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關于《馬橋辭典》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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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者：韓少功崔衛平
時間：1999年年8月
地點：海南，《天涯》雜志社
方言僅僅是一個入口
崔衛平：坦率地說，我對諸如“方言”、“地方性”、“地域色彩”這一種東西有一種不知所措的感覺，實際上我們關心的還是普遍性的問題。
如果一個東西據說僅僅是有關“方言”或“地方性”，那我為什麼要閱讀它？但我看了《馬橋詞典》之後，感到那種由“方言”、“地方性”所代表的物質性（卡爾維諾語）已經得到了轉化。
如果說那種物質性的東西是“重”，那麼“重”的東西已經分解離析為“輕”。
韓少功：普遍性總是在具體和特殊的事情中顯現的，比如世界上并沒有“語言”這個東西，隻有具體的語種，再下一步就是方言。
我從八十年代初開始注意方言，這種注意并不是要玩一點奇裝異服、奇風異俗、異山異水，不是要玩東方主義的獵奇，其實那正是我不以為然的東西。
比方這本小說中有一個詞條“夢婆”。
如果我們懂一點外語，把“夢婆”與英文的“lunatic”聯系起來，隐藏在方言中的普遍人性、或者說人類普遍的文化經驗就浮現出來了。
馬橋人用“夢”描述精神病，英美人用“月（luna）”作精神病一詞的詞根，都是注意夜晚與精神狀态的聯系，這是偶然的巧合麼？再比如“火焰”，在馬橋方言中是非常抽象的概念，說你“火焰”高，說我“火焰”低；說讀了書的“火焰”高，說得了病的“火焰”低，等等。
這些說法是什麼意思？ 崔衛平：小說中那一部分撲朔迷離，很精彩。
将“火焰”這個十分抽象的概念用于口語，是馬橋人思維中古老而又活躍的一面，幾乎是不受限制地從人性的“外部”一下子跳到了人性的“内部”，表達了一個很深入的視角。
韓少功：這倒是我們共同語中的一塊空白。
至少在“五四”以後，在幾乎西方化了的漢語中還沒有一個特别合适的概念，來對譯這個“火焰”，來描述這個詞所指的一種非常抽象的狀态。
在這個意義上，方言雖然是有地域性的，但常常是我們認識人類的切入口，有時甚至是很寶貴的化石标本。
當然，方言也是各各有别的，其中沒有多大意思的一部分，肯定會逐步消亡。
崔衛平：這樣一種隐伏和連帶着生活更為内在和普遍意義的方言，也是我們更為通用的語言的一個意義來源，也就是說，它們會将某些意義源源不斷地帶到我們的共同語中來，照亮生活或人性的某個側面。
韓少功：對待方言和共同語，我沒有特别的偏見。
共同語中也有糟粕，也有精華，方言同樣是如此。
我惟一的取舍标準，是看它們對探索和表達我們的人生有沒有幫助。
崔衛平：馬橋這種方言與你出生地長沙所使用的語言差别大不大？ 韓少功：應該說差别相當大。
我在大學上語音課的時候，看全國方言圖，發現就湖南這一塊的色标特别複雜和零碎，不象西南官話覆蓋了雲貴川陝一大片，北方話也覆蓋了華北、東北一大片，閩語和粵語各據一方，其勢力範圍也不算小。
隻有湖南是“十裡有三音”，方言種類特别多。
這可能與地理、曆史的諸多條件有關，比如人的流動和交往在湖南那個多山的地區有太多障礙。
崔衛平：你對語音很敏感。
這麼多的發音差異在中文的書寫形式中被大大地抹殺了。
比較起北方話和南方話如閩南話來，統一的中文書寫形式似乎有些“文不對題”，難以覆蓋幅員遼闊的衆多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環境特色，也難以傳達它們之間的差異。
韓少功：一般的語言理論認為，語音是先于文字的，是比文字出現和使用更早的物質載體。
語音是不是更深地介入了語義的積累和實現，至少也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
秦始皇要統一文字，很快就統一了。
中國政府要說推行簡化字，很快就推行了。
但這些運動并沒有統一語言，比方沒辦法消滅閩語音或粵語音。
有些專家還證明：在語言傳播中，聲音記憶是比字形記憶更重要的手段。
我們自己大概都有過這種體會：字忘了，音還記得。
崔衛平：從想象力的方面來說，啟動小說靈感的可能是視覺想象力，也可能是聽覺想象力。
有些小說家可能對聲音及其差别更有天賦，聲音更能觸發他們的聯想。
定居于加拿大的捷克語小說家可沃萊斯基（1924——）用英語在加拿大或美國的大學裡講福克納，卻始終用捷克語寫他的小說。
在他看來，比較起捷克語來，英語是一種“令人無望的缺乏性感的語言”，他自己也“從來沒有一個說英語的情人”。
他列舉了mary或maria這一類詞的捷克語發音，有十幾、二十個吧，弄得很複雜，其中每一個都表達了不同的親密狀态，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柔情蜜意。
所有這些東西在譯成英語的時候，都可能丢失了。
韓少功：馬橋語言中也有這樣的現象。
比如“他”與“渠”在馬橋語言中是有很大差
如果一個東西據說僅僅是有關“方言”或“地方性”，那我為什麼要閱讀它？但我看了《馬橋詞典》之後，感到那種由“方言”、“地方性”所代表的物質性（卡爾維諾語）已經得到了轉化。
如果說那種物質性的東西是“重”，那麼“重”的東西已經分解離析為“輕”。
韓少功：普遍性總是在具體和特殊的事情中顯現的，比如世界上并沒有“語言”這個東西，隻有具體的語種，再下一步就是方言。
我從八十年代初開始注意方言，這種注意并不是要玩一點奇裝異服、奇風異俗、異山異水，不是要玩東方主義的獵奇，其實那正是我不以為然的東西。
比方這本小說中有一個詞條“夢婆”。
如果我們懂一點外語，把“夢婆”與英文的“lunatic”聯系起來，隐藏在方言中的普遍人性、或者說人類普遍的文化經驗就浮現出來了。
馬橋人用“夢”描述精神病，英美人用“月（luna）”作精神病一詞的詞根，都是注意夜晚與精神狀态的聯系，這是偶然的巧合麼？再比如“火焰”，在馬橋方言中是非常抽象的概念，說你“火焰”高，說我“火焰”低；說讀了書的“火焰”高，說得了病的“火焰”低，等等。
這些說法是什麼意思？ 崔衛平：小說中那一部分撲朔迷離，很精彩。
将“火焰”這個十分抽象的概念用于口語，是馬橋人思維中古老而又活躍的一面，幾乎是不受限制地從人性的“外部”一下子跳到了人性的“内部”，表達了一個很深入的視角。
韓少功：這倒是我們共同語中的一塊空白。
至少在“五四”以後，在幾乎西方化了的漢語中還沒有一個特别合适的概念，來對譯這個“火焰”，來描述這個詞所指的一種非常抽象的狀态。
在這個意義上，方言雖然是有地域性的，但常常是我們認識人類的切入口，有時甚至是很寶貴的化石标本。
當然，方言也是各各有别的，其中沒有多大意思的一部分，肯定會逐步消亡。
崔衛平：這樣一種隐伏和連帶着生活更為内在和普遍意義的方言，也是我們更為通用的語言的一個意義來源，也就是說，它們會将某些意義源源不斷地帶到我們的共同語中來，照亮生活或人性的某個側面。
韓少功：對待方言和共同語，我沒有特别的偏見。
共同語中也有糟粕，也有精華，方言同樣是如此。
我惟一的取舍标準，是看它們對探索和表達我們的人生有沒有幫助。
崔衛平：馬橋這種方言與你出生地長沙所使用的語言差别大不大？ 韓少功：應該說差别相當大。
我在大學上語音課的時候，看全國方言圖，發現就湖南這一塊的色标特别複雜和零碎，不象西南官話覆蓋了雲貴川陝一大片，北方話也覆蓋了華北、東北一大片，閩語和粵語各據一方，其勢力範圍也不算小。
隻有湖南是“十裡有三音”，方言種類特别多。
這可能與地理、曆史的諸多條件有關，比如人的流動和交往在湖南那個多山的地區有太多障礙。
崔衛平：你對語音很敏感。
這麼多的發音差異在中文的書寫形式中被大大地抹殺了。
比較起北方話和南方話如閩南話來，統一的中文書寫形式似乎有些“文不對題”，難以覆蓋幅員遼闊的衆多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以及環境特色，也難以傳達它們之間的差異。
韓少功：一般的語言理論認為，語音是先于文字的，是比文字出現和使用更早的物質載體。
語音是不是更深地介入了語義的積累和實現，至少也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
秦始皇要統一文字，很快就統一了。
中國政府要說推行簡化字，很快就推行了。
但這些運動并沒有統一語言，比方沒辦法消滅閩語音或粵語音。
有些專家還證明：在語言傳播中，聲音記憶是比字形記憶更重要的手段。
我們自己大概都有過這種體會：字忘了，音還記得。
崔衛平：從想象力的方面來說，啟動小說靈感的可能是視覺想象力，也可能是聽覺想象力。
有些小說家可能對聲音及其差别更有天賦，聲音更能觸發他們的聯想。
定居于加拿大的捷克語小說家可沃萊斯基（1924——）用英語在加拿大或美國的大學裡講福克納，卻始終用捷克語寫他的小說。
在他看來，比較起捷克語來，英語是一種“令人無望的缺乏性感的語言”，他自己也“從來沒有一個說英語的情人”。
他列舉了mary或maria這一類詞的捷克語發音，有十幾、二十個吧，弄得很複雜，其中每一個都表達了不同的親密狀态，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柔情蜜意。
所有這些東西在譯成英語的時候，都可能丢失了。
韓少功：馬橋語言中也有這樣的現象。
比如“他”與“渠”在馬橋語言中是有很大差