他出門以後聽見門在身後“咔嗒”一聲關上時,他不是覺得自己像個孤魂野鬼,所以後來才滿腹辛酸地上屋頂去了嗎?此刻,她正鑽向床罩。

    這個曾經無比高傲的人臉上正挂着微笑,那微笑裡飽含着耐心、溫柔甚至感激。

    而所有這些,在伯爵這個她曾經的對手和敵人的笑臉中也能一一找到。

    他把博亞爾斯基餐廳的白色晚禮服往椅背上一搭,便開始解開他的襯衣扣。

     究竟發生了什麼,居然讓這兩個迥然不同的人重新聚在了一起?是怎樣一條錯綜複雜的道路又把他們帶進了311号套房,重回彼此的懷抱的呢? 好吧,錯綜複雜的那條道路并不是伯爵的。

    在過去的這些年中,亞曆山大·羅斯托夫走過的路不過是從他的卧室到博亞爾斯基餐廳,然後再回來。

    他隻是沿着大都會酒店的樓梯來回跑而已。

    所以,那條錯綜複雜,又彎又繞,不但有轉彎,而且沿原路返回的路不是伯爵的,而是安娜的。

     一九二三年,當我們第一次在大都會酒店的大堂裡遇見烏爾班諾娃女士時,伯爵便發覺了她身上的那股傲慢勁兒。

    其實,那種傲慢并非毫無來由,而是她作為一位名人的附屬品。

    一九一九年,伊萬·羅索托斯基在敖德薩郊區的一家地方劇院裡發現了她,從那以後,她便成了他接下來兩部電影的女主角。

    這兩部電影都是曆史愛情故事,歌頌的是勞動人民純潔善良的情操,同時也對那些作威作福的家夥進行了批判。

    在頭一部影片中,安娜扮演的是一位十八世紀的廚房女傭。

    一位年輕的貴族為了她甯可放棄宮廷的誘惑。

    在第二部裡,她扮演的是一位十九世紀的女繼承人。

    電影裡的她抛棄家産,嫁給了一名鐵匠學徒。

    羅索托斯基為他的故事植入了昔日宮廷的背景,用燈光營造出夢幻般的朦胧氣氛,用柔焦鏡頭拍出懷舊效果,然後影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幕裡幾乎全是這位初入影壇的玉女的特寫鏡頭:春心萌動的安娜,心煩意亂的安娜和終于收獲了愛情的安娜。

    兩部影片都受到了大衆的歡迎,并且得到了政治局成員(在經過了多年戰争之後,他們也希望适當地轉移話題,給人民一些喘息之機)的首肯。

    于是,我們這位年輕的女演員輕而易舉地收獲了榮譽和聲望。

     一九二一年,安娜成了全俄電影聯盟的成員,也因而有了進出聯盟成員特許店的資格;一九二二年,她被授予了彼得霍夫附近的一處别墅的使用權;一九二三年,他們又把一位前皮毛商的豪宅給了她,宅子裡有鍍金的座椅,繪有裝飾畫的衣櫥,以及路易十四風格的帶鏡子的梳妝台。

    這些東西本身就可以用作羅索托斯基任何一部電影的道具。

    正是在這幢豪宅中舉辦的聚會上,安娜學會了從樓梯上逐級而下的古老藝術。

    她手扶欄杆,身後拖着一襲長長的絲綢禮裙,一步步地從樓梯上款款而下;而樓梯腳下,畫家、作家、演員和黨的高級幹部都在衆星捧月般地等着她。

    (9) 然而,對任何政權而言,藝術是它所有的奴仆中最不真誠的那一位。

    不僅因為創造藝術的都是些異想天開之輩,也不僅僅因為那些人不喜歡仰人鼻息,或對簡單地重複他人深惡痛絕,重要的是,有時候藝術的含義含混得令人頭疼。

    一段經過精雕細琢的對話原本可以明白無誤地傳達出說話者的用意,但這時,稍微加上些嘲諷的語氣,或者将眉毛輕輕一挑,它便會立刻前功盡棄。

    事實上,它有時會給人一種與說話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

    所以,當局為什麼要時不時地對藝術的導向進行重新考慮和調整也就很好理解了。

    不為别的,就是為了它們自己能保持一緻也得這麼做。

     果然,當安娜主演的羅索托斯基的第四部電影(她在該片中扮演一位被誤認為孤兒的公主,而她愛上了一位被誤認為王子的孤兒)在莫斯科舉行盛大的首映式的時候,一些坐在樂隊席裡的精明人士已注意到,年輕時如此招人歡迎并被人們親切地稱為“索索”的總書記,今天并沒有像以往那樣一邊看着銀幕一邊露出會心的微笑。

    于是,他們本能地把自己的熱情也強壓下來。

    這樣一來,首先是夾層樓的氣氛受到了影響,接着這種受到影響的氛圍很快就蔓延到了包廂裡,最後,劇場裡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到了不對勁的地方。

     首映式後的第二天,有一位嶄露頭角的黨組織成員給《真理報》寫了一封公開信(該黨組織成員那天晚上就坐在“索索”身後幾排的一個位置上)。

    他承認,這部電影非常有趣,可是,我們從羅索托斯基這些接二連三回歸到公主和王子時代的電影中又能學到些什麼呢?華爾茲、燭光和大理石台階?我們難道從他對過去的癡迷之中嗅不出一點可疑的懷舊情緒嗎?而且,個人奮鬥和個人勝利難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嗎?他對特寫鏡頭的過分偏愛和依賴在這部片子裡難道沒有變本加厲嗎?沒錯,我們又有了一位身穿長袍的美人,可曆史的緊迫感呢?集體奮鬥呢? 此信在《真理報》上登出後的第四天,“索索”在全體會議上發言之前特意提到了這篇影評,并且對作者的措辭風格表示了贊許。

    全體會議召開之後的第三周,這封信的精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幾個名詞)又分别得到了另外三家報紙和一份藝術期刊的響應。

    盡管這部影片在二級影院的發行量極其有限,它還是赢得了一些微弱的掌聲。

    而到了那年秋天,不僅羅索托斯基的下一部影片還沒着落,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開始遭到懷疑。

     現實生活中的安娜遠不像電影中的她那樣天真無邪。

    她很清楚,羅索托斯基的失勢像一塊巨大的石頭,會把她一齊拖入深淵。

    于是,她不僅開始避免同他一起公開露面,而且開始公然贊揚起其他導演的美學觀點。

    要不是大西洋對岸創造出了一個很不幸的新發明,她的這一策略興許能為她開辟出一條新的成名通道。

    這個新發明就是:有聲電影。

    盡管安娜那張臉仍舊是銀幕上最令人着迷的面孔之一,但那些多年來以為她的聲音也同樣迷人的觀衆卻完全無法接受她男人般沙啞的嗓音。

    因此,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二十九歲的大好年華裡,安娜·烏爾班諾娃便成了美國人口中的那種過氣明星。

     唉,釘在那些價值不菲的古董家具底下的銅牌或許能讓某些好同志安安心心地睡個好覺,但所有按照序列号碼在分類賬本中登記下來的物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隻要登記的筆輕輕一動,它們就會被其他人要走,或者被拿去用在别的場合。

    未出數月,鍍金的座椅,繪有裝飾畫的衣櫥,路易十四風格的帶鏡梳妝台全沒了,包括皮毛商的那座豪宅,以及彼得霍夫附近的那幢别墅。

    安娜拎着兩隻裝滿衣服的大箱子,被趕上了街頭。

    當時,她錢包裡的錢足夠買一張回到她位于敖德薩城外的家鄉的火車票。

    相反,她和那位年已六旬的服裝師一起搬進了一套隻有一間房的公寓,因為安娜·烏爾班諾娃根本沒有返鄉的打算。

     伯爵第二次見到安娜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她被趕出豪宅後大約八個月。

    當時,他正在博亞爾斯基餐廳裡往一位意大利進口商的杯子裡倒水,卻看見她穿着一襲紅色的無袖晚禮裙,踩着高跟鞋從門外走了進來。

    伯爵一邊朝進口商道歉,一邊用紙巾替他揩幹灑到腿上的水,他還隐約聽到女演員向安德烈解釋,她約了一位客人,對方随時會到。

     安德烈領她去了位于角落裡的一張雙人桌。

     然而,她那位客人過了四十分鐘才來。

     博亞爾斯基餐廳正中間布置着許多花卉(那天擺的是向日葵)。

    伯爵從花卉裝飾台另一側的有利位置看得出,女演員和她的那位客人此前應該隻是互有耳聞,未曾謀面。

    那人的長相還過得去,年齡應該比安娜小幾歲。

    雖然他身穿手工剪裁的西裝,但伯爵一看就知道這是個粗鄙之人。

    因為入座之後,他雖然嘴裡在為遲到道歉,可他的眼睛卻一個勁兒往菜單上瞄。

    她還在大度地對他說不要緊時,他便已經打着手勢叫侍者過來了。

    安娜看上去還是無比迷人。

    她講自己的故事時,眼中充滿神采,而聽他講故事的時候,她又會适時發出會心的笑聲;每當有人走到他們的桌子前,恭維他新拍的電影因此打斷了他倆的談話時,她總是擺出一副耐心的姿态。

     幾小時過後,博亞爾斯基餐廳已經空了下來,廚房也關了。

    伯爵正要從大堂回自己的房間,這時,安娜和她的那位客人正從夏裡亞賓酒吧出來。

    客人停下腳步,打算穿上自己的大衣,安娜卻沖電梯指了指,顯然是邀請他上樓去再喝一杯。

    可他繼續将手臂伸進袖子。

    “今天很榮幸能與您見面,”他一邊向她表示,一邊瞥了一眼手表,“可是不湊巧,我跟别人還有約。

    ”說完,他便徑直朝門口走去。

     在年輕的導演穿過酒店大堂時,伯爵覺得此刻的安娜和一九二三年的她一樣光彩奪目,動人心弦。

    可一等到導演的身影消失在外面的大街上,安娜臉上的笑容和她的肩膀便立刻耷拉了下來。

    她擡起手,無奈地按住了自己的眉頭,然後從對着門的位置轉過身來,卻迎頭碰上了伯爵關切的目光。

     在那一瞬,她的肩膀不由自主地往後一縮,然後高擡起下颌,朝樓梯走去。

    盡管儀态大方地走下樓梯,走向衆多崇拜者這門技術她早已練得爐火純青,但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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