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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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有語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說話其實很難。

     1988年我移居中國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島。

    我不會說海南話,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

    有一天,我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見到不知名的魚,便向本地賣主打聽。

    他說這是魚。

    我說我知道是魚,但請問是什麼魚?他瞪大眼睛說,“海魚麼。

    ”我笑了,我說我知道是海魚,但請問“是、什、麼、海、魚?”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顯得有些不耐煩。

    “大魚麼!” 我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勝數的漁村,曆史悠久的漁業。

    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關于魚的詞彙量應該說是最大的。

    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魚以及魚的每個部位和各種狀态,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緻而準确的命名,足以編出一本厚厚詞典。

    但這一切絕大部分無法進入普通話。

    即使是收集詞彙最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詞條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已把這裡大量感受和經驗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的筆硯之外。

    當我同這裡的人說起普通話時,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太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隻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

     我差一點嘲笑他們,差一點以為他們語言貧乏。

    我當然錯了。

    對于我來說,他們并不是我見到的他們,并不是我在談論的他們,他們嘔啞嘲哳,叽哩哇啦,很大程度上還隐匿在我無法進人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

     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

    我多年來一直學習普通話。

    我明白這是必要的,是我被鄰居、同事、售貨員、警察、教師、官員接受的必需,是我使用電視、廣播、報紙的必需。

    我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曆,隻是使我突然震驚:我已經普通話化了。

    這同時意味着,我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化了,正一天天被異質的語言濾洗,正變成“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在譯語的沙漠裡一點點幹枯。

     這并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

    不,它還可以用普通話談論,可以用越語、粵語、閩語、藏語、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但是用京胡拉出來的《命運交噴曲》還是《命運交響曲》嗎?一隻已經離開了士地的蘋果,一隻已經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蘋果,還算不算蘋果? 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障礙,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

    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維度。

    幾天前,我與朋友交談,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系,在不久的将來,可望基本上鏟除文化的地域差别,但新的麻煩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的差别。

    地球村居民吃同樣的食品,穿同樣的衣服,住同樣的房子,流行同樣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