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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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點半，亞曆山大·伊裡奇·羅斯托夫伯爵被屋檐上的雨水聲驚醒。
他睜着惺忪的睡眼，掀開身上的被子，從床上爬起來。
他穿上睡袍，蹬上拖鞋之後，從寫字台上拿起一隻小罐子，舀出一勺咖啡豆放進研磨機，然後握着曲柄使勁搖起來。
盡管他正一圈一圈地搖得起勁，屋裡仍籠罩在一片沉重的睡意中。
無論是視覺還是知覺，形式還是方式，說過的話還是該做的事，所有這些在睡意投下的陰影跟前，統統落了下風，也顯示出它們各自的脆弱。
可當伯爵把研磨機上的小抽屜一打開，整個世界以及其中包含的一切頓時因為它而改變：那是連煉金術士都歆羨不已的剛磨好的咖啡粉發出的香味。
在那一刻，黑暗與光明，海水與陸地，天與地都分隔開來。
樹枝上挂起了果實，森林裡有鳥獸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動物在忙碌，發出沙沙的聲響。
眼前，窗外的擋雨闆上也有一隻鴿子正耐心地拖着步子踱來踱去。
伯爵輕輕地把小抽屜從研磨機裡拉出來，将裡面的粉末倒進壺裡（他頭天夜裡就已經精心備好了一壺水）。
他點燃爐火，然後搖滅了火柴。
趁着煮咖啡的工夫，他一連做了三十次下蹲，三十次伸展，外加三十次深呼吸。
他從角落裡的小櫥櫃裡拿來一小壺奶油，兩塊英式餅幹和一份水果（今天是一顆蘋果）。
然後，他給自己倒上一杯咖啡，開始享受起清晨的滋味來： 新鮮蘋果的酸味。
熱咖啡的苦味。
餅幹裡香甜的薄荷味和裡頭的黃油味。
所有這些味道加在一起是那麼完美，以至于伯爵吃完之後，還想再搖一搖那曲柄，弄一顆蘋果，取來些餅幹，從頭到尾地再回味一遍他的早餐。
可時間和機會從不等人。
所以，倒掉咖啡壺裡的殘渣之後，伯爵又将盤子裡的餅幹屑撥到窗台上，給他那位身披羽毛的朋友吃。
然後，他把小壺裡剩下的奶油倒在一隻碟子裡，朝門口轉過身去，打算把碟子放在走廊裡。
這時，他才看到地上有個信封。
這肯定是誰昨天夜裡從門縫底下塞進來的。
伯爵把碟子放在地上，給他那位獨眼的朋友享用，然後把信封拾了起來。
他立刻有種不同尋常的感覺，仿佛信封裡裝的根本不是信。
信封背面印着深藍色的酒店的名字，而它的正面，既沒有收信人的名稱，也無地址，隻有一句話：“四點？” 伯爵坐在床上，喝完了最後一口咖啡。
接着，他把水果刀的刀尖伸到信封折角下面，從這個角一直劃到那個角，然後沖信封裡定睛一看。
“我的天哪(1)！”他說了一聲。
阿拉喀涅(2)的藝術
所謂曆史學，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裡對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評點。
占有時間之利的曆史學家們在回顧曆史時，時常會以身經百戰的老将軍指着地圖上的河灣發号施令的架勢，指着某個重要的日期說：就是這天。
它是一個轉折點，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這是決定命運的一天，之後的一切都因它而發生了根本改變。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曆史學家告訴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付諸實施。
這個計劃标志着俄國開始從一個十九世紀的農業社會轉變成一個二十世紀的工業強國。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開國元勳，《真理報》的編輯，農民們最後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較量中落了下風，并被趕出了政治局。
這為專制有實無名的回歸掃清了道路。
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則是《刑法》第58條草拟出爐的那天。
它編織的那張網終将把我們所有的人都吞噬。
還有五月七日，或者十二月六日，又或是某個早上八點或九點。
就是如此，他們說。
就好像在歌劇舞台上，幕布已經掩上，杠子被拉了起來，一組布景被轉移到屋梁上，與此同時，另一組布景下落到舞台上。
片刻之後，幕布重新拉開，觀衆們會發現舞台已經從富麗堂皇的舞廳轉換到了樹木蔥郁的河岸。
然而，莫斯科并未因那幾天發生的事陷入混亂。
因為當那一頁日曆被撕去時，人們卧室的窗戶并不會立即閃爍起一百萬隻電燈的光輝！那天父的凝視也不會突然出現在每個人的書桌前，然後出現在每個人的睡夢裡；那一百輛黑色囚車的司機也不會立刻擰動鑰匙，發動車子，然後一陣風似的沖上陰暗的街道。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布哈林的失勢，以及增補後的《刑法》允許對任何持異見人士進行逮捕，所有這些都隻是苗頭、征兆和鋪墊。
要完全感受到它們的影響得等到十年之後。
不。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并沒有那麼多特别重大的事件發生。
相反，那些年就像萬花筒一樣轉眼就過去了。
在那隻萬花筒的底部，随機排列着一些有色的玻璃片。
在陽光照射下，由于鏡面的相互反射以及對稱的神奇魔力，當你眯着眼往裡看時，會發現裡面的圖案是那麼多姿多彩，錯綜複雜，它看上去像是誰精心設計的一般。
可接着，随着你的手腕輕輕轉動，玻璃片開始移動，并構成一個新的圖案。
這個圖案有另一套對稱的形狀，另一套錯綜複雜的顔色，以及另一種設計訣竅。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隻萬花筒。
大都會酒店也一樣。
事實上，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即使是莫斯科的老居民，他們從劇院廣場穿過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大都會酒店與記憶中的樣子有太大差别。
在台階正前方，身穿大衣的看門人帕維爾·伊萬諾維奇看上去和以往一樣健壯（盡管碰上有霧的天氣，到了下午他便會感覺到髋部不适）。
旋轉門的另一邊，小夥子們仍是那麼熱情，他們戴着同樣的藍帽子，随時準備将賓客的行李箱搬上樓（盡管現在他們的主管換成了格裡沙和根尼亞，而不再是帕夏和彼佳）。
對所有人的行蹤都了如指掌的瓦西裡仍然主管着禮賓服務台；他的正對面則是随時準備拿起登記簿并給顧客遞上一支簽名筆的阿爾卡季。
在經理辦公室裡，那張一塵不染的辦公桌後面坐着的仍是哈利茨基先生（盡管他那位帶着牧師般微笑的新助理經常會為了一丁點違反酒店規章的事，就跑過來打斷他的白日遐想）。
廣場餐廳裡彙聚着形形色色的俄羅斯人（至少是那些能搞到外彙的人），他們來這裡喝咖啡，見朋友。
而在宴會廳，昔日在此舉行的集會已被國宴所代替，然而不變的是莊嚴肅穆的發言和姗姗來遲的賓客（隻是不再有喜愛黃顔色的間諜躲在陽台後面朝裡窺探了）。
那博亞爾斯基餐廳呢？ 才兩點，廚房裡的人便已經忙得熱火朝天了。
年輕廚師們正圍着木桌子緊張地切胡蘿蔔和洋蔥，副主廚斯坦尼斯拉夫一邊吹着口哨一邊熟練地給鴿子肉剔去骨頭。
主爐上，八個爐膛全生起了火，上面熱着各種醬、湯和炖菜。
糕點師傅看上去和他手中的面團一樣，渾身沾滿了面粉，他正要打開烤箱門，從裡面抽出兩盤烤好的奶油蛋卷來。
而所有這些活動的中心是主廚埃米爾·茹科夫斯基，他手拎一把切菜刀，同時審視着每一位助手，指揮着每一道菜肴的制作。
如果說博亞爾斯基餐廳的廚房是一支交響樂隊，那麼埃米爾就是它的指揮，他的切菜刀則是那根指揮棒。
那把刀，寬兩英寸，從頭到尾足有十英寸長。
他總是刀不離手，刀即使不在他手上，也是在随時夠得着的地方。
盡管廚房裡配有削皮刀、餐刀和切肉刀，可埃米爾卻能用他那把十英寸長的菜刀完成需要其他刀才能解決的任務。
他能用它剝兔子皮，削檸檬，甚至削葡萄皮，并且把葡萄切成四份。
他還能用它翻煎餅，或者攪拌湯水，甚至還能用這把刀的刀尖來掂量一匙糖或少許鹽的分量。
然而對他來說，這把刀最重要的用途是用來比畫。
“你，”他會揮着刀尖對調味汁廚師說，“你不把那鍋汁煮幹不罷休是吧？你煮這鍋東西打算幹什麼呢？是用來鋪路，還是用來寫路标啊？” “你，”他會對廚案最遠端那位做事一絲不苟的新學徒說，“你在那兒幹嗎？你切這點香菜的時間别人用來種香菜都夠了。
” 而在春天的最後一天，他用刀尖指着的人換成了斯坦尼斯拉夫。
那天，埃米爾原本在剔羊頸脊肉上的肥肉，突然他停下手裡的活兒，朝廚案對面望去。
“你！”他用手裡的刀指着斯坦尼斯拉夫的鼻子說，“那是什麼？” 這個身體瘦高的愛沙尼亞人，對他師傅的一招一式都做過精心研究。
斯坦尼斯拉夫把目光從手中的鴿子肉上擡起來，看上去像被吓了一跳。
“哪個是什麼，先生？” “你吹的是什麼調兒？” 說實在的，當時斯坦尼斯拉夫的腦子裡的确響着一段旋律。
那是昨晚他路過酒店的酒吧時聽來的，可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用口哨把它吹了出來。
現在，面對眼前揮舞的刀尖，他卻怎麼也想不起那段旋律的名字。
“我說不準。
”他坦承道。
“說不準？剛才吹口哨的是你，不是嗎？” “是我，先生。
剛才應該是我在吹口哨。
我敢向你保證，那隻是段小曲而已。
” “隻是段小曲？” “一首很短的歌。
” “我知道小曲是什麼意思！但誰給你資格在這裡吹口哨？中央委員會派你擔任小曲吹奏委員會的政委了嗎？你胸前挂的是吹奏小曲得的勳章嗎？” 埃米爾甚至不用往下看，便将手裡的刀往廚案上一劈，羊排被剁成兩半，仿佛同時把那段旋律從斯坦尼斯拉夫的記憶中永遠地斬離了出去。
接着，主廚又擡起他的刀，刀尖沖外，但還未等他開口，那扇把埃米爾的廚房和外面整個世界隔離開的大門被人推開了。
是安德烈，他一貫準時，手裡拿着本子，眼鏡則架在頭頂上。
埃米爾像剛剛打過一場仗的強盜，把手裡的刀插在腰間的圍裙結後，期待地往門口看去。
片刻之後，門果然又開了。
再輕輕轉一下萬花筒的底部，玻璃片就能翻出一個全新的圖案。
行李服務生的藍帽子，這個小夥子戴完，又交給那個小夥子接着戴；金絲雀一樣耀眼的貴族制服被擱到箱底藏了起來；紅色的旅遊指南标上了新建起的街道的名稱；而從埃米爾那扇雙開彈簧門外走進來的則是亞曆山大·伊裡奇·羅斯托夫伯爵，他的胳膊上搭着一件博亞爾斯基餐廳的白色制服。
一分鐘後，埃米爾、安德烈和伯爵三人一起坐在俯瞰廚房的那間小辦公室的桌子旁。
博亞爾斯基餐廳的“三巨頭”每天兩點一刻都會在這裡碰面，決定這家餐廳的員工、顧客、雞或是西紅柿的命運。
安德烈宣布開會的習慣性動作是把他的老花鏡往鼻尖上一擱，然後翻開他那個小本子。
“今晚沒有人預約包間，”他開始說道，“但外面的每一張桌子都訂滿了，每桌都是兩位客人。
” “啊，”埃米爾像一位酷愛以寡敵衆的指揮官一樣獰笑着說，“你總不至于催人家快點吃完吧，嗯？” “當然不會，”伯爵說，“但我們會确保他們能盡快拿到菜單，并且盡快開始點菜。
” 埃米爾點了點頭，表示贊同。
“有什麼特殊的情況嗎？”伯爵沖餐廳主管問道。
“沒什麼特殊的。
” 安德烈将本子轉了個個兒，讓他的領班自己過目。
伯爵指着訂座客人的名單逐個看了一遍。
正如安德烈所言，沒什麼特殊的。
運輸委員會的委員最讨厭美國記者；德國大使又最讨厭運輸委員會的委員；而沒有人不讨厭“格别烏(3)”的副局長。
更棘手的是，第二輪訂座的人當中有兩位政治局成員，他們同時請客。
這二人都剛剛進入政治局，所以即使不把餐廳裡最好的桌子安排給他們問題也不大。
關鍵在于，他們兩位受到的待遇在任何方面都必須完全一緻，甚至兩張桌子的大小以及離廚房門的遠近也必須一樣。
最理想的解決方案是讓他們坐在餐廳正中花飾（今晚擺的是鸢尾花）的兩側，一邊一桌。
“你覺得呢？”安德烈拿着筆問道。
伯爵把他的建議說了出來。
正說着，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
接着，斯坦尼斯拉夫端着一碗湯和一盤菜走了進來。
“你們好，先生們。
”副主廚帶着友好的微笑沖安德烈和伯爵說，“除了我們慣常的菜式外，今晚我們還有黃瓜湯和——” “是，是，”埃米爾陰沉着臉說道，“知道了，知道了。
” 盡管埃米爾揮着手讓他出去，斯坦尼斯拉夫仍帶着歉意地把碗和盤子放在了桌上。
他一走，主廚便向他拿來的那些東西做了個手勢。
“除了我們慣常的菜式之外，今晚我們還有黃瓜湯和羊頸脊肉蘸紅酒醬汁。
” 桌上有三隻茶杯。
埃米爾把湯舀到其中的兩隻杯子裡，給他的兩位同事品嘗。
“很好。
”安德烈說。
埃米爾點了點頭，然後沖伯爵轉過身來，擡了擡眉毛。
去皮黃瓜熬成的濃湯，伯爵心想道。
有酸奶，當然。
少許的鹽。
小茴香放得沒他想象中那麼多。
事實上，它還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東西同樣能給人以夏天的感覺，隻不過似乎味道更突出。
“薄荷？”他問道。
主廚臉上露出了甘拜下風的微笑。
“太棒啦，先生。
(4)”
“吃羊肉用的作料嘛。
”伯爵贊賞地補了一句。
埃米爾再次點了點頭，然後，他抽出插在腰間的菜刀，從羊架上利索地切下四片羊肉，各放了兩片在他兩位同事的盤子上。
羊肉外面用迷疊香和面包屑裹着，味道又香又嫩。
主管和領班不約而同地發出了一聲贊歎。
如今，大都會酒店的酒窖裡又能找到帶标簽的葡萄酒了。
說起來，這還得感謝中央委員會的某位成員，因為在一九二七年，有一次他想替新上任的法國大使買一瓶波爾多卻未能如願（畢竟誰都知道，除了體積龐大，龍在暴怒時扭起脖子來跟小毒蛇沒什麼區别）。
所以，安德烈朝伯爵轉過身來，問他吃羊肉該喝什麼酒。
“如果有錢的話，一八九九年的拉圖堡葡萄酒。
” 主廚和主管都點了點頭。
“如果沒那麼多錢呢？” 伯爵想了想。
“那可能得喝羅納山莊的了。
” “太棒啦。
”安德烈說。
埃米爾又把刀拿了起來，他指着羊架上的剩餘部分，鄭重地對伯爵說：“告訴你手下的那幫小子，我做的羊肉從來都是三分熟，誰想吃七成熟的，讓他到食堂吃去。
” 伯爵表示理解并願意照辦。
安德烈合上他的本子，埃米爾也把他的刀擦幹淨。
當他們推開椅子打算起身時，伯爵卻待在原地沒動。
“先生們，”他說，“散會之前，我還有一件事。
” 主廚和主管見到伯爵臉上的表情，把剛推出去的椅子又拉了回來。
伯爵透過窗戶往廚房看了看，确定所有人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這才把那個從門下塞進他屋子的信封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來。
他将信封裡的東西往埃米爾那隻沒用過的茶杯裡傾倒，泛着紅色和金色光澤的細粉連成絲傾瀉出來。
三個人沉默了片刻。
然後，埃米爾重新坐了下來。
“太棒啦！”他又稱贊了一遍。
“我看看，可以嗎？”安德烈問道。
“當然可以。
” 安德烈拿起茶杯，先把它來回晃了晃，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瓷碟上，動作輕得幾乎沒發出任何聲響。
“夠了嗎？” 全程盯着它從信封裡倒出來的主廚根本無須看第二眼。
“絕對夠了。
” “我們還有茴香嗎？” “儲藏櫃最裡頭還有幾蔸。
把外面的幾層葉子扒掉，剩下的還能用。
” “橙子的事有回音了嗎？”伯爵問。
主廚陰沉着臉，搖了搖頭。
“我們需要多少？”安德烈問。
“兩個。
也可能是三個。
” “我想我知道哪兒能弄到。
” “今天就能弄到？”主廚問。
安德烈從他的馬甲兜裡掏出懷表，握在掌心裡看了看。
“如果走運的話。
” 這麼短的時間裡，安德烈上哪兒去弄三個這樣的橙子呢？别的餐廳？隻收硬通貨的特殊商店？還是哪位官居高層的餐廳老主顧？好吧，既然如此，那麼伯爵那一盎司半的藏紅花粉又是從哪兒弄來的呢？這樣的問題從好幾年前開始人們就不再問了。
隻要說一句，藏紅花粉已經到手，橙子也唾手可得，就夠了。
三位“密謀者”相互看了一眼，然後把椅子往後一推。
安德烈把眼鏡又架回到頭頂，埃米爾轉過身來對伯爵說：“你就盡可能快地把菜單遞到他們手裡，然後立刻幫他們點菜，做得到吧？” “做得到。
” “那好，”主廚最後說道，“我們十二點半見。
” ? 當伯爵手上搭着白色制服從博亞爾斯基餐廳離開的時候，他的嘴角帶着微笑，步子也格外輕快。
事實上，他渾身都透着欣喜。
“你好，格裡沙，”經過行李員身邊，伯爵問候道（前者正抱着花瓶往樓梯上走，花瓶裡插着一束兩英尺高的卷丹）。
“您好(5)。
”他又對一位身穿淡紫色襯衣的年輕可愛的小姐說道（她正在等電梯）。
伯爵的心情這麼好，肯定與溫度計上的讀數有關。
在剛過去的三周裡，氣溫升高了2.5℃。
大自然與人類活動的進程被重新啟動。
而這些進程的高潮便是，黃瓜湯裡有了薄荷的清香，電梯門旁有淡紫色的襯衫，大中午的有人送來兩英尺高的卷丹。
他的腳步如此輕快，還因為他下午與人有約，而且半夜要與另一個人幽會。
可讓他今天心情如此之好的最直接原因卻是埃米爾給他的那兩句“太棒啦”的稱贊。
這種事在過去四年中也就發生過一兩回。
伯爵路過大堂時，郵件室新來的夥計從窗口裡朝他揮了揮手，伯爵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對方，又同剛放下電話的瓦西裡打了聲招呼（他準是又替誰弄到了兩張早已被搶購一空的演出門票）。
“下午好，我的朋友。
我看你忙得很啊。
” 瓦西裡沖着大堂的方向用手比了一下，算是默認了。
此刻的大堂人頭攢動，熱鬧程度絲毫不亞于戰前的那段鼎盛時期。
可突然，像事先約好了似的，他桌上的電話響了起來，行李值班台上也傳來了三陣鈴聲，還有一個人在大喊：“同志！同志！” 哦，同志，伯爵心想。
好嘛，這個詞可有些年頭了。
伯爵年幼時生活在聖彼得堡，那時，人們還很少聽到這個詞。
即使有人說，也是偷偷摸摸地，要麼在工廠廠房的後面，要麼在小酒館的桌子底下。
你偶爾也能在剛印刷出來但還堆在地下室等着晾幹的傳單上看到它。
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它卻成了俄語中最為常用的詞語。
“同志”這個詞可謂詞義效率上的奇迹，它既可以用來問候，也可以用來将人劃分派别。
可用來祝賀，也可以用來警告。
可用來号召行動，也可用來抗議。
它還可以被用來在人來人往的豪華酒店大堂裡吸引某個人的注意。
正因為有了這一語義豐富的詞，俄羅斯人終于能抛掉所有的繁文缛節、陳腐過時的頭銜、無聊透頂的習慣用語，甚至他們的名字。
區區一個詞語便能稱呼所有國人，無論男女老少，敵人還是朋友，你還能在歐洲别的地方看到這種事嗎？ “同志！”有人又叫了一聲，這次的口氣顯得更加急切。
接着，他拽住了伯爵的衣袖。
伯爵吃了一驚。
他轉身一看，發現是郵件室窗口裡那位新來的夥計。
“哦，你好啊。
有什麼事我能為你效勞的嗎，年輕人？” 這位老兄聽了伯爵的問話有些不解，他一直以為說這話的應該是自己才對。
“您有一封信。
”他解釋道。
“我的？” “對，同志。
昨天寄來的。
” 年輕的夥計往身後的郵件室窗口指了指，意思是信在那兒。
“哦，那好，請帶路。
”伯爵說。
于是，服務員和顧客二人便走了過去，在小窗口旁按照職責和身份各站一側。
“在這兒。
”找了一會兒，他說道。
“謝謝你，夥計。
” 伯爵拿着信封。
他原本以為收信人落款會是“同志”二字，沒想到那上面（在兩張好像印的是列甯頭像的郵票下方）卻寫着伯爵的全名。
那字體有些漫不經心，甚至有些離群索居，卻又忍不住自我彰顯的意味。
從博亞爾斯基餐廳下到大堂的時候，伯爵本打算到嬌羞可愛的瑪麗娜的辦公室去讨一條白色的細線，因為他的夾克上有顆扣子松了。
可他幾乎已有半年沒同米什卡見過面了。
在他認出老友筆迹的那一刻，在幾株盆栽棕榈樹之間，一位帶着哈巴狗的女士剛好從他最喜歡的那把椅子上起身。
伯爵這人最信命，所以他決定把找女裁縫的事往後推一推。
他過去占了座位，接着打開了信。
親愛的薩沙： 今天早上四點，我無法入睡，便索性到老城去了一趟。
那些痛飲狂歡地度過不眠夜的人已跌跌撞撞地回了家，電車上檢票員還沒來得及戴上帽子。
我在涅瓦大街安靜的春色中漫步，感覺這一切像是從别的省份，或别的年代偷來的。
涅瓦大街，和這座城市一樣，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十月二十五日大街(6)。
一個頗有意義的日子将一條曆史悠久的街道變成了自己的領地。
可此時此刻，我的朋友，它仍是你記憶中的樣子。
我漫無目的地穿過了莫伊卡河和豐坦卡運河，從那些店鋪、那些昔日富麗堂皇的豪宅的玫瑰色外牆前經過，最後來到季赫溫公墓。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都埋葬于此，二者相距不過幾英寸。
（你還記得嗎，我們為了争論他們倆誰更有天賦，一直吵到深夜？） 我忽然意識到，把涅瓦大街從頭走到尾就等于把俄國文學全都走了一遍。
在這條街的開端，也就是緊挨着莫伊卡河岸的路邊，那幢房子是普希金度過生命中最後幾年的住所。
而幾步開外就是果戈理開始寫《死魂靈》時住的房屋。
然後就到了國家圖書館，托爾斯泰曾在這裡查過資料。
而這裡，在公墓這道牆的後面，躺着我們的老朋友費奧多爾(7)，長眠在櫻桃樹下的他是人類靈魂永久的見證。
我站在那裡，想着想着便走了神。
這時，太陽已升上公墓的牆頭，把光芒灑在整條大街上。
此情此景，讓我忽然想起了那句偉大的斷言、那句宣言、那句承諾： 永遠都要發光， 照亮你所到的每一個地方， 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刻。
1930年6月14日 于列甯格勒 在把老朋友的信翻到第二頁之前，伯爵不自覺地擡
他睜着惺忪的睡眼，掀開身上的被子，從床上爬起來。
他穿上睡袍，蹬上拖鞋之後，從寫字台上拿起一隻小罐子，舀出一勺咖啡豆放進研磨機，然後握着曲柄使勁搖起來。
盡管他正一圈一圈地搖得起勁，屋裡仍籠罩在一片沉重的睡意中。
無論是視覺還是知覺，形式還是方式，說過的話還是該做的事，所有這些在睡意投下的陰影跟前，統統落了下風，也顯示出它們各自的脆弱。
可當伯爵把研磨機上的小抽屜一打開，整個世界以及其中包含的一切頓時因為它而改變：那是連煉金術士都歆羨不已的剛磨好的咖啡粉發出的香味。
在那一刻，黑暗與光明，海水與陸地，天與地都分隔開來。
樹枝上挂起了果實，森林裡有鳥獸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動物在忙碌，發出沙沙的聲響。
眼前，窗外的擋雨闆上也有一隻鴿子正耐心地拖着步子踱來踱去。
伯爵輕輕地把小抽屜從研磨機裡拉出來，将裡面的粉末倒進壺裡（他頭天夜裡就已經精心備好了一壺水）。
他點燃爐火，然後搖滅了火柴。
趁着煮咖啡的工夫，他一連做了三十次下蹲，三十次伸展，外加三十次深呼吸。
他從角落裡的小櫥櫃裡拿來一小壺奶油，兩塊英式餅幹和一份水果（今天是一顆蘋果）。
然後，他給自己倒上一杯咖啡，開始享受起清晨的滋味來： 新鮮蘋果的酸味。
熱咖啡的苦味。
餅幹裡香甜的薄荷味和裡頭的黃油味。
所有這些味道加在一起是那麼完美，以至于伯爵吃完之後，還想再搖一搖那曲柄，弄一顆蘋果，取來些餅幹，從頭到尾地再回味一遍他的早餐。
可時間和機會從不等人。
所以，倒掉咖啡壺裡的殘渣之後，伯爵又将盤子裡的餅幹屑撥到窗台上，給他那位身披羽毛的朋友吃。
然後，他把小壺裡剩下的奶油倒在一隻碟子裡，朝門口轉過身去，打算把碟子放在走廊裡。
這時，他才看到地上有個信封。
這肯定是誰昨天夜裡從門縫底下塞進來的。
伯爵把碟子放在地上，給他那位獨眼的朋友享用，然後把信封拾了起來。
他立刻有種不同尋常的感覺，仿佛信封裡裝的根本不是信。
信封背面印着深藍色的酒店的名字，而它的正面，既沒有收信人的名稱，也無地址，隻有一句話：“四點？” 伯爵坐在床上，喝完了最後一口咖啡。
接着，他把水果刀的刀尖伸到信封折角下面，從這個角一直劃到那個角，然後沖信封裡定睛一看。
“我的天哪
阿拉喀涅
占有時間之利的曆史學家們在回顧曆史時，時常會以身經百戰的老将軍指着地圖上的河灣發号施令的架勢，指着某個重要的日期說：就是這天。
它是一個轉折點，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這是決定命運的一天，之後的一切都因它而發生了根本改變。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曆史學家告訴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付諸實施。
這個計劃标志着俄國開始從一個十九世紀的農業社會轉變成一個二十世紀的工業強國。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開國元勳，《真理報》的編輯，農民們最後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較量中落了下風，并被趕出了政治局。
這為專制有實無名的回歸掃清了道路。
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則是《刑法》第58條草拟出爐的那天。
它編織的那張網終将把我們所有的人都吞噬。
還有五月七日，或者十二月六日，又或是某個早上八點或九點。
就是如此，他們說。
就好像在歌劇舞台上，幕布已經掩上，杠子被拉了起來，一組布景被轉移到屋梁上，與此同時，另一組布景下落到舞台上。
片刻之後，幕布重新拉開，觀衆們會發現舞台已經從富麗堂皇的舞廳轉換到了樹木蔥郁的河岸。
然而，莫斯科并未因那幾天發生的事陷入混亂。
因為當那一頁日曆被撕去時，人們卧室的窗戶并不會立即閃爍起一百萬隻電燈的光輝！那天父的凝視也不會突然出現在每個人的書桌前，然後出現在每個人的睡夢裡；那一百輛黑色囚車的司機也不會立刻擰動鑰匙，發動車子，然後一陣風似的沖上陰暗的街道。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布哈林的失勢，以及增補後的《刑法》允許對任何持異見人士進行逮捕，所有這些都隻是苗頭、征兆和鋪墊。
要完全感受到它們的影響得等到十年之後。
不。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并沒有那麼多特别重大的事件發生。
相反，那些年就像萬花筒一樣轉眼就過去了。
在那隻萬花筒的底部，随機排列着一些有色的玻璃片。
在陽光照射下，由于鏡面的相互反射以及對稱的神奇魔力，當你眯着眼往裡看時，會發現裡面的圖案是那麼多姿多彩，錯綜複雜，它看上去像是誰精心設計的一般。
可接着，随着你的手腕輕輕轉動，玻璃片開始移動，并構成一個新的圖案。
這個圖案有另一套對稱的形狀，另一套錯綜複雜的顔色，以及另一種設計訣竅。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隻萬花筒。
大都會酒店也一樣。
事實上，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即使是莫斯科的老居民，他們從劇院廣場穿過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大都會酒店與記憶中的樣子有太大差别。
在台階正前方，身穿大衣的看門人帕維爾·伊萬諾維奇看上去和以往一樣健壯（盡管碰上有霧的天氣，到了下午他便會感覺到髋部不适）。
旋轉門的另一邊，小夥子們仍是那麼熱情，他們戴着同樣的藍帽子，随時準備将賓客的行李箱搬上樓（盡管現在他們的主管換成了格裡沙和根尼亞，而不再是帕夏和彼佳）。
對所有人的行蹤都了如指掌的瓦西裡仍然主管着禮賓服務台；他的正對面則是随時準備拿起登記簿并給顧客遞上一支簽名筆的阿爾卡季。
在經理辦公室裡，那張一塵不染的辦公桌後面坐着的仍是哈利茨基先生（盡管他那位帶着牧師般微笑的新助理經常會為了一丁點違反酒店規章的事，就跑過來打斷他的白日遐想）。
廣場餐廳裡彙聚着形形色色的俄羅斯人（至少是那些能搞到外彙的人），他們來這裡喝咖啡，見朋友。
而在宴會廳，昔日在此舉行的集會已被國宴所代替，然而不變的是莊嚴肅穆的發言和姗姗來遲的賓客（隻是不再有喜愛黃顔色的間諜躲在陽台後面朝裡窺探了）。
那博亞爾斯基餐廳呢？ 才兩點，廚房裡的人便已經忙得熱火朝天了。
年輕廚師們正圍着木桌子緊張地切胡蘿蔔和洋蔥，副主廚斯坦尼斯拉夫一邊吹着口哨一邊熟練地給鴿子肉剔去骨頭。
主爐上，八個爐膛全生起了火，上面熱着各種醬、湯和炖菜。
糕點師傅看上去和他手中的面團一樣，渾身沾滿了面粉，他正要打開烤箱門，從裡面抽出兩盤烤好的奶油蛋卷來。
而所有這些活動的中心是主廚埃米爾·茹科夫斯基，他手拎一把切菜刀，同時審視着每一位助手，指揮着每一道菜肴的制作。
如果說博亞爾斯基餐廳的廚房是一支交響樂隊，那麼埃米爾就是它的指揮，他的切菜刀則是那根指揮棒。
那把刀，寬兩英寸，從頭到尾足有十英寸長。
他總是刀不離手，刀即使不在他手上，也是在随時夠得着的地方。
盡管廚房裡配有削皮刀、餐刀和切肉刀，可埃米爾卻能用他那把十英寸長的菜刀完成需要其他刀才能解決的任務。
他能用它剝兔子皮，削檸檬，甚至削葡萄皮，并且把葡萄切成四份。
他還能用它翻煎餅，或者攪拌湯水，甚至還能用這把刀的刀尖來掂量一匙糖或少許鹽的分量。
然而對他來說，這把刀最重要的用途是用來比畫。
“你，”他會揮着刀尖對調味汁廚師說，“你不把那鍋汁煮幹不罷休是吧？你煮這鍋東西打算幹什麼呢？是用來鋪路，還是用來寫路标啊？” “你，”他會對廚案最遠端那位做事一絲不苟的新學徒說，“你在那兒幹嗎？你切這點香菜的時間别人用來種香菜都夠了。
” 而在春天的最後一天，他用刀尖指着的人換成了斯坦尼斯拉夫。
那天，埃米爾原本在剔羊頸脊肉上的肥肉，突然他停下手裡的活兒，朝廚案對面望去。
“你！”他用手裡的刀指着斯坦尼斯拉夫的鼻子說，“那是什麼？” 這個身體瘦高的愛沙尼亞人，對他師傅的一招一式都做過精心研究。
斯坦尼斯拉夫把目光從手中的鴿子肉上擡起來，看上去像被吓了一跳。
“哪個是什麼，先生？” “你吹的是什麼調兒？” 說實在的，當時斯坦尼斯拉夫的腦子裡的确響着一段旋律。
那是昨晚他路過酒店的酒吧時聽來的，可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用口哨把它吹了出來。
現在，面對眼前揮舞的刀尖，他卻怎麼也想不起那段旋律的名字。
“我說不準。
”他坦承道。
“說不準？剛才吹口哨的是你，不是嗎？” “是我，先生。
剛才應該是我在吹口哨。
我敢向你保證，那隻是段小曲而已。
” “隻是段小曲？” “一首很短的歌。
” “我知道小曲是什麼意思！但誰給你資格在這裡吹口哨？中央委員會派你擔任小曲吹奏委員會的政委了嗎？你胸前挂的是吹奏小曲得的勳章嗎？” 埃米爾甚至不用往下看，便将手裡的刀往廚案上一劈，羊排被剁成兩半，仿佛同時把那段旋律從斯坦尼斯拉夫的記憶中永遠地斬離了出去。
接着，主廚又擡起他的刀，刀尖沖外，但還未等他開口，那扇把埃米爾的廚房和外面整個世界隔離開的大門被人推開了。
是安德烈，他一貫準時，手裡拿着本子，眼鏡則架在頭頂上。
埃米爾像剛剛打過一場仗的強盜，把手裡的刀插在腰間的圍裙結後，期待地往門口看去。
片刻之後，門果然又開了。
再輕輕轉一下萬花筒的底部，玻璃片就能翻出一個全新的圖案。
行李服務生的藍帽子，這個小夥子戴完，又交給那個小夥子接着戴；金絲雀一樣耀眼的貴族制服被擱到箱底藏了起來；紅色的旅遊指南标上了新建起的街道的名稱；而從埃米爾那扇雙開彈簧門外走進來的則是亞曆山大·伊裡奇·羅斯托夫伯爵，他的胳膊上搭着一件博亞爾斯基餐廳的白色制服。
一分鐘後，埃米爾、安德烈和伯爵三人一起坐在俯瞰廚房的那間小辦公室的桌子旁。
博亞爾斯基餐廳的“三巨頭”每天兩點一刻都會在這裡碰面，決定這家餐廳的員工、顧客、雞或是西紅柿的命運。
安德烈宣布開會的習慣性動作是把他的老花鏡往鼻尖上一擱，然後翻開他那個小本子。
“今晚沒有人預約包間，”他開始說道，“但外面的每一張桌子都訂滿了，每桌都是兩位客人。
” “啊，”埃米爾像一位酷愛以寡敵衆的指揮官一樣獰笑着說，“你總不至于催人家快點吃完吧，嗯？” “當然不會，”伯爵說，“但我們會确保他們能盡快拿到菜單，并且盡快開始點菜。
” 埃米爾點了點頭，表示贊同。
“有什麼特殊的情況嗎？”伯爵沖餐廳主管問道。
“沒什麼特殊的。
” 安德烈将本子轉了個個兒，讓他的領班自己過目。
伯爵指着訂座客人的名單逐個看了一遍。
正如安德烈所言，沒什麼特殊的。
運輸委員會的委員最讨厭美國記者；德國大使又最讨厭運輸委員會的委員；而沒有人不讨厭“格别烏
更棘手的是，第二輪訂座的人當中有兩位政治局成員，他們同時請客。
這二人都剛剛進入政治局，所以即使不把餐廳裡最好的桌子安排給他們問題也不大。
關鍵在于，他們兩位受到的待遇在任何方面都必須完全一緻，甚至兩張桌子的大小以及離廚房門的遠近也必須一樣。
最理想的解決方案是讓他們坐在餐廳正中花飾（今晚擺的是鸢尾花）的兩側，一邊一桌。
“你覺得呢？”安德烈拿着筆問道。
伯爵把他的建議說了出來。
正說着，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
接着，斯坦尼斯拉夫端着一碗湯和一盤菜走了進來。
“你們好，先生們。
”副主廚帶着友好的微笑沖安德烈和伯爵說，“除了我們慣常的菜式外，今晚我們還有黃瓜湯和——” “是，是，”埃米爾陰沉着臉說道，“知道了，知道了。
” 盡管埃米爾揮着手讓他出去，斯坦尼斯拉夫仍帶着歉意地把碗和盤子放在了桌上。
他一走，主廚便向他拿來的那些東西做了個手勢。
“除了我們慣常的菜式之外，今晚我們還有黃瓜湯和羊頸脊肉蘸紅酒醬汁。
” 桌上有三隻茶杯。
埃米爾把湯舀到其中的兩隻杯子裡，給他的兩位同事品嘗。
“很好。
”安德烈說。
埃米爾點了點頭，然後沖伯爵轉過身來，擡了擡眉毛。
去皮黃瓜熬成的濃湯，伯爵心想道。
有酸奶，當然。
少許的鹽。
小茴香放得沒他想象中那麼多。
事實上，它還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東西同樣能給人以夏天的感覺，隻不過似乎味道更突出。
“薄荷？”他問道。
主廚臉上露出了甘拜下風的微笑。
“太棒啦，先生。
”伯爵贊賞地補了一句。
埃米爾再次點了點頭，然後，他抽出插在腰間的菜刀，從羊架上利索地切下四片羊肉，各放了兩片在他兩位同事的盤子上。
羊肉外面用迷疊香和面包屑裹着，味道又香又嫩。
主管和領班不約而同地發出了一聲贊歎。
如今，大都會酒店的酒窖裡又能找到帶标簽的葡萄酒了。
說起來，這還得感謝中央委員會的某位成員，因為在一九二七年，有一次他想替新上任的法國大使買一瓶波爾多卻未能如願（畢竟誰都知道，除了體積龐大，龍在暴怒時扭起脖子來跟小毒蛇沒什麼區别）。
所以，安德烈朝伯爵轉過身來，問他吃羊肉該喝什麼酒。
“如果有錢的話，一八九九年的拉圖堡葡萄酒。
” 主廚和主管都點了點頭。
“如果沒那麼多錢呢？” 伯爵想了想。
“那可能得喝羅納山莊的了。
” “太棒啦。
”安德烈說。
埃米爾又把刀拿了起來，他指着羊架上的剩餘部分，鄭重地對伯爵說：“告訴你手下的那幫小子，我做的羊肉從來都是三分熟，誰想吃七成熟的，讓他到食堂吃去。
” 伯爵表示理解并願意照辦。
安德烈合上他的本子，埃米爾也把他的刀擦幹淨。
當他們推開椅子打算起身時，伯爵卻待在原地沒動。
“先生們，”他說，“散會之前，我還有一件事。
” 主廚和主管見到伯爵臉上的表情，把剛推出去的椅子又拉了回來。
伯爵透過窗戶往廚房看了看，确定所有人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這才把那個從門下塞進他屋子的信封從上衣口袋裡拿出來。
他将信封裡的東西往埃米爾那隻沒用過的茶杯裡傾倒，泛着紅色和金色光澤的細粉連成絲傾瀉出來。
三個人沉默了片刻。
然後，埃米爾重新坐了下來。
“太棒啦！”他又稱贊了一遍。
“我看看，可以嗎？”安德烈問道。
“當然可以。
” 安德烈拿起茶杯，先把它來回晃了晃，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瓷碟上，動作輕得幾乎沒發出任何聲響。
“夠了嗎？” 全程盯着它從信封裡倒出來的主廚根本無須看第二眼。
“絕對夠了。
” “我們還有茴香嗎？” “儲藏櫃最裡頭還有幾蔸。
把外面的幾層葉子扒掉，剩下的還能用。
” “橙子的事有回音了嗎？”伯爵問。
主廚陰沉着臉，搖了搖頭。
“我們需要多少？”安德烈問。
“兩個。
也可能是三個。
” “我想我知道哪兒能弄到。
” “今天就能弄到？”主廚問。
安德烈從他的馬甲兜裡掏出懷表，握在掌心裡看了看。
“如果走運的話。
” 這麼短的時間裡，安德烈上哪兒去弄三個這樣的橙子呢？别的餐廳？隻收硬通貨的特殊商店？還是哪位官居高層的餐廳老主顧？好吧，既然如此，那麼伯爵那一盎司半的藏紅花粉又是從哪兒弄來的呢？這樣的問題從好幾年前開始人們就不再問了。
隻要說一句，藏紅花粉已經到手，橙子也唾手可得，就夠了。
三位“密謀者”相互看了一眼，然後把椅子往後一推。
安德烈把眼鏡又架回到頭頂，埃米爾轉過身來對伯爵說：“你就盡可能快地把菜單遞到他們手裡，然後立刻幫他們點菜，做得到吧？” “做得到。
” “那好，”主廚最後說道，“我們十二點半見。
” ? 當伯爵手上搭着白色制服從博亞爾斯基餐廳離開的時候，他的嘴角帶着微笑，步子也格外輕快。
事實上，他渾身都透着欣喜。
“你好，格裡沙，”經過行李員身邊，伯爵問候道（前者正抱着花瓶往樓梯上走，花瓶裡插着一束兩英尺高的卷丹）。
“您好
”他又對一位身穿淡紫色襯衣的年輕可愛的小姐說道（她正在等電梯）。
伯爵的心情這麼好，肯定與溫度計上的讀數有關。
在剛過去的三周裡，氣溫升高了2.5℃。
大自然與人類活動的進程被重新啟動。
而這些進程的高潮便是，黃瓜湯裡有了薄荷的清香，電梯門旁有淡紫色的襯衫，大中午的有人送來兩英尺高的卷丹。
他的腳步如此輕快，還因為他下午與人有約，而且半夜要與另一個人幽會。
可讓他今天心情如此之好的最直接原因卻是埃米爾給他的那兩句“太棒啦”的稱贊。
這種事在過去四年中也就發生過一兩回。
伯爵路過大堂時，郵件室新來的夥計從窗口裡朝他揮了揮手，伯爵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對方，又同剛放下電話的瓦西裡打了聲招呼（他準是又替誰弄到了兩張早已被搶購一空的演出門票）。
“下午好，我的朋友。
我看你忙得很啊。
” 瓦西裡沖着大堂的方向用手比了一下，算是默認了。
此刻的大堂人頭攢動，熱鬧程度絲毫不亞于戰前的那段鼎盛時期。
可突然，像事先約好了似的，他桌上的電話響了起來，行李值班台上也傳來了三陣鈴聲，還有一個人在大喊：“同志！同志！” 哦，同志，伯爵心想。
好嘛，這個詞可有些年頭了。
伯爵年幼時生活在聖彼得堡，那時，人們還很少聽到這個詞。
即使有人說，也是偷偷摸摸地，要麼在工廠廠房的後面，要麼在小酒館的桌子底下。
你偶爾也能在剛印刷出來但還堆在地下室等着晾幹的傳單上看到它。
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它卻成了俄語中最為常用的詞語。
“同志”這個詞可謂詞義效率上的奇迹，它既可以用來問候，也可以用來将人劃分派别。
可用來祝賀，也可以用來警告。
可用來号召行動，也可用來抗議。
它還可以被用來在人來人往的豪華酒店大堂裡吸引某個人的注意。
正因為有了這一語義豐富的詞，俄羅斯人終于能抛掉所有的繁文缛節、陳腐過時的頭銜、無聊透頂的習慣用語，甚至他們的名字。
區區一個詞語便能稱呼所有國人，無論男女老少，敵人還是朋友，你還能在歐洲别的地方看到這種事嗎？ “同志！”有人又叫了一聲，這次的口氣顯得更加急切。
接着，他拽住了伯爵的衣袖。
伯爵吃了一驚。
他轉身一看，發現是郵件室窗口裡那位新來的夥計。
“哦，你好啊。
有什麼事我能為你效勞的嗎，年輕人？” 這位老兄聽了伯爵的問話有些不解，他一直以為說這話的應該是自己才對。
“您有一封信。
”他解釋道。
“我的？” “對，同志。
昨天寄來的。
” 年輕的夥計往身後的郵件室窗口指了指，意思是信在那兒。
“哦，那好，請帶路。
”伯爵說。
于是，服務員和顧客二人便走了過去，在小窗口旁按照職責和身份各站一側。
“在這兒。
”找了一會兒，他說道。
“謝謝你，夥計。
” 伯爵拿着信封。
他原本以為收信人落款會是“同志”二字，沒想到那上面（在兩張好像印的是列甯頭像的郵票下方）卻寫着伯爵的全名。
那字體有些漫不經心，甚至有些離群索居，卻又忍不住自我彰顯的意味。
從博亞爾斯基餐廳下到大堂的時候，伯爵本打算到嬌羞可愛的瑪麗娜的辦公室去讨一條白色的細線，因為他的夾克上有顆扣子松了。
可他幾乎已有半年沒同米什卡見過面了。
在他認出老友筆迹的那一刻，在幾株盆栽棕榈樹之間，一位帶着哈巴狗的女士剛好從他最喜歡的那把椅子上起身。
伯爵這人最信命，所以他決定把找女裁縫的事往後推一推。
他過去占了座位，接着打開了信。
親愛的薩沙： 今天早上四點，我無法入睡，便索性到老城去了一趟。
那些痛飲狂歡地度過不眠夜的人已跌跌撞撞地回了家，電車上檢票員還沒來得及戴上帽子。
我在涅瓦大街安靜的春色中漫步，感覺這一切像是從别的省份，或别的年代偷來的。
涅瓦大街，和這座城市一樣，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十月二十五日大街
一個頗有意義的日子将一條曆史悠久的街道變成了自己的領地。
可此時此刻，我的朋友，它仍是你記憶中的樣子。
我漫無目的地穿過了莫伊卡河和豐坦卡運河，從那些店鋪、那些昔日富麗堂皇的豪宅的玫瑰色外牆前經過，最後來到季赫溫公墓。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都埋葬于此，二者相距不過幾英寸。
（你還記得嗎，我們為了争論他們倆誰更有天賦，一直吵到深夜？） 我忽然意識到，把涅瓦大街從頭走到尾就等于把俄國文學全都走了一遍。
在這條街的開端，也就是緊挨着莫伊卡河岸的路邊，那幢房子是普希金度過生命中最後幾年的住所。
而幾步開外就是果戈理開始寫《死魂靈》時住的房屋。
然後就到了國家圖書館，托爾斯泰曾在這裡查過資料。
而這裡，在公墓這道牆的後面，躺着我們的老朋友費奧多爾
我站在那裡，想着想着便走了神。
這時，太陽已升上公墓的牆頭，把光芒灑在整條大街上。
此情此景，讓我忽然想起了那句偉大的斷言、那句宣言、那句承諾： 永遠都要發光， 照亮你所到的每一個地方， 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刻。
1930年6月14日 于列甯格勒 在把老朋友的信翻到第二頁之前，伯爵不自覺地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