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時意味着，我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化了，正一天天被異質的語言濾洗，正變成“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在譯語的沙漠裡一點點幹枯。

     這并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

    不，它還可以用普通話談論，可以用越語、粵語、閩語、藏語、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但是用京胡拉出來的《命運交噴曲》還是《命運交響曲》嗎？一隻已經離開了士地的蘋果，一隻已經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蘋果，還算不算蘋果？ 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障礙，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

    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維度。

    幾天前，我與朋友交談，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系，在不久的将來，可望基本上鏟除文化的地域差别，但新的麻煩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的差别。

    地球村居民吃同樣的食品，穿同樣的衣服，住同樣的房子，流行同樣的觀念，甚至說同樣的語言，但說不定正是那時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2020年出生的人要了解2000年出生的人，竟像眼下中國人了解英國人一樣困難。

     這個過程其實已經開始。

    所謂“代溝”不僅表現在音樂、文學、服裝、政治等方面，也開始表現于語言——要一個老子完全聽懂兒子的用語，常常得費一把老力。

    “三結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詞彙迅速變成類似古語的東西，并未退出日常生活，仍然流通于某些特定的交際圈，就像方言流通在老鄉圈。

    不是地域而是時代，不是空間而是時間，正在造就各種新的語言群落。

     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深裡說。

    即使人們能超越地域和時代的障礙，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一個語言教授曾做過試驗，在課堂上說出一個詞，比方“革命”，讓學生們說出各自聽到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